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全文如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不单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不单是个人的理论，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必须从学理层面与政治层面、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个人论著与党的丈献多重结合的要求出发，建构起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立体坐标。据此判定毛泽东思想形成于抗日战争前期。那种以某个具体的标志来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作法，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客观、一致的衡量标准。

　　毛泽东思想是何时形成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争议最大、争论最多的问题，至今未能取得共识。究其原因，是忽略了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的特殊性。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不单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不单是个人的理论，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只有从学理层面与政治层面、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个人论著和党的文献多重结合的要求出发，建构起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立体坐标，才能确立一个科学衡量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统一标准。

　　一

　　基于上述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宜具体到某个标志，而应是一组基本要素组成的立体坐标。这些基本要素包括：

　　第一，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史上的理论成果往往用主要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人物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的思想构成这一理论的主体。所以毛泽东的思想要上升到全党的指导思想，只有在他成为或事实上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后才有可能。离开了这一条谈理论形成就忽略了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是单纯从学理层面或个人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特殊理论，把它降格为一般学术理论，因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理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毛泽东思想在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后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首要的、必备的前提条件。

　　第二，时代特征的变化。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为新的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要求和合理性依据。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P1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对理论产生，对理论主题的形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初期就确立了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较长时期内，国内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1935年开始，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从而使社会矛盾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是由于国内地主阶级和带买办的大资产阶级一方面有抗日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坚持反共、剿共之根本，使中国革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常复杂的时代特点。时代特征的变化及其复杂的特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就成为新理论诞生的时代要求。这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成的一大特色，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之一。

　　第三，理论主题的形成。理论主题是理论的纲领、核心，是贯穿这一理论的主线。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的、具体的思想观点，就是通过这个纲联结起来的，理论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它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抽象和高度概括，是逻辑性的升华。在确立理论主题之前，谈系统性、逻辑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更谈不上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主题的确立，对理论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纲举目张在这里用来形容理论主题确立的意义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只是提出理论主题还不能说就形成了理论，它还需要有丰富的具体的内容来支撑。需要指出的是：1、理论主题的形成与时代特征有着特定的联系，离开了时代特征，就难以对理论主题作出正确判断。2、理论主题的确立也有一个过程。它不是事先就明确的，而是随着实践和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理论主题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蕴含在全部理论之中。这就需要人们从理论本身出发，而不仅仅是从本本上的只言片语出发来认识和揭示它。3、对理论主题的界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把系统理论中的某个具体内容作为主题;又要防止空泛，大而不当。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它表明中国革命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当时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2](p637)这种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p647)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1939年底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p647)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主题的确立。

　　第四，系统完整的阐述。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其内容不只是在个别问题或个别领域内回答了时代要求和实践发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是围绕理论主题在基本方面和重要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理论观点不是零乱的、分散的，而是各有其位，对应到相应的序列中去，各个序列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1937年到1940年间，毛泽东撰写了大量论著，作了一系列报告，初步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内容。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提出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目前的关系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论持久战》，阐明了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为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了要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五四运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初步提出了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一命题，科学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以及中国革命的两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围绕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一主题，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至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都已提出。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主题，初步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领域，开始形成了相互作用、内在关联的比较系统的毛泽东思想。

　　第五，逻辑联系的产生。逻辑性和系统性紧密相关。这里的逻辑一方面指理论思维逻辑，即符合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规律;另一方面指特定的、具体的理论自身的固有联系，即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联结、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内在逻辑联系。从思维逻辑看，中国革命首先必须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然而党在较长时期内对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总体上并没有搞清楚，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后，认真分析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围绕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中心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建等方面一系列基本观点。到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思路清晰起来，并在理论上给予了系统的解答。从理论自身的逻辑联系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无论是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就三个法宝而言，不仅每一方面内部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而且整体上相互联结，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第六，理论地位的形成。它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要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是指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2](p534)从而形成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指导作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囿于形式上的翻新，而是要有新的实质性内容;它不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而是在许多方面和众多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并作出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P826)的基本结论。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第七，实践活动的展开。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实践特征。一是指这种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二是指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论必须有实践基础，要到实践中去展开运用，如果这种理论只是停留在书本中、会议上，还不能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这也是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特殊性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需要解决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大课题，因而其实践活动也要从两方面综合考察。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的实践，从瓦窑堡会议开始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活动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活动中初步展开;打退国民党顽固振军事进攻的武装斗争也取得了初步胜利;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国统区和军队当中积极开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党建活动等也在有序展开。

　　第八，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体现在毛泽东论著中的思想、观点，或是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或是在重要场合以重要身份发表的讲话，往往是集体讨论形成的思想或决议，由个人作为代表说出来的，因而原本就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其次，毛泽东的思想来自于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实践，是整体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单个人实践活动的产物。再次，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观点还需要得到党的领导集体的认同，并具体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之贯彻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从而成为党的意志。所以，毛泽东思想不仅体现在其个人的论著中，而且体现在党的一系列的文献中。这也是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一个方面。此外，不能忽略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如刘少奇发表的《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937年5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周恩来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1月)，张闻天的《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1939年8月)、《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1940年1月)等文章或报告，从各自的领域，在不同的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做出了贡献。

　　以上八条围绕判断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成的标准这一主题，相互联系，共同作用，建构起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立体坐标。它不只适用于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而且可以适用于判断我党全部指导思想形成的标准。据此，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坐标应放在抗日战争前期(1937年至1940年间)。

　　二

　　由此可见，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其形成不仅具有一般理论形成所必需的主题性、系统性、逻辑性等学理层面的共同要求;而且作为特殊理论，其形成还需要考虑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时代特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相对独立的理论地位、广泛的实践基础以及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特殊条件和要求。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宜是具体的某个标志，而应是这样一组基本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殊性，要么把它看作是个纯学术问题，忽略其政治层面的意义;要么把它看作是个纯理论问题，而与实践割裂开来;要么把它看作是纯个人的思想，无视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结果无法形成一个客观、一致的标准，导致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其一，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毛泽东命名，但不等于毛泽东的思想。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作为指导思想，必须是在全党的思想和实践中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而这只有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后才有可能。至于此前的思想则应视为其个人的思想，虽然它在当时的党内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远没有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与其说是党的指导思想，不如说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内正确思想的代表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合理。与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理由是这时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提出并试图解决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其实，这都是从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问题。应当看到，20年代末期，毛泽东的思想虽然在江西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指导作用，但这只是在个别地区和有限时间内发生的事，还不能说具有全局性和稳定性，而到了30年代初，恰恰是毛泽东开始遭到批判，毛泽东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失去了应有作用的时候。这时，毛泽东的思想显然谈不上是党的指导思想。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看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就忽略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区别。

　　其二，把毛泽东思想的局部方面或个别领域的内容看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如有人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有人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显现看作其形成的标志，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的思想因子;有人以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哲学思想的提出来判定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得出《反对本本主义》或《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或成熟标志的结论;有人把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看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还有人从中国革命最基本问题着手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从而得出毛泽东思想形成于1930-1935年，形成的标志是两个：一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如此等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体到某一个或两个点上，忽略了作为特殊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必需的主题性、系统性、逻辑性等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未能从实践基础、时代特征等方面来加以考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认识。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志。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也应该是主体内容、基本观点都已提出，而不是局限于某些方面或个别领域。这不是毛泽东的哪一篇文章或两篇文章就能囊括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更是如此。

　　其三，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视作理论的形成。概念是人们对该理论认识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才提出的，而体系则是人们对丰富的理论内容进行概括得出的。人们的认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总是滞后于实践，在我们尚未认识到客观事实之前，它往往业已存在并发生作用。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看作理论形成标志的观点实际上是从主观认识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3年7月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到中共七大，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较为科学的阐述。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已正式形成。所以，不能机械地从概念出发，从书本中找依据，从而把理论与无限生动的实际隔离开来。

　　其四，把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看作其理论形成的标志。这只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必备的前提条件，是判断其形成的一条标准。它还没有从毛泽东思想形成必备的自身条件，如理论主题的确立，时代特征的变化以及系统性、实践性等方面要求来综合考察，因而也是不全面的。如有人认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基本标志，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五，把毛泽东思想的预备期与形成期混淆起来。毛泽东思想如同其它党的指导思想一样也有一个从酝酿(或说预备)到产生、形成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能把预备期看作产生、形成期。其区分的界限不能只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是否确立，还要看理论自身的逻辑发展状况。如果我们承认1975年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那么我们把20年代中后期、甚至是更早时间，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探索的成果视作毛泽东思想的酝酿或预备也是有理由的。

　　其六，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起点等同起来。如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于遵义会议至1935年底一段时间。理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联系到此前毛泽东的思想内容和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得出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的结论。实际上，这是把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看作其理论的形成。应当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的历史起点;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从而为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破除了思想障碍，从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

　　结论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从开始形成，中间经历充实、发展的许多环节，到最终确立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它经历了从基本观点、主体内容的相继提出到逐步丰富完善，从理论建构到实践中展开，从实际指导作用到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形成过程。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在抗战前期得以形成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一定要说标志的话，那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的发表则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后，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正式形成。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文，则可视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起点。至于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探索的成果，则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预备或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