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可修身养性，可陶冶情操。尤其是隶书上承籀篆，下启楷行，无论在文字学上还是在书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他的隶书和篆刻一样，也受到了汉简的影响，《张迁碑》《礼器》《西狭颂》他下过功夫，尤其是《肥致碑》他更是喜爱，从中汲取不少营养。因此，他的隶书结体偏平，用笔爽快，甚至有还有汉帛的味道。在他的作品集里有幅汉简斗方：白云镜天。那幅隶书堪称那本作品集中的精品，用笔爽朗洒脱。

他临写的《肥致碑》四斗方结体呈横势，端庄齐整，书风含蕴内敛，清秀恬淡。《肥致碑》也影响了他之后隶书书风的走向。

相对于隶书来说，韩纪中的草书整体似乎更加能放开，收合自如。作品集中的几幅草书用笔酣畅，毫无拘束，但又不失法度。一幅《云涛裂岸》草书斗方，墨浅云舒，大开大合，内心潜藏的豪放此时也一览无余。

原来篆刻这么有趣

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他们家住在筒子楼，没暖气。大冬天的晚上老婆孩子睡了，他戴着棉帽，穿着棉大衣和棉鞋在练习书法，夜深人静连毛笔拉动宣纸的声音有时都能听得到。篆刻更不用说，刀在石头上刻画的声音有时像老鼠叫。妻子曾生气地说：哪天把你的石头都扔了。

所幸的是，韩纪中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书法和篆刻多次参加省里和国内的展览。河南省书协副主席云平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熟悉，他对韩纪中的篆刻有这样的评价：“其篆刻，宗法秦汉，又及近人黄牧甫、来楚生等。作品以工稳精细见长，追求典雅格调。”

毫无疑问，他在篆刻上下的功夫最多，爱得也最深。

这些红红的印章，有粗有细，有长有方，每一枚都浸润了他的心血。而他刚刚出的一本《百佛印》，则是集中了他近期刻的100幅佛像。

偶然缘故他爱上佛像篆刻，于是借来一本河南省佛像石刻图集，反复揣摩研究。每天沐手焚香，精心雕刻，从中选出100幅合成书集。

这百幅佛像形态各异，每幅佛像印都是一幅朱红正面，一幅墨拓反面，对比鲜明，艺术感强烈。

韩纪中对于篆刻的追求孤独而执着。从古玺到汉印，到鸟虫体，他都涉猎，线条有粗有细，即有阴柔之美，又有刀刻之拙。尤其是鸟虫体，始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高贵华丽，富有装饰效果，但辨识度难，篆刻更难，而韩纪中也是把握得恰到好处。

对篆刻作品而言，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最重要的是篆刻作品自身所体现出的灵性和思想境界，这是一件艺术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愉悦的根本因素。明人袁宏道认为，灵性的内涵就是讲真情。情真者，自然动人。韩纪中的篆刻艺术，讲求的就是独抒灵性，不拘一格。情志与心境融和，顷刻流动，有感而作，这也是创造大美的的必须。

他的有些印章敢于突破边框的束缚，有的印章巧用笔画做边，独具一格。

韩纪中的篆刻充满张力，他自觉地把握着线条轻重的程度，将线之美妙刻画得淋漓尽致，将线之节律呈于刀起刀落之间，由此，构成了他的风格：简约而不简单，浅雅而不浅显。

篆刻曾经高峰于战国和秦汉，到了明清再次复兴，并由文征明之子首次使用石材为章料。

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经说过：原来篆刻这么有趣。对韩纪中来说篆刻不仅有趣，甚至痴迷。正如他刻的一枚红细红线印章：“独持偏见”。对篆刻艺术，他有时候是真的偏执。

因为篆刻，他爱上了石料。他收藏的章料有两三百块，手把件五六十个。他的手把件都是寿山石的，个个精美，有的看上去像和田白玉温婉圆润，一件件都是那么的美。

玩了几十年篆刻，除了那些红红的印章，这些石料也记录了他篆刻的足迹。他说：“每拥寿山之灵石，若拥文化之大山。”也因为此，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抱石斋”。

对于书法和篆刻，他没有要求自己有多好的成绩，一切平淡坦然，就像他说的，“回望过去，留下的足迹就是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