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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片故土之外，我不得不说说那座小城。

小城是那个小村通向外面世界的桥头堡，很小的时候，我们都以去过那个小城为骄傲。小城离我的小村从前有八十华里，现在不到五十华里；从前要翻一座大山，现在只钻一条隧洞；从前需要半天的行程，现在不到一个小时。

对于那座小城，我是怀着感恩的，也是感到隔阂的。毕竟在那儿我度过了几乎整个高中生活，那里有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同学，而我留在那个地方的所有记忆，也就是老师和同学。说到老师，我最感激的是我的两个班主任：一个是初中语文老师，姓张，叫张希良；一个是高中政治老师，姓冯，叫冯胜奎。说到班主任，严格地说，我也只有他们两位。我读小学时，小村里一个老师兼任几个年级的课，根本没有班的概念，自然没有班主任之说。高中之后的班主任只是一个挂名的大学老师，他没有给我们代过课，也极少到班里，一年在教室露面三五次，除了指定过几个班干部之外，就是参与过我们的毕业分配，纯粹一个头衔而已。

见到初中班主任张老师应该是在1977年初夏的一个黄昏。那天，我和母亲搭乘一辆拖拉机颠簸了足有5个小时，才从我的小村摇晃到了县城。拖拉机进城的时候已是午后，昏昏欲睡中，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座小城，看见了所谓的高楼。当时县城的楼房最高只有三层，可当我抬眼打量那些水泥砌起的高楼时，感觉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道里，两边站立着高高的悬崖，这条河道和两边的悬崖与乡村的相比，显得更平展，也更有秩序，至少那些悬崖上阔大的玻璃窗户比悬崖上的荆丛和鸟窝要整齐得多。我坐在拖拉机上，眼睛跟着小城的楼房移动，跟着楼房上那些僵硬的线条移动，那一刻，我的脖子似乎也变得僵硬起来，我有些怀念我流水一样高低跌落的小村。我在小村经常和同伴坐在村子后面高高的土崖上向下俯视，那时候，眼底的房子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间，房顶上炊烟升起，脚下的院子自然散落，整座村庄虽显得有些凌乱，但却是亲切的、温暖的，是可以接近和深入的。可进入县城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漂泊在街道上空的候鸟，在这个地方，没有我熟悉的风景，也没有我熟稔的人。

张老师应该算我最熟稔的人了，进城之前，我唯一听说过的城里人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张老师是父亲的同事，张老师的妻子是父亲的同学，同是西乡人，追根溯源，两家应该算有同学之谊和乡土之情的，或许这个缘故，父亲才会早早把我接进县城。母亲把我送到县城的当天就搭乘拖拉机返回了，父亲在第二天就要去进修学校培训，我进入这座小城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一个孤儿。进城的那天傍晚，我在父亲的引领下拜见了张老师。父亲和张老师站在两排平房的空地上说话，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望着天空发呆。小城的天空也很高很远，院墙那头绿着一排阔叶树木，可我却连一只鸟儿也没有看到。小村的此刻，黄昏落下来，鸟鸣升上去，黄昏的寂静是隐藏在鸟鸣的热闹中的，是驮在鸟儿的翅膀上的，而在这座小城，寂静就是寂静，我不知道那些鸟儿都藏到哪儿去了。我站在院子中间，北面是一排矮矮的平房，张老师就住在最里面的那间房子里，那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挤着大小六口人；南面也是一排矮矮的平房，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独自一人住在最外面那间房子里；那几排砖灰色的平房远远低过小村的房子，也远远窄过小村的房子，我望着它们心底不由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早些年，我曾经随同父亲在发鸠山半山腰上一座很小的村庄生活过，父亲去公社开会的时候我也曾一个人独对窗外彻夜的松涛，一个人独对夜风汹涌澎湃的吼声，那些松涛、那些风吼那样具体，那样真实，仿佛就蹲在窗户底下，伸手即可触摸，令我恐惧。当天光大亮的时候，这一切却立即随着阳光的降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小城，在这个根本看不到野兽出没的地方，我依然强烈地感觉到了恐惧，这种恐惧是无形的，是与黑暗或光明无关的。父亲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对张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你家小华和树义一起住吧。张老师点点头，父亲说过这句话之后，就把我的学习和生活全部托付给张老师了。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铃声响过之后，我踩着张老师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走进教室。我偷偷瞥了四周一眼，心底不禁惴惴，神情里暴露出的一定满是胆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教室，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同学，我感觉一个班的学生比我们村全校的学生都多。那天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在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只有在收音机里才听到过的普通话。那些声音显得陌生而遥远，听到它时我就像第一次看见女孩子穿裙子一样，心里既有几分紧张，又有几分好奇。课堂中间，张老师还叫一个女生朗读课文，听到她抑扬顿挫的声音，我恍如置身一片森林，耳畔满是鸟儿的歌唱。第一节课我几乎一直在发呆，课间休息时，一个同学跑过来问我从哪儿转学来的，我只是傻傻地看着他笑，竟然没有敢开口说话，我担心一开口，他就会模仿我的西乡口音。

其实我多虑了，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除了在课堂上偶尔说说含有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外，日常里他们讲的都是地道的方言。不过，即使是地方口音，城里和西乡也是有较大差别的，我只要开口说话，他们就能猜出我是什么地方的人。

下午下课之后，张老师的儿子小华来找我。小华小我三岁，正读小学，城里长大的。他领着我先去了一墙之隔的县政府大院。第一次走进政府大院，感觉那个院子很大，也很阔。政府大院里有柏树，有花圃，花圃旁边立着细水长流的水龙头，看见水流哗哗涌出，我的心底竟漾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前浮现的竟是小村那口寂寞的老井。出了政府大院，我俩拐上大街，来到县城当时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小华领着我从城关供销社的一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来，站在街头望着两旁千篇一律的灰色建筑，我怎么也辨不出东南西北了。小华看着我的窘样开心地大笑起来，他童稚的笑声越发让我不知所措。那一年，小华只有9岁，但即使一个9岁的孩子，潜意识中也知道捉弄一个乡下人是充满快感的，知道自己在一个乡下人面前是有优越感的。我知道小华的捉弄纯粹是一种好奇、一种游戏，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无助地站在十字街头，无助地望着陌生的人流，我第一次真切、彻底地品味了羞惭、沮丧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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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第一学期的前几个月，我是在邻村一所号称初中老师最高学历也仅仅相当于初中学历的学校度过的，没有宽敞的教室，没有正规的课本，也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几堂课。好像老天故意让我露怯似的，转学的第二天，我就遭遇一次小考，除了语文卷子上羞涩地趴着一组数字外，其余全部白卷。张老师看着我几乎白纸一样的成绩单摇摇头，他当着我面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我还是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无奈，还是从他的心底里听到了叹息。张老师的无奈和叹息是送给一个差等生最礼貌的评价，看到这种无奈，听到这声叹息，我决定把我的伙食从张老师家的小灶转到教工食堂。我不敢看张老师的眼神，不敢听张老师的脚步，刚转学的第一周里，我压抑得几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