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总是会定格在茫茫的记忆里，尤如那一年四季的树，哗哗的树叶摇曳着风雨，让你仰望岁月，正如星星点点的记忆忽隐忽现，那一山那一坡的往事由远而近。

母亲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母亲也常常念叨一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常年吃不饱饭，因为肚子里没有多少粮食而常常在噩梦中惊醒。家里兄弟姐妹多，老的少的六七口人，一天到晚围着灶台打转。一盆清水半碗麸糠，再撒些青菜叶儿，也尽把稠的让给老的小的，那时工分很值钱，能出力的都得去挣工分。太阳刚刚露出山峦也是社员劳作的时间，大家相互张望着也互相斗着气，谁出了力谁又耍了懒都有闲话说。阳光很明媚，照着这山，洒满那坡，田脊的杂草要锄，牵藤的番薯要顺，日子一天一天要过。

最困难的日子也还是自然灾害那几年，老人们总是摇着头不愿意再提起。那时我母亲是被逼着出了家门，离开了那坎坎坡坡的山坳。离开家门时，母亲把那山那坡的背影也一起带了去，连同那些奇异的目光也一点不剩地裹进了布衣，就这样，母亲带走了家乡的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

母亲是怎么认识我的父亲，我也不是太清楚，只记得母亲没有忘记淳朴与勤俭，在闲暇时把车站周围的荒坡开垦出来，种下南瓜番薯。那个岁月是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是需要票，买粮要有粮票买布要有布票，生活很清苦，举步维艰。但母亲总说这比过去好多了，至少自己种的蔬菜也能够接济大多的日子。

母亲那时的身板很结实，挑水淋菜比一个大男人都要强许多。水要在家属院内接，离菜地有很远的距离，母亲总是一口气不歇，把菜地一窝一窝地淋透，再摘一把青菜叶和豆角回家。我跟在母亲的身后，就像母亲领着的一只小鸭子，一拐一拐地跟在母亲的身后。

那时候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是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因为生活差母亲没有奶水，一家人就节衣缩食买了一袋山城牌奶粉。母亲用小勺挖上两勺放进碗里，兑上开水，瞬间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屋子，让我幼小的记忆总是香香的、甜甜的、暖暖的。

1976年的夏天，一家人随父亲来到了新的车站，这个站周围没有街道和集市，买米买面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集市不大，也就是河边的一条街道，从街头走到街尾也就十来分钟，但那时也只有赶集是最热闹的事了。集市上人头攒动，编背席的卖麻糖的穿梭游走。地摊边的小人书最招人喜欢，我看见一大堆小孩子在那里翻着，我也常常伫立着再也不想走了。

父亲是一名扳道工，上班时就待在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里。那时候车少，偶尔就几趟。中午饭是需要送的，有时候我也端着饭给父亲送去，好歹离扳道房只有几百米远，我呆呆地守着父亲吃完饭，再把空碗端回去。在父亲休息时，一家人就垦起荒来，父亲挥动着锄头撬动着大石头，母亲拎着一个暖水瓶和茶缸放在空地上，一起搬运着大的石块。不到几个月，离车站不远的山坡都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菜地。那时候家里的鸡鹅成群，蔬菜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再后来还养起了一头小猪，在当时，这也是难以想象的艰苦。

车站最热闹的时候也就是慢车要到来时，一天到晚小站只停两趟慢车。上下车的人也不算太多，有事无事的人都会聚集在站台上，看上一会儿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等待笛音悠长而去才慢慢散去。那时候来车站次数最多的是教育室的邬干事，每次下车后就老远地朝我喊：“小三子——”我就飞快地跑前去，邬干事用食指狠刮一下我的鼻子，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块糖逗我：“快叫邬伯伯。”我就甜甜地喊了一声，邬干事就夸奖道：“你真像潘东子。”我也只是傻傻地笑，也不知道潘东子到底是谁。

蒸汽机是我了解铁路的第一印象。那浓浓的煤烟和弥漫的蒸汽常常弥漫着我的记忆。每次蒸汽机开走之后，我们大人小孩都会提着篮子去捡煤炭，捡上满满一篮子就能煮上好几天的饭。有一天，哥哥领着我坐了第一次火车，那是去矮滩乘降所买粮食，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提心吊胆在车厢里东张西望，生怕被乘务员叫了去。哥哥劲大，把车窗玻璃抬了起来，我把小脑袋探了出去，看着外面移动的山和闪过的树，我都有些看不过来了，突然之间我的眼前黑黑的一片，原来火车钻进了山洞子，我缩回了头，哥哥看见我一个劲儿地笑，原来我满脸都是黑煤灰儿。

在1978年6月，铁道兵修建的襄渝线正式移交铁路投入运营，韶山4型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车速在逐渐地提高，来来回回的列车也逐渐增多了起来，汽笛声长长短短，时时萦绕着我幼时的梦。有一天放学回家，听车站的人说今晚要放电影，是分局成立的电影队在沿线轮流放映。我们小孩子匆匆吃完饭，老早就把木凳子搬到了球场上。车站顿时热闹了起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涌了来。球场上一时容纳不下，一些晚来的村民只好远远地坐在山坡上，也只是能瞅见屏幕却听不清声音。那时候的电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渡江侦察记》《刘三姐》和电影《小花》了。在第二天早上，我跟姐姐老早就被母亲叫了起来，吃过早饭，再把午饭一起带上，与车站的同伴一起跨过铁路，顺着路基的侧沟一路上学去。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议论着电影中的情节，还断断续续哼着刘三姐的对唱，还有《妹妹找哥泪花流》。在翻过半山腰的时候，红红的太阳偷偷地从山巅冒了出来，那金黄色的阳光洒满一地，也像金子一样镀在了我们的身上。在清晨，我们摇晃着太阳，灿烂的歌声飘满了山野。

父亲跟当地村民相处得很亲密，扳道房常常是来往村民歇脚的地儿。不管是串亲访友还是赶集归来的村民，都喜欢在扳道房拉拉话，父亲的茶水壶总是倒完了又添满。在闲暇时父亲也会走村串户，常常挖上几株果树回来，种在房前屋后，我记得的就有桃杏李子树，还有芭蕉和葡萄，种得最多的就是白杨树了，那时候站长碰见父亲就笑着说：“嗯，老赵，这车站都成了花果山了。”

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到父亲负责的道岔前，用铁沙布打磨锈迹斑斑的道床，用棉纱拭干，再涂上一层油。那时候的道岔都是手扳道岔，一边涂抹完了再将道岔扳向另一面，生了锈的道床是很费力气的，我跟哥哥两人都很难扳动到位，父亲对我们说：“道岔要经常保养，就像土地一样要经常翻土除草，庄稼才会越长越旺。”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干起工作都是非常地认真。有一天，父亲跟车站的其他几名职工一起上了山，挖了三棵高大的松柏树，在车站运转室门前并排栽下，树冠像似一把把撑开的大伞，在酷热天为小站增添了一丝新绿。

立冬以后车站就开始热闹了起来，陆陆续续驻扎了许多的工人，说是要进行电气化建设。车站运来了许多铝线和铁架，他们天天开始测量、挖塔坑、打塔座、运材料。北风呼呼呼地吹，那时的仓库房就是他们的寝室，一人一张床，长长地并排着。一到下雨天，他们就缩着脖子呆在房内，打牌的打牌，看书的看书，有一位四十几岁的老工人，一张清瘦的脸配着一副墨镜，闲暇时总拿起一只二胡，悠扬地拉起《二泉映月》的曲子。

一天早晨，我被母亲的惊喜声唤醒，急忙穿衣出门，走出院坝，看见远远近近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大地。小站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白白净净的，一切都是那么明亮，一切都是那么暗藏生机。姐姐不知从哪里捡回一只铁制罐头盒，用铁钉穿了眼儿，再绑上一根铁丝，把木炭柴火点燃，我就会把冰凉的小手儿烤得暖暖和和的。提着这只小火炉，我们就一摇三滑地上学去。爬上山腰，我们就可以俯瞰整個车站，小站上攒动的人群开始忙着扫雪，道岔上站台上都有挥舞铁锹的身影。小火炉冒着青烟，看似要熄的样子，我连忙抓过铁丝舞了起来，姐姐找来一些柴梗，我又蹲着猛吹了几口气，一股浓烟呛得我眼泪直流，火苗又窜了上来，我们便拾起火炉往学校赶去。学校在山顶上，它像一座圣洁的殿堂，离我们是那么地远又是那么地近。我们的双脚沾满了厚厚的雪泥，越走越感到沉重，一步一步地近了，我们仿佛听见了教室里清澈的朗读声：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