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瑞金历史照片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红都瑞金的历史照片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中央苏区和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见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①每一张红都瑞金的历史照片都真实记载了苏区的历史，传承着苏区精神。历史照片的挖掘和应用，关乎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努力做好历史照片的去伪存真、资政育人，既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工作原则问题。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和辨析。

一、红都瑞金历史照片的收藏数量问题

历史照片是定格的历史。红都瑞金历史照片有计划征集收藏，始于1953年春。根据国家文化部要在中央苏区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建立纪念馆的指示精神，在省文化厅的批准协助下，成立了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专门设立征集调查组、保管组等机构，先后征集收藏文物10265件，征集史料10220份。据统计，涉及红都瑞金历史照片约占文史资料中9.6%，共984幅。

根据兰青编撰的《中国摄影史研究》一书，其收录的部分历史照片，拍摄时间多为1930年至1934年间。近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由瑞金革命纪念馆改扩建，更名）馆藏的档案，比该书收录的要更加全面、完整。

按照成像的年代和价值分类，整理出来主要有：《毛泽东同志画像》、《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全体运动员合影》、《国际青年节苏区共产儿童团大检阅》、《少共中央排球队》、《足球冠军、亚军合影》、《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全体学生毕业典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全体合影》、《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工作人员留影》、《会昌县职工联合会工作人员合影》、《苏区干部合影》、《陈毅同志和战士合影》、《苏区女干部合影》、《两个歌舞队员》、《博生堡》、《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中国共产党全苏区代表大会场》、《“一苏大”会检阅红军》、《瑞金群众及红军战斗员指挥员庆祝“一苏大”会》、《“一苏大”会代表合影》、《瑞金群众庆祝“一苏大”会》、《国际青年节苏区共产儿童团大检阅》、《苏区少年先锋队漳州参观团》、《妇女参加生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之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之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之三》、《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一苏大”会授旗、授章摄影之一》、《“一苏大”会授旗、授章摄影之二》②等，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旧居旧址原始资料。

从这些历史照片的名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区历史照片受到当时经济条件和摄影技术的限制，拍摄的题材和数量并不多，在这些照片中大型会议或重要活动一直是拍摄的主要对象，因此可以说幸存下来的照片对佐证与研究这段革命历程尤为珍贵。

到1958年1月，瑞金革命纪念馆正式展出开放，筹备处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文物史料已达20000多件，并利用收集的文物、史料、历史照片，举办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陈列。

二、关于赣南会议与“一苏大”会场照片存疑问题

在馆藏的历史照片中，有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赣南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会），其中属于赣南会议的有3张，占全部的0.3%，属于“一苏大”会的有8张，占全部的0.8 %，现在已经基本运用于文献资料或陈列对外公布，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不少历史照片已得到专家和观众的认可，但也对一些历史照片提出了疑问。如《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图一）照片的真实性有多大？作者在早年引用这些照片时也产生过同样的疑惑。这张照片也较为常见，被广泛运用。

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历史工作者运用历史照片不加以考辨，出现“以讹传讹”现象。历史照片贵在真实。考证辨别历史照片的真伪，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考证历史照片的版本；二是考证历史照片的时间；三是考证历史照片的史实。如对《赣南会议》与“一苏大”照片的辨析。关于这两张会议照片，不少观众认为，一个是党的会议，另一个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两个不同性质的会议，为什么两个会议场景的布置会完全相同呢，甚至参会人员基本上也是一模一样，仅仅是照片的题跋不同而已。现在多数采用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历史照，在照片上方题有“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一一.五.于红色瑞金”（图一）字样，同样在另外一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照片也有“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场景之一，一九三一.一一.七. 于红色瑞金”（图二）字样，但字体手迹却截然不同。笔者认为，虽然照片上似有题跋，但并不一定是原迹，既使是原迹，也有存在笔误的可能，有不少照片是在后续翻拍使用过程中添加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照片，应为“一苏大”会照片，理由简述如下：

其一，会议的主题不同。会议会标、场景应有所区别。对照这两张照片场景完全是一个样。从会议宣传标语或口号内容上看：“全世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农炮垒”，“学习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拥护全苏大会”，真实可信应该是“一苏大”会的照片。

其二，会议的时间不同。再说这两次会议的时间，赣南会议是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为1931年11月7日至20日。赣南会议在前，“一苏大”会在后，两个会闭会与开幕也间隔了1天时间，从时间安排上完全可以重新布置一个会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进一步查找其它资料的过程中，最终发现中国共产党全苏区代表大会会场的历史照片。该照片场景中悬挂了“中国共产党全苏区代表大会”（图三）会标，显然中国共产党全苏区代表大会场景与“一苏大”场景大相径庭，虽然拍摄时间也是1931年11月。可见当年像这样的重大会议一定有较为充分的筹备过程和严密的会场布置，以及相关的要求和纪律，不可能出现现在的套会现象。

其三，参会人员不同。根据老同志回忆和考证，从原《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就座人员来看，右起为梁柏台、任弼时、朱德、毛泽东、项英、陈毅、古柏，还有一位具体是谁，目前不得而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起则是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以在这个时期曾担任过的职务来分析，也可以得到佐证。

梁柏台，1931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直从事司法工作，历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等职。

任弼时，1931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及党校校长。

朱德，1929年初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中央苏区。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政府军事部部长、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

毛泽东，1929年初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苏区。1931年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常委、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项英，1930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陈毅，1929年初与毛泽东、朱德一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1931年1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6月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同年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古柏，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

赣南会议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照片，前者除任弼时、朱德、毛泽东、项英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外，其他多在苏维埃政府任职，后者均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根据以上情况，最后认定赣南会议照片实际为“一苏大”会照片。

三、关于瑞金历史照片的来源利用问题

随着史料征集工作不断深入，以及时代的变迁，历史照片征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涉及的历史照片本身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历史照片的来源，就涉及到资料的真实性，如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等多个方面。

从征集登记簿上看，历史照片的来源主要是群众的捐赠，以及江西省文管会、皖南博物馆、长汀文化馆等支持。征集线索和流传是决定着历史照片真实性、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当年，由于缺乏必要的摄影设施，虽然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过一些摄影器材，但现在留下来的照片，更多的主要靠聘请当地照相馆来完成。应该说，通过影像来记载和论述革命的历程是一大进步。这些历史照片真实记载了在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下，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情况也在苏区老干部部分《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也是20世纪30年代摄影条件的体现。客观上，这些资料除少部分随长征转移外，幸存下来的更属凤毛麟角，这些历史照片，为考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红色故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照片是资料的基础。一方面，要把历史照片纳入文物保护管理范畴，制定和实施严格管理规定，登录造册、统一收藏，并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③，是当今时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形象教科书。另一方面，要形成合理利用的格局。通过历史照片，实现对中央苏区和红色故都史研究的延伸，从历史照片的考证向考证苏区史的延伸，服务从单一修复革命旧址复原陈列、辅助展览向回忆录、编著史料等方面延伸，提高和拓宽历史照片使用途径。

瑞金“一苏大”会、“二苏大”会场景复原，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亭等五大纪念建筑物修复，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苏区党政军群领导人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座上题词手迹复原，再次体现了历史照片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让观众有如历其事、如见其人之感，不断增强了旧居旧址的真实性。

在做好保护整理原有成果的同时，必须重点抓好历史照片新的来源点的搜集，比如对《石叟资料文库》的使用和甄别。陈诚，别号石叟，国民党副总裁，军事统帅。1934年9月，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北路第三路总指挥，占领江西瑞金后，曾让摄影师对叶坪五大纪念建筑物等进行资料拍摄，随后下令拆毁。在台湾建立了个人资料室，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55年瑞金革命纪念馆在原址上修复镶嵌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座四周的10块石刻时，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凯丰、邓发、项英、博古七位领导人题词，以及建塔碑志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再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只好一直空着两块空碑，成为一大缺憾。随着历史文献进一步开放，经过深入细致的挖掘，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之际，修整新镌刻了王稼祥的题词。剩余的一块空碑就是通过《石叟史料文库》找到了历史线索，比较分析出来的，这块空碑就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题词。搜集使用历史照片，要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采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补遗，将最大限度地还原瑞金中央苏区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之，做好红都瑞金历史照片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只有在熟悉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的基础上，既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又要对其科学总结，才能不断丰富馆藏和提高保护利用水平，做到历史照片在诠释红都历史中图文并茂、情文并茂，实事求是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全面、系统、准确和权威性，以史为鉴，为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①《胡锦涛在会见俄罗斯老战士代表时强调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人民日报》2005.5.9。

②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档案资料。

③《文物保护法律指南》，第23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