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北京晚报推出了《国家》特刊。这份特刊可以分为《国家·策》、《国家·志》、《国家-传》、《国家·赋》四大报道板块。《国家·策》在四大板块中是居于领衔位置的。仅从标题不难看出，“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建国前夕面临重大抉择”，“社会主义的鸭子应该更好吃好”，“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改革目标模式摸索了十四年”……这一板块的内容，以全局的视野俯瞰了共和国60年走过的风云变化，讨论了事关国家命运、前途和方向的20个重大理论问题。

这种理论性、政策性很强的大话题通常认为是非晚报化的。在《国家，策》板块成型之初，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怎么来全景展示共和国60年的历史。当把国家作为一个主体，讲述它在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光荣与梦想乃至挫折与抗争的时候，总会有些在用一条皮尺去丈量一座大厦的惶恐无奈。很庆幸的是，《国家·策》没有因为报道视野的皮尺不够长就放弃了对共和国大厦的测量。

很多时候，一个报道的策划者面对难以驾驭的大话题时，总会不自觉的躲闪，这种躲闪也可以冠以个好词，就是以小见大。共和国60年的话题，同样可以以小见大的玩躲闪，比如谈谈百姓生活图景的变迁，从缝纫机到计算机，从自行车到奔驰车：比如谈谈城市建设图景的变迁，从四合院到建外SOH0，从蒸汽车到D车族……这些都是用水滴来映衬历史的洪流的典型性“躲闪”思维。对共和国60周年的报道，这样的策划很多，好不好?也好。很俏。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国家的宏大历史话题时，很俏很有趣很有意思则是“难以承受的轻”了。

《国家·策》不讨巧。它的内容应对了报纸报道往往刻意躲闪的一个词：理论。一张以百姓生活报道为主导的报纸可以谈理论吗?《国家·策》的出现证明了可以。《国家·策》板块没有避让共和国历史这个宏大命题，站在决策的高度展示了这个国家所经历的非凡转折，这种对大历史命运转折的平实描述事实证明更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和警醒人心的启发，而这种力量和启发则是要建立在理论的研究和梳理上才能得到价值的保证。

《国家·策》的两位主笔林蕴晖和萧冬连教授，都是党史专家，当策划小组请他们出山执笔的时候，他们很惊讶，没想到北京晚报需要他们来开讲堂，他们的文章大多出现在《党史研究》上的，同时也都觉得给北京晚报写“理论”不好写。

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写什么题目。《国家·策》一共20期的题目，始终围绕的中心词就是“高层论争”。先说决策，《国家·策》沿着60年历史的时间脉络，清晰地描述了影响中国命运的诸多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从建国之初高层就“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争论到改革开放经历14年摸索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20期的题目具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争论。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到，每一项高层决策的出台就充满了思想和方向上的较量。《怎样让农民富起来?——建国之初的高层论争》一文中，可以看到从张闻天、高岗到刘少奇对农民变工互助的讨论，而华北局小白楼会议上，一个下级党组织罕见地“要求保留意见”，而最终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

“高层论争”决定了《国家·策》的历史宏观视野。当我们今天回顾共和国的风雨征程时，《国家，策》站在了决策高度来分析和评述成败得失的，并且清晰完整地构筑了一个60年的坐标系。这种构筑的价值不是为了迎合，而是為了引导。

题目敲定了，接下来的难题是怎么写?第一担心谈不透。两位党史专家的著述向来都是大部头。林蕴晖教授的《国史札记》今年5月刚出版，梳理了建国之初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算是普及读物。但每一篇的篇幅也都是数万字，而晚报版面容量有限，2个版满打满算6000字，两位教授都有充足的历史资料，可惜北京晚报的“盘子”小。第二担心说不通。谈国史党史，谈理论，不是要满足大众阅读的猎奇心理，而是以辨析正谬、明确方向为要务，而北京晚报读者的阅读语境和两位教授的学术语境毕竟差别很大，自然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

怎么写?林蕴晖教授给了个答案，就三个字一一“讲故事”。请学者说“评书”，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开了先河，但是请党史学者说“评书”，应该说是北京晚报的《国家》特刊创了先例。说《国家》特刊是请学者讲“评书”，这只是比喻。真正写起来，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不能像“明朝那些事”那样的戏说。《国家·策》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高层”，一个是“决策”，《国家·策》描述了共和国一系列高层决策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顽强的摸索、不息的争议和痛苦的抉择，这本身恰恰就是历史呈现的故事性，事实证明。共和国艰辛摸索的六十年，其本身的故事性无需语言上的添油加醋就有足够的阅读魅力。

所谓的讲故事，放在文章里，就是用细节来说话。《国家·策》承载了一个描述大历史的任务，而它的描述方式是用无数的小细节来构建。这些小细节提供了足够的剧情和生动的语言。

这些小细节可以是一件事。“双百方针”的确立，是在一部戏上得到了响应。1956年3月22日，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他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曲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恩来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这时，浙江省的昆剧团排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内容是揭露官僚主义)。《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毛泽东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给予高度肯定，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

可以是一个人。在《向科学进军》一文中，林蕴晖教授在两弹一星的元勋名单之后，单独讲述了一个人——郭永怀烈士。1968年12月初，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大历史同样可以是一句话，不用担心理论晦涩难懂，有细节的语言就足够生动。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决策者的妙语横生，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时说“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更能看到普通民众的朴素表达，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着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正式终止，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大调整时期。“包产到户”几经起伏，1961年春再次卷土重来，听听这时候农民们的语言，他们说。“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这句话是农民们对现实最智慧的描述，这种历史性的语言是完全不用再加工和再戏说的了。

《国家·策》板块给报纸的理论性报道提供了一次不躲闪的尝试。结论是，面对历史性的大话题，报纸应该敢于去触碰大话题，敢于用理论来指导阅读。

(作者为北京晚报《国家》特刊“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