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军旧部冯国璋为了镇压革命军，于10月30日在汉纵火，焚毁汉口镇约五分之一的街市，将汉正街市场葬于火海，“上段仅硚口至遇至巷一带，下段仅张美之路至花楼一带留存”，使有着“东方芝加哥”美誉的武汉在20世纪初的商业发展遭受重创，而武汉商人并未由此止步，而是在涅槃中孕育出了一代商人的繁华与荣光。

辛亥革命宣示了新旧两个世界的交替，将武汉商人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有人暗中支持革命，有人趁乱世发了大财。各方利益的争夺和权衡，使人性的选择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一夕间，财富腾挪翻转，每天都在上演着暴富和破产的戏码。

“地皮大王”刘歆生，拥有上自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当年还未修堤），南至租界，方圆60平方公里之内的湖荡地，几乎囊括了市区可能发展的全部土地。以至于可以对黎元洪夸口：“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创建了汉口。”1906年，由他提供地皮，与人合作建成了“华商跑马场”，吸引市民赌马。华商跑马场对所有人开放，生意一直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在其购地填土修路建房中，由于扩张太快，开支浩繁，到1911年时，已积欠华洋各界款项达500余万两，到最后不得不出售部分土地抵债。

油盐巨商贺衡夫1911年才开始由一个摆摊小贩向汉口巨贾的路径转变。他在汉口开设衡昌仁记油盐零售店，并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发挥店面的区位优势，店前售油盐，店后则经营桐油出口，业务范围大为扩充。后发展为3个油盐店和1

家桐油行，并在湖北老河口设庄收购桐油。

从武汉走出去的商人韩永清，15岁到汉口永兴洋行牛皮厂帮工，常向同乡买办杨坤山学习英语，18岁时就能用英语会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意外被选派至巡警道署任通译，专与外商打交道。宣统二年(1910年)出任和记南京洋行

买办，曾投资创办煤厂、纱厂、银行等企业，并与贺衡夫共同创办武汉桐油公司，成为金陵首富。1911年，韩永清捐巨资支持武昌首义，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书“博爱”横匾相赠，并委为总统府顾问。此后，韩永清又相继被黎元洪、冯国璋及江苏、湖北两省军政首长聘为顾问。

宁波商人宋炜臣在武汉迎来了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少小家贫的宋炜臣得到同乡巨贾叶澄衷的提携，进入商道。1896年，宋炜臣30岁，他身负扩大经营叶氏企业经营的重任来到武汉，迎来其实业发展辉煌时期。1898年，宋出资筹办汉镇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他在武汉发展水电事业的历程，被后世尊为湖北公用事业第一人。

1911年辛亥首义，汉口一片混战，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一再被挤占。宋炜臣多方奔走，将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之外，但仍受到战争破坏。为使汉口迅速恢复水电供应，宋不惜以价值50万元私有地产向日本正金银行抵押贷款。1913

年日债到期，又多次上北京求得财政部担保延期偿付，使公司幸免落于日商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外汇暴跌，宋炜臣趁此机会积极筹措华资，购买日币，提前偿还了全部日债，并辞退了公司内日籍人员，保证了企业的民族实业性质。

买办之子刘子敬出身优渥，有一个已为他打下业绩的父亲。其父刘辅堂早年为新泰、阜昌洋行买办。1911年前后，刘子敬涉足房地产业，先后购进和修建辅堂里、辅德里、辅仁里、辅义里及方正里等处房屋100余栋，还在鄱阳街和江西庐山修造了私人豪宅，每月租金收入达3万余元。这些房产，不仅使刘子敬每年有3万多大洋的收益，而且还可用作抵押，贷款发展实业。

而后来拜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家之一、“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德生为岳父的李国伟，1911年才因缴不出学费而在家自学英语被招收进唐山工学院，免收学膳，这个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的小伙子在民族工兴时期在武汉创办纺织和面粉两大实业。在抗战爆发后将产业完整的内迁至重庆，并进一步的扩大规模。抗战胜利后，他着手建立以武汉为中心，以川、陕和沪为两翼的企业体系，先后在上海、芜湖、广州建有多家面粉厂和纺织厂。

富二代周仲宣是周恒顺机器厂的公子，14岁便随父亲去上海江南造船厂见习，又先后两次到日本大阪参观机器厂，对于现代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十分热衷。15岁在炉坊学翻砂，17岁时继承父业。在旧中国的数十年间，周恒顺机器

厂陆续生产出蒸汽机、卷扬机、抽水机、蒸汽抽水机、制茶机、造币机、煤气机、轮船等多种机器产品。1907年，周仲宣向造船领域发展，并于同年试制出80马力，木壳，吃水4－6英尺的小火轮“顺风号”蒸汽机船，是武汉市自造的第二艘轮船，处女拟航行到洞庭湖与常德，可惜的是途中被别的轮船撞翻，打了几年官司，不但无结果，反而损失了2万余元。他并不灰心，继续努力经营。宣统二年(1910年)，顺丰榨油厂准备同英国洋行签订100马力的蒸汽机订货合同，周以低于英商１/４的价格承接了这项业务，蒸汽机经精心研制成功后，如期交货，受到好评。

倒爷韩惠安排行老四，因家贫随父兄到汉口经商，贩京广杂货到豫、陕、川、甘等地，带回当地山货，如牛羊皮返销汉口。其父及长兄去世后，韩在汉口开设福庆泰山货行，由其两兄分驻西安、驻马店收购山货，并将汉产的棉纱、布匹返运至该两地销售，连年获利。1911年武昌首义，洋商停止收购山货，价格骤跌，韩惠安却大胆囤积。随着时局的好转，德泰、谦信等洋行大量收购山货，韩立刻以高价抛售，获得暴利。

甚至连总统黎元洪在晚年都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

据《武汉市志·工业志》记载，自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期间，武汉的民营工业获得丰厚利润，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纷纷向工业投资，至20年代中期，武汉已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约600家。这些厂分布20多个行业，以纺织工业最多，约290户；碾米业90余户，新建立的有80余户；印刷业71户，新建的有34户；机器业58户，新建立的有40余户。

这一切要从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创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开始说起，而辛亥革命前后，暗流涌动的民族工商业者抓住机会做大企业，逆风起势，给革命穿上一层保暖的“经济”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