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人还是习惯性的用诗意来修辞他的影像作品，但是在谈到摄影时，诗人王寅就把诗歌抛到一边了，他总说：“我从不觉得自己的照片很诗意，我的诗歌与照片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

确实，读过王寅诗歌的人回过头再看他拍的照片，便会发现他在影像世界里所散发的不同气质，用他的话说就是，摄影挖掘出了他在文学里无法体现的明媚的另一面。

而王寅在言谈中流露出的看待摄影的那种随意与轻松、享受与单纯，或许也是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共同的心声。“数码相机发明的太晚啦！”他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票友。摄影就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沈　祎：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摄影的？怎么会从文字转向摄影这一块？

王　寅：2003年。开始拍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记者外出采访经常需要给采访对象拍照，我不想经常麻烦摄影师，而且那时正好数码也开始普及了，干脆买了个数码相机。第一台数码是Canon　G5。G5丢了以后，后来又用过10D和Canon　MarkII。

买了相机之后，正好有机会去滇西北，在那里遇上摄影师协会组织的摄影比赛，摄影师们背的相机都很高级，就我拿了一个民用的小相机。拍摄的时候，一群“长枪大炮”挤在我前面，挡住了视线。我不客气地扒拉出缝隙，他们回头一看，看到我手里的小相机，眼神里流露出不屑。我觉得能不能拍好照片和相机的大小没多大关系。当时拍了几张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照片——几个在聊天的喇嘛，焦点在后景，正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拍出的是逆光的剪影效果。拍完后我给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家朋友看，他看完之后第一反应就说：呀，你的焦点应该对在人脸上啊！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就意识到自己与专业摄影人士的观念差别有多么大。传统摄影首先要求把东西拍得清清楚楚，而我拍照完全没有规矩章法，那组照片追求的是特别的影调效果，但他无法理解。相反，后来一个拍电影的朋友看到这组照片却觉得非常好，他觉得那种光影效果很像电影画面。

云南之后又紧接着去了法国、日本，用到相机的机会很多，之后出差的机会也特别多，于是就一直拍、一直拍，感觉总也拍不够。其实，我并没有从文字转向摄影，只是多了一个手段，两者齐头并进。

我觉得自己既不是文字记者，也不是摄影记者，是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沈　祎：那么刚开始拍照时，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困扰你？

王　寅：其实直到现在，我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让我全手动拍的话还是会有很多问题。不过好在有了数码相机，拍不好可以再拍嘛。

沈　祎：你是诗人，也是一位记者，你觉得这些角色对你的摄影观察、影像表现上有什么影响？

王　寅：肯定会有，我想原先大量的阅读对于影像的理解，包括构图和抓取的瞬间一定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影响是综合的，就好比你每天吃的菜，说不清楚具体是补充哪一方面的营养。

不过在美学上，我一直以来都是对纪实摄影比较感兴趣，对观念的东西比较淡漠。这也决定了我的拍摄风格，我一般遵循最基本和最朴素的拍摄方式，从不摆布或者在影像上做类似变形的处理。那些讲究“观念”的作品虽然现在可以卖很好的价钱，但是我不会那样去拍。我也不屑于做电子暗房的后期处理。当然，我的认识也不一定正确。

沈　祎：摄影以后再回顾文字创作，你会不会觉得创作感受上有所变化？

王　寅：我拍照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资料保存的，便于记忆和回到现场，因为人的记忆经常会出问题。比如一串数字，一个名字，光靠记忆是记不住的，但是拍张照片立刻就能“存档”了。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的风景如何，有哪些细节，拍张照片就能记录下来。这些都能帮助我回来后再进行整理。

沈　祎：作为一个摄影师，看到怎样的影像会刺激你按下快门？

王　寅：任何东西都会刺激我。不过相对来说，每个人还是有不同的审美倾向与价值判断。我对光影的变化比较敏感，喜欢明暗对比强烈、主题性比较鲜明的对象；另外我喜欢有新鲜感的，令人好奇的东西。这些都能引起我的拍摄冲动。

沈　祎：作为一个观者，怎么样的影像吸引你呢？

王　寅：我喜欢比较“意外”的照片，我说的“意外”并不是摆布出来的，而是它的构图、影调会给人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它是一种神来之笔，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点和诗歌是很接近的，都是一瞬间的东西。

沈　祎：就是阮义忠先生说的“上帝赐给你的礼物”？

王　寅：没错，正是如此。

沈　祎：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摄影师？平时在影像方面看哪些方面的资讯，比如马格南？

王　寅：马格南以前看得比较多，但是现在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会买大量影像方面的书籍，不会特别迷恋单独一个摄影师或者迷信权威。一般出国的时候会购买一些画册，其中一些摄影师并不一定很有名。比如，我最近买到一本俄国人拍彼得堡的画册，都是以传统手法拍出的黑白老照片，虽然很多都是出自无名氏之手，但是非常之精彩，不亚于大师的作品。

还有我比较喜欢马丁·帕尔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感非常强，而我自己也是只拍彩色，不拍黑白的。这可能也是由于没拍过胶片的关系，所以没有“黑白情结”。在我看来，彩色是比较能还原世界原貌的，而且也比较难把握。

另外，就摄影书籍方面，顾铮与阮义忠先生编写的书对我影响比较大，可以帮助我了解到很多摄影家的成长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也是从发烧友起步的，而且很多一辈子都是发烧友。

沈　祎：你的很多图片都是在工作旅行中拍摄的，如何避免拍出走马观花的“糖水片”呢？

王　寅：其实我最初拍的也是“糖水片”。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糖水片”是一种美学现象，比如它的风格一般比较唯美，有几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与风景的结合、风光天气等等。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或许美学价值并不高。

沈　祎：那你觉得现在自己拍的是“糖水片”吗？

王　寅：我的片子比较明媚，所以可能会使人产生糖水片的联想。

沈　祎：你游历过许多城市，也拍了很多关于城市的照片，能不能分享一下拍摄心得。

王　寅：我一般比较喜欢大都市，因为它丰富。对于我来说，同样一个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城市会比农村有意思很多。在农村，稻田就是稻田，草木就是草木，千篇一律，而城市却由于到处都是人，所以充满了变化，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故事，有很多可选择的题材不断刺激我的眼睛。在国外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了街头，只有在雨天才会去美术馆和博物馆。

沈　祎：深陷在陌生的大都市，难道不会觉得浮躁吗？

王　寅：不会，越是节奏快的地方我越是感觉如鱼得水。我喜欢到“脏乱差”的地方，还有就是高密度的城市。对于我来说，人的密度、建筑的密度与出片的密度是成正比的。比如纽约，我去过好几次，每次去都很兴奋，走都走不厌。城市生活在我看来就是各种稀奇古怪，有趣事情的集合点。相对来说，我就不太喜欢波士顿，那是个单调、乏味、刻板、装紧的有产者城市。

沈　祎：近几年很多纸媒记者都开始从事当代摄影这一块的活动，并且都有所建树。在影像捕捉和表达上，你觉得他们的优势在于哪里？

王　寅：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以前我们说摄影有专业与业余之分，所谓“专业”，无非指的就是拥有占有机器的资源，因为以前拥有相机和胶卷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自从有了数码之后，这个壁垒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拿着傻瓜机也能拍出好照片。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拍照的才能，只是以前没有机会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糖水片”没什么不好的原因，因为有了拍照的机会，拍着拍着就能拍出好照片了。

至于优势，在媒体圈的记者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可以接触更多的人与事；由于职业习惯，记者会更多地关心和观察周围的一切，会留意到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当然这个角色也有两面性。记者拍照都比较快，比较匆忙，而且，可能由于职业习惯拍出的容易都是新闻摄影风格的照片。

我因为在周报，工作节奏相对日报会缓和一些。加上我是文字记者，拍照只是业余爱好，会比较从容，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创作，而不是单纯地完成任务。

沈　祎：你如何会想到以孩子作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你如何和他们互动的？

王　寅：拍孩子是因为孩子相对于大人来说更容易接近，成年人容易有戒备心。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孩子看到我总能笑得很开心？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有些东西是言语无法表述的。

非要说到拍摄方式的话，第一无非就是对他们微笑；第二就是与他们保持相对平等的高度；第三就是尽量靠近孩子，我拍摄用的基本是17-40广角镜，和孩子们的距离非常近。孩子总能给出反应，而且是积极的反应。大多数孩子的表现都是很自然的，不会有表演的痕迹，不会在乎镜头的存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孩子甚至还会主动配合你、引导你，譬如哈瓦那小女孩的那张就是这样，尽管语言不通，但不影响交流和互动，那些动作都是在拍摄过程中，她自己摆出来的，好像知道你要什么，收获也就往往大大出乎意料。

我从来没有像拍摄孩子这样近地拍过成年人，这可能和我内向的性格有关，拍摄成年人的时候总是有沟通的障碍，唯独在拍摄孩子的时候是最轻松、毫无心理负担的，拍的时候自己也会特别开心。

沈　祎：你好像比较倾向拍摄孩子的快乐一面？

王　寅：其实孩子的各种状态我都拍过，我在喀什还拍过一个孩子哭的过程，孩子也有忧伤和沉默的时刻，但是在最后选片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选择他们欢笑的一面。

沈　祎：你提到了自己不太拍人，却很喜欢拍摄城市生活，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因为人往往是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　寅：很少拍成年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对成年人的生活不太好奇。而在我看来，人就是城市生活里面的一棵树或者一根草，只是我取景框里的一个“物”，一种“颜色”。这可能也是我与马格南摄影师的一个不同，他们很强调刻画人物性格和特征，而我的照片里面很少会有关于人物的特写。我也不用定焦镜头，一直用广角。

沈　祎：顾铮老师评价你的作品中“诗意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甚至消失”，说你的摄影是诗歌与图像的对接，将诗的感染力辐射到了图像本身。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王　寅：顾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开始拍照，拍得还不太好，大多是静态的漂亮风景，我一直把他的话当成鼓励和鞭策，现在题材更多一些，表现手段也会丰富一些。不过拍照与写诗一样都是需要想象的，没有想象力的话，很多照片都拍不出来。我在拍摄前会有某种期待，但不做预设，也无法预设。

除了孩子，我的街头摄影比较多，其他就是舞台摄影。舞台摄影很有挑战性，因为光线条件比较复杂。在舞台艺术里面，我最喜欢拍现代舞，其喜欢的程度远远超过喜欢芭蕾舞，芭蕾舞非常程式化，几个回合下来，根据音乐就可以把握他的节奏，但是现代舞即兴的成分非常高，你永远无法预先知道台上演员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沈　祎：为什么对舞台摄影情有独钟？是因为技术上的挑战？

王　寅：舞台摄影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技术上的挑战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舞台之所以吸引我，一个可能是因为舞台上的光影比现实生活中较丰富；其次我对于人在特殊光照下的形体很感兴趣，那种立体感很美。很多时候我对戏剧本身并不感兴趣，我不一定关心他们演什么，但是我对于舞台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我喜欢剧场的氛围，包括台前台后。有些国外团体来演出时，我经常会跑去拍他们排练，那时候不用担心影响到观众，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沈　祎：感觉你的作品大都显得很松弛，是否和拍摄心境有关？

王　寅：可能与我大多选择在阳光下拍摄有关系，就像向日葵，我是向着太阳的。拍照使我快乐，即使有的时候走了一天，一张好照片都没拍到，仍然很快乐。对于我来说，拍照享受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个行为本身。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拍坏了大不了再拍，没什么心理负担。

拍照是有无限可能性的，不论从器材的更新、手法的实验或者个人的认识上，总是不断提升的空间的。我从来不感觉自己在拍照上有什么“瓶颈期”，时间永远不够，总是觉得“天暗得太早了。”

沈　祎：有人说“业余爱好者往往才是真正的大师”，你如何看待这句话。

王　寅：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一个“票友”，拍照纯粹是为了好玩。但是，摄影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性，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我曾经采访过马克·吕布，他就提到要成为一个摄影师，首先要有一个结实的照相机和一双结实的鞋子。他强调了勤奋，而现在大多数人足够聪明，却少了勤奋。

拍照是很单纯的个人行为。鲍德里亚就是摄影票友，拿了个傻瓜机就能拍照，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那样。

拍照不需要牵涉太多的人和事，操作也比较简单，尤其现在到了数码时代，连暗房都不需要了，多好！而且我比较开心的是，我送本书给别人，别人还不一定看，但是我如果送张照片，人家说不定会挂墙上。人家说我拍照拍得好，远比说我诗写得好令我开心得多啦！

沈　祎：有没有这种情况，在写作的时候头脑里出现了某个意象，会在现实中找寻相应的影像？

王　寅：不会。但是有人和我出过主意，就是出本摄影集并且配上自己的诗歌，一面是诗歌，一面是文字，这个想法很好。但我觉得我很难给自己的诗歌找到对应的画面。除非别人来帮我做这样的事情，比较客观，或许能找到共同点。

你以前也拍过纪录片，你在拍摄静态影像和制作动态影像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拍照和拍电视纪录片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当初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对镜头还是很讲究的。那个时候电视台用的是对编机，但是我会不厌其烦地先音乐打底，然后根据节奏一个个镜头去剪接画面，常常一天都做不了多少，但是我却很高兴做这个事情。这可能因为我对于影像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

应该说，Video的宽容度比摄影要大，但是静态影像更难拍。

沈　祎：现在有人觉得静态影像会被动态影像取代，你觉得呢？

王　寅：我很反感一些摄影师在现场拿着相机调到连拍一阵狂按，到底是你在拍照还是机器在拍照呢。

沈　祎：就是毫无思考了。

王　寅：对。但是这种可能比较适合报纸，因为赶时间，而且最后也只用一张。

沈　祎：你如何看待静态影像和动态影像两者的角色呢？

王　寅：他们的重点不同，价值也不同，拍摄设备不同，表现手法，创作者的心态也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属于“影像”这一媒介。

比方说，我们同样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去记录一个事件，照相机记录的是一个瞬间，但是摄像机记录的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差别，都是有价值的。

我记得当时美国有一组很有名的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是用照片记录了家里的一对姐弟从楼梯上摔下的过程。在那个过程中，人的表情是放大了的，肢体也很清楚。同样的过程如果用摄像机来记录就不会那么清晰。

沈　祎：你的意思是照片更能抓住“决定性瞬间”？

王　寅：不，也不是。我觉得“决定性瞬间”太狭窄了。

回到刚才的话题，照片在这一过程中其实是把情感的东西放大了，不单单表现了事件，还表现了人的恐惧，慌张，失魂落魄和无助。这些细节在Video里面怎么能看得清楚呢？

同样的，光看照片又不能完整地记录整个过程，所以动态影像的东西也是需要的，两者都是不可缺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沈　祎：那我们现在来谈谈布列松的“做作”吧。

王　寅：现在摄影界的很多人对于布列松已经很不以为然了，觉得他有点“小家子气”，做一些过于精巧的安排。布列松的风格比较清新，这些对我都是有影响的。但是难道一定要等在一个转弯角等一辆自行车过去才能拍照吗？这样就太设计了，意思不大，取巧的东西太多了。

我记得Jeanloup　Sieff就对“决定性瞬间”很不以为然，他说：布列松给自己订下了许多规则，如果没有达到某些几何上的要求，他就不按快门，即使世界爆炸，他仍然要按照他的几何原则去拍照。

我拍照时百无禁忌，任何人的美学观点我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怎么舒服怎么拍，不会为一种学术观点所左右。

沈　祎：你会不厌其烦地去同一个地方拍照吗？

王　寅：会的，比如我去纽约的时候，经常会不知不觉地去纽约大学的华盛顿广场，即使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收获。

你在一个地方等一个小时的收获大，还是出去走一个小时的收获大呢？其实概率是一样的。并不一定要到处跑才能拍照，其实你呆在家里，躺在床上也能拍照，因为光影是在不停变化的。这样想你就会很释然，我从来不会因为错过什么，或者拍坏一张照片而懊恼。拍不到就等下一张好了。

摄影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它能调动你所有的能量，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这和文学创作其实非常相像，只不过载体不同。全神贯注，这种忘我的状态是非常叫人愉快的。很难想象一个人一边接电话一边三心二意地拍照。

还有一点，就是拍照让我去了更多的地方，如果不是拍照，去一个地方走马观花看看就算了，但是拍照以后就是有意识地走了更多的路。

沈　祎：你会有人潮恐惧症吗？

王　寅：没有，摄影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给了你一个保护色，让你有了一个去接近别人的理由，当你手里有了相机，接近人群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这和我记者的职业一样，如果我不是记者，也不会去采访那么多人，认识那么多人。

沈　祎：现在回顾一下，觉得自己的摄影经历了哪些阶段？

王　寅：最早用G5的时候，很多抓拍的镜头是无法拍的，主要拍的是风光。后来用10D，再后来用markII就拍一些动态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舞台的东西。其实舞台我在用G5的时候就开始拍，但是拍得不好。

沈　祎：我还是很期待你的诗歌和照片结合出一本书的。

王　寅：这个要别人来做，我自己真的没办法做。

沈　祎：你在写作的时候会有想象的画面吧？

王　寅：有的，但是拍出来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不过我在《书城》封二经常会发表一些文字配上自己的照片。他们问我要稿子了，我才写。一年也没几张。

沈　祎：你觉得这种文字和照片的结合会产生1+1>2的效果吗？

王　寅：《书城》那个栏目叫做“摄手记”，就是摄影手记，记录拍摄这个照片的过程。很多在照片中没有讲到的东西可以通过文字表述清楚。这点我挺感谢《书城》的编辑彭伦，他逼着我写了很多东西，没有他的约稿，我不会想到写那样的文字。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形式，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过头看照片，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沈　祎：你觉得现在摄影发烧友在摄影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王　寅：很多发烧友是不是太迷信器材，太迷信技术指标了。其实决定照片好坏的恰恰不是这两点，而是一个人的眼睛和他的感觉。

沈　祎：你觉得这种感觉是天生的吗？

王　寅：天生的。

沈　祎：这么说要打击很多人了。

王　寅：当然这么说可能有些绝对，有种感觉可能是天生的，但是构图、色彩的训练是后天的。

沈　祎：你觉得现在中国摄影圈有什么问题？

王　寅：和文学圈的问题一样大。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创作。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浮夸、急功近利的社会，所以拍出的照片大多也是如此，这也不奇怪。中国摄影师拍出来的作品都大同小异，真正有个性的不多。大多数还是停留在记录的层面，比如浦东造了一幢高楼，他把它拍下来了，十几年后这张照片可能会有价值，但是那是史料价值。

沈　祎：你觉得这种问题在短时间内可能得到改善吗？

王　寅：或许某一天会有一大批某个年龄段很有实力的摄影家横空出世，星宿集体下凡，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然后这个时代一下子就被改变了。目前还是很寥落的

沈　祎：你喜欢看电影吗？喜欢哪一类电影？看电影会不会影响你的影像观？

王　寅：我喜欢黑帮电影。喜欢马丁·斯科塞斯。我喜欢他电影里那种光影的变化。比如一个杀手夜晚从车里出来，逆光打过来，人行道上冒出白色的热气。到了纽约才发现，其实这是很写实的，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场面，一模一样。

沈　祎：主要看美国的黑帮片多？

王　寅：香港的也看，看早期的那些，现在香港也拍黑帮片，但是不如从前。

沈　祎：黑帮片主要还是影像上比较吸引你。

王　寅：故事也好看。

沈　祎：你看纪录片多吗？

王　寅：纪录片不怎么看。看纪录片好像中彩一样，看个一百部好不容易才能看到一两部好的，需要很大的耐心。但是我很喜欢看BBC的专题片。

沈　祎：目前有什么最想拍的题材或者想尝试的风格吗？

王　寅：我最想拍的照片，你一定想不到，并不是现在拍的照片，而是Vogue上的大片。

沈　祎：我觉得你在影像上的审美和文字上的风格真的差挺大的。似乎影像上追求比较刺激感的东西。

王　寅：是不太统一。一般来说，你喜欢的东西都往往是达不到的，遥不可及，所以才喜欢。比如诗歌上，我比较喜欢聂鲁达，因为我永远达不到。如果觉得很轻易就能达到，就不会去想他了。

沈　祎：还是比较特别的，大多数人潜意识里还是会倾向和喜欢与自己审美比较相像的一面。

王　寅：我不会。那样的东西不稀奇。

沈　祎：看到你很多拍国外的照片，却很少看到你拍上海，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　寅：我对上海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也许是因为出生和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对我太过熟悉，缺乏距离的缘故。也许需要一本书才能够表达，好在已经在着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