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前后迈入航天强国”

用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举动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六十华诞，并不是刻意为之，这只是中国航天事业按既定战略发展的巧合。

但每一次的大动作，从2015年12月17日我国首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升空，到2016年4月24日“中国航天日”的设立，6月25日长征七号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基地的首秀，还有8月15日发射的世界首颗量子卫星，以及9月15日发射的“天宫二号”，都引发了国际航天界的热议。

长征七号和量子卫星发射成功之后，英国《卫报》发文称，“中国将成为新的太空超级大国”。欧洲空间局（ESA）下属科学理事会的项目协调办公室主任法比奥·法威塔亦表示，“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太空强国”，而ESA目前正在摒弃美国式的偏见与封锁，寻求和中国在航天项目上的合作。

同样在“天宫二号”发射成功的9月，美国的《大众科学》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中国正赢得宇宙竞赛》（China"s Race to space Domination），文中说：“中国正在成为太空超级大国的路上昂首前进——而且可能将成为占优势的那一个。”国内的航天航空科研工作者随后对此文进行了抽丝剥茧的理智分析，认为要警惕该文中“棒杀”和“捧杀”中国航天事业的意图。

倒是国内的媒体，非常幽默又自信地谈到，“谢谢当年的不收之恩，把我们逼成了你们最害怕的样子。”

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雷凡培，对这些争议并没有发表过多的言论。他轻描淡写地淡化了媒体言论问的自豪感，解释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培养人才，最终推动了科研体系的完善与健全。”雷凡培并没有谈“害怕”蕴含的技术现状，但显然一个完整的科研体系，才是最令美国和欧洲人不安的现实。

中国航天事业60华诞之际，雷凡培心里记挂的是10月中旬即将发射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和11月份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的首次发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航天事业日程表上的一系列规划：2017年货运飞船“天舟一号”的发射和2017年前后嫦娥五号绕月返回飞行，以及2020火星探测器的发射。每一次发射任务对某些关键科研技术指标的验证，都会影响到下一次的发射时间节点，一环扣一环。

所以，雷凡培原本打算等10月份的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再安排媒体的集中采访，但这必将延迟到10月8号中国航天事业六十华诞之后。1956年的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

所以，在结束一天繁重工作，尤其是下午和一家20多人來访公司的一项重大合作谈判之后，9月21日下午快6点时，雷凡培接受了媒体的集中访谈。

相比国际媒体的言之灼灼，雷凡培除了在谈及大方向的信心满满，在小节点上都格外谨严慎语，他说：“我们有信心，将在2025年前后进入世界航天强国行列，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与差距。”

其实，雷凡培言及的“航天强国”的目标，和国际社会言论中的“成为或正在成为新的太空超级大国”并不是同样的意思，后者表达的“正在进行时”的状态，而我们关注的是不足以及脚踏实地以实验验证技术。

就在今年4月24日的首个“中国航天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寄语中国航天事业，“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同样的言论，习近平还在2013年接见“天宫一号”和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参研参试代表时也说过，这说明，“航天强国”的目标，已成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而作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主导力量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宇航公司。”雷凡培说，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区别于他的兄弟单位的重要意义，除了承担全部战略导弹和部分战术导弹等武器系统的研制、生产和发射试验这些服务国防且有保密色彩的任务外，雷凡培所言宇航的意义是“载人或不载人的航天器在太空中的活动”。国际社会评价中的“新的太空超级大国”，也正是针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而言。

航天强国，寰宇征程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六大行业，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和电子，基本都处在从行业“大国”向行业“强国”迈进的阶段。

我们要实现的“航天强国”的“航天梦”，亦是如此。但究竟什么水平才能代表“航天强国”？

“我们对航天强国的指标进行了划分，有100多个产品技术指标，27个经济指标。目前我们已经有1/3的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一流先进水平，再有1/3达到先进水平，我们就是航天强国了。27个经济规模指标，已有一半达到先进水平。”面对“航天强国”指标的大众困惑，雷凡培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释，“而对这些指标的验证，是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几大工程中：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包括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两大主体工程）和北斗导航等。而关系到这些工程进展的至关重要的一项工程，则是火箭研制。”这也是中国今年发射长征七号和长征五号而备受国际宇航界关注的原因所在。

航天强国，寰宇征程，从火箭说起。

中国火箭事业的起步，其实和美国关系莫大。开创中国火箭乃至规划整体航天事业的钱学森，实际也是美国曼哈顿工程（之后演变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共同创办人之一。因为钱学森在追随其导师——美国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冯·卡门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卓绝的天赋，上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放言：“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正因如此，钱学森的回国之路长达5年之久。

回国后的钱学森领导了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太空火箭项目。事实上，中国仍然在使用他所领导发展的长征火箭来发射中国的太空系统，目前中国的长征二号、三号和四号火箭承担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迄今为止236次发射中的绝大多数发射任务。

但是，中国在寰宇新征程面临的制约之一，就是需要更大推力和载荷能力的火箭，带领中国人在太空中走得更高更远。这也是长征火箭家族中出现了长征六号、长征七号和长征五号火箭的原因，新的序列编号构成了中国新一代的小、中、大型运载火箭，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研究院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六院）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则为新一代运载火箭提供了“动力心脏”。

长征七号主要用于发射货运飞船，也就是2017年即将发射的“天舟一号”及其后续家族，给中国未来空间站运送货物。中国未来的空间站、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都将依赖新一代的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雷凡培透露，“新一代的三型火箭在性能上是对长征二号、三号和四号的代际迭生。目前我国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上仍在加大投入，未来长征家族不仅会增加专注于商业发射的新成员，运载能力超百吨的重型火箭也已经进入关键技术的攻关阶段。”

作为现阶段成果的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火箭，是中国航天领域大推力运载火箭重大探索项目的结晶，始于1986年的“863”计划。

“863”计划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联名提出、数百名专家论证，最后中央下发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涉及七大领域，其中第二领域主体项目为：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系统及其应用。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论证了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所以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称“921工程”。

由此可见，从国家的战略部署来看，大型运载火箭和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事业循序渐进的两大项目，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一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作为抓总单位实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1999年神舟一号到2013年神舟十号发射，循序渐进，逐步验证了天地往返、出舱行走、交会对接三大关键技术，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的第一阶段。有了长征七号和即将发射的长征五号，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即将开启新的阶段，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站建设：已经发射成功的“天宫二号”，10月份即将发射和“天宫二号”对接的载人飞船“神舟十一号”，2017年发射和“天宫二号”对接的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我国将在2020年左右建成自己的独立空间站，而2024年国际空间站将面临退役，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空间站的国家。遥想20多年前，国际空间站筹备期，美国以防止航天技术扩散为由拒绝了中国努力加入国际空间站的意愿，才有我们不得不自己独立建设空间站的历史。“天宫二号”发射成功，即有媒体评论，“中国迈入空间站时代”，这也是“谢谢当年的不收之恩，把我们逼成你们最害怕的样子”桥段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个最早有嫦娥奔月梦想的国度，中国寰宇征程的高度与深度绝不仅仅是追随国际空间站的距离，在月球探测和更远的深空探测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都有了更加坚定的步伐。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已经发射了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和嫦娥五号T1四颗探测器。当然，中国的远见和雄心绝不仅在于此。相比中国空间站距离地球轨道393公里，月球距离地球的轨道是38.4万公里，这一步跨越的技术距离，已经由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实现。执行取样返回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将是中国月球探测工程三步走“绕、落、回”中关键的一步，而执行月球背面着落的嫦娥四号和地月L2轨道的中继星，都将开辟新的科研领域。虽然，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相比1969年美国人阿波罗的登月，已经晚了近50年，但是中国开辟的是新领域，月球的背面也是人类从未去过的领域，在可以预见的2020年左右，在这一区域插上国旗的，将是中国人。

深空探测的下一站，是火星。

8月23日，中国首次公布了2020年前往火星的探测器外型，并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征名。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火星项目办顾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叶培建院士透露，“2020年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将一次性实现‘环绕、着陆、巡视’三个目标”，将“绕”和“落”两步并做一步，也将是中国首创。

众所周知，早在2011年，由于中国“萤火一号”火星探測器搭载的俄罗斯“福布斯一土壤”探测器未能按计划入轨，导致“萤火一号”使命夭折，我国首次探测火星的努力付之东流。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是一次积蓄5年力量后的重返火星探测的舞台。而喀什站35米、佳木斯站64米专用深空测控天线的建成，以及9月26日世界上最大单体射电望远镜工程——FAST射电望远镜在贵州崇山峻岭竣工，都为火星探测铺就了道路。由于火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有5500万公里，最远可达约4亿公里，是月球距离地球38.4万公里的数百倍，而被称为“天眼”的FAST理论上能“听”到137亿光年距离。

向遥远的火星进军，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州介绍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宇宙的探索，验证的不仅仅是工程技术，更多的是事关人类未来的科学探索，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些已经在科幻小说、中国本土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中有了想象与预言。所以，中国深空探测项目的意义，让“航天强国”的“航天梦”有了终极关怀的意味。

寰宇征途的三大主体工程的第三项是北斗导航项目。

在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中，清晰地阐释了中国北斗导航事业发展的目标、原则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秉持和践行“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发展理念的中国北斗导航事业，在今年的6月12日，已经完成了全部30多颗组网目标的第23颗卫星的发射。

在中国寰宇征程的上述活动中，当然有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过去已经实施和现在正在实施的影子。作为国家16个重大专项中的三大工程——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北斗导航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技术抓总单位，雷凡培被问及了“重复美欧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意义何在”？

雷凡培的回答朴实却意味深远，“他们走过的路，如果我们不走，就永远无法实现。我们在太空的探索，绝对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有很多新技术的研究和突破，同时带动了很多相关技术的发展”。

毋庸置疑，科学探索无捷径可走，也不能指望别国施以援手。中国的航天事业从钱学森被困美国的5年开始，就注定了一直会遭到封锁，并且这一封锁在美国1999年全票通过的《考克斯报告》中得到了无以复加的体现：卫星及相关零部件全部禁止向中国出口，甚至任何包含美国元器件的卫星都严禁由中国的火箭发射升空。这也是雷凡培所说的“中国的航天事业是被封锁最严厉的”含义所在。

英国人认为中国是太空探索中的一匹孤狼，中国人寰宇征途注定充满了荆棘与曲折，绝境中的孤狼被激发的狼性精神，已被总结为了“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这三种精神在不同的时期将中国带向了太空征途中的不同高点。

马克思·韦伯说，“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的航天事业以及为之奋斗的航天人，再合适不过了。

举国体制，自我造血

雷凡培在总结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成就的原因时，提取了以下几个关键词：举国体制、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

正如上文所言，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在经受制裁、封锁以及不断摸索的挫折中永不言弃地坚持自主创新、不断突破，才在寰宇征途中不断前进，而中国航天科集团八大联合体以及下属研究所，多年来都保持了重视科研的惯例，“我们每个研究院所，都能自行培养硕士和博士。”雷凡培总结航天人才培养的特色，而他自己就是在航天六院11所从技术员最基层的岗位锻炼，成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再走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掌舵人位置的。

除了9位航天领域的“两弹一星”元勋，八大研究院的诸多领域，诞生了近40位两院院士，在国家重大工程历练中培养的人才，使命、荣誉感和家国情怀，更能成为激发他们自主创新的内在因素。

除了以上两点，或许“举国体制”是个更值得探讨的话题。其实，美国和前苏联发展军事工业，包括航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受益于举国体制。而当这种举国体制无法得到贯彻的时候，很多项目就会流产，比如耗资巨大的国际空间站项目，因为“国际联合的体制”无法得到强力执行的时候，就不得不面临衰落的窘境。

中国举国体制的最大特点，并不在于无限制地投入资金，相反我们在航天重大工程项目上的投入，远不及美国。知乎上关于这一数据的比较极为详细，有一场2012年新闻发布会公布的载人航天工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花费约为390亿人民币。而美国《大众科学》杂志9月刊透露，美国NASA在2016年一年获得的投入就有193亿美元。很显然，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在航天项目的投入是远不及美国的。

我们举国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谨慎地选择项目，然后执着地追求目标”，还有一点值得补充的是，作为执行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单位，我们自身的造血功能也极为强大。

2015年第一次跃升到“财富500强”榜单437位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2016年的500强榜单中上升了93名位列第344名，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为30554.4百万美元和1854.2百万美元，相比首次上榜分别上涨了约12.37%和29.52%。考虑到2016年入围榜单的基数变低和中国经济下行的客观现实，这份成绩同样说明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高科技投入与产品比例在不断增值，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业。

虽然没有给我们算具体的经济账，但雷凡培比较坚定地谈到，“除了举国体制，航天科技也进行了一系列商业模式的探索，军民融合项目的投入，还有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中国航天科技的资金投入与产出比例约为1：7。”这些都不断增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自身的造血功能。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集中在三大支柱产业：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简称高分专项。作为国家16项重大工程之一的高分专项，起步虽晚，2013年才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但3年时间已有高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八号、九号卫星等6颗卫星发射成功，高分五号即将发射，高分六号和七号卫星的研制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用于民用观测的遥感卫星，随着高分二号的发射成功，已经跨入亚米级分辨率时代。它们不仅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陆地观测、海洋、气象、天文地理、导航、广播电视、教育、医疗、交通、生态评估等方面表现出色，而且拉动的将是上万亿的产业规模，并不无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斩获订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2015年的外贸营业额为11.2亿美元，这也是自1999年《考克斯报告》实施以来，中国航天科技在外贸市场备受封锁和打压，夹缝中求生存取得的不易成绩。截至目前，在商业发射服务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累计为22个国家的客户提供国际商业发射54次，发射卫星59颗，其中整星出口7颗、发射服务40颗、搭载发射12颗，主要市场集中在委内瑞拉、老挝、尼日利亚、白俄罗斯、巴基斯坦、玻利维亚等国家。

在9月12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孙为钢透露集团公司在商业卫星遥感领域的布局：2015年正式启动“16+4+4+X”的商业遥感卫星业务，由16颗0.5米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4颗SAP、卫星、4颗高端光学遥感卫星和若干颗视频、高光谱卫星组成。2017年还将以“一箭双星”的形式部署另外两颗同型号卫星。

有评论家猜想，这和即将首发的长征五号有关并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中国有可能在“西方国家垄断的大型运载火箭和通讯卫星市场之外”撕开一道裂缝，“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完整的从发射到运营到应用的完整系统”。卫星市场可以说是当代工业市场中技术最高的“金字塔顶端”，中国人既然具备了能力，为何不谋求更广大的市场空间，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增强“造血”功能？

和卫星产业相关的战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最近的一项举措也格外引入注目。作为践行军民融合国家大战略的实际行动，集团公司投入50亿，牵头成立“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首期基金”，成为首期302亿元规模的重要一份子。无独有偶，国华的第一个项目投给了卫星产业——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的高通量宽带卫星业务。

当深圳市委书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曾经的掌舵人马兴瑞和现任掌舵人雷凡培一起为该公司成立揭牌时，不禁让人联想中国的卫星产业实际一直在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有序推进，也有理由让我们对国华基金以302亿撬动千亿产业的布局充满期待。

作为社会大众，既然我们对“航天强国”充满期待，享受大国地位带给我们的庇护及情感自豪，我们更应该理解中国在航天产业的“举国体制”的理智、明智甚至高明的地方，看到航天人自我造血的努力，理解与拥护这个产业的发展。

立足大地，仰望星空

人类为何要探索太空？这个命题，实际上早在1970年，美国NASA官员就给出了回答。

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给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部门副主管厄尔斯特·斯图林格博士写了一封信，质疑他正在进行的载人火星任务方面的研究。信中，尤肯达提出了一个她无法理解的疑问——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孩子忍受饥饿煎熬之时，斯图林格为何建议投入数十亿美元实施这样一项太空探索计划？

斯图林格博士对修女的回信，想必已成为人类太空探索最好的理由——“在解决技术难题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往往不是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而是首先设定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目标，通过激发强大的动力促进技术革新，点燃科学家的想象力，促使他们尽自己最大可能完成设定的目标。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个催化剂，催化出连锁反应。”中国人也愿意相信、遵循和发扬这种理性思维的光芒，太空探索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更美好的人类家园。

所以，中国的寰宇征途，也是在这种理想光芒的照耀下，不断前进。我们必须立足大地，也就是说要开拓广阔的市场，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航天活动改善国计民生，加强国防，同时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同时，我们也把梦想投射在遥远的星际，探索月球與火星及更多未知的星际，仰望星空，为人类未来家园的安置，做出中国人应有的努力。

这是文学家的情怀，科学家的情怀，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情怀，更是中国“航天强国”航天梦的终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