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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历史形容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那些牵动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一朵朵浪花和鹅卵石。只是，在这些浪花中，不得不提起其中的一朵，他们为着自己的信仰，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就是传教士。

对于这种“文化渗透”式的传教，世人褒贬不一，但值得肯定的是，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为古老中国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基督教进入中国，最早始于唐朝。唐贞观九年，叙利亚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将基督教带人中国。元朝时期，景教复兴，天主教也进入中国，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修会——耶稣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了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

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到达日本后，他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访问中国。

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想尽种种办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他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直至撞开中国的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

158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协助他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们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开始传教。为了消除当地绅士、百姓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他们扮成洋和尚或洋进士，穿中国服装，学说汉语，读四书五经，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大炮，逐渐取得当地百姓及官员的好感。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向北京进发，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并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等贡献给皇帝，结交权贵。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3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为他在阜城门外拨了一块墓地。利玛窦的译著有《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和《几何原本》等。那时，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比得上利玛窦，他被尊称为“利西泰”。

传教士先后三次来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从大唐帝国的雄浑气象、包容气度，到蒙元时期亚洲和欧洲的陆地交通，再到明朝欧洲传教士从海路进入广州，然后到北京，在明末清初，创造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一段蜜月期。

到了清朝，康熙帝偏爱科学与绘画，许多传教士以宫廷画师的身份进入皇宫，比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人。他们有的专职绘画，有的还从事翻译工作。雍正禁教，乾隆又放宽管制，使得一批画师身份的传教士得以生存下来。后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些传教士的身上披上了血腥的外衣，揭开了历史的另一个面目。

清中期的传教士画家不仅精于基督教义，且绘画造诣很深。他们的画对当时中国的人物画、年画、瓷画、建筑、园林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成为一种双向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使这些作品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

纵观历史，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基督福音的种子，他们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不但使得基督教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大地上，同时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入的影响，譬如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的传教士画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