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作品。2016年的作品《万山红遍》，是吴迪对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红色山水系列之一的《万山红遍》的“解构”，后者在中国嘉德2015年秋拍卖出1.84亿的天价。出自吴迪之手的这幅同名“红典”，乍一看还以为是笔墨粗糙的复制画，仔细一看却是用无数野模大尺度照片拼接的新作品。

这些照片并非来自毛片的截图，而是中国摄影爱好者“地下活动”的产物。这些摄影师聘请野模特在指定的地点拍照，没有任何艺术性，只为满足占据主导权的观看者和拍摄者的欲望。

通常，摄影师会付给野模1600元/小时的报酬。当这些照片积累到一定程度，摄影师会将照片在网络上打包出售。一个文件包里有几千甚至上万张照片，最便宜的1.5元几个G数千张，最贵的也不过7.5元。

人体摄影这个庞大又廉价的产业链在地下暗然涌动，一直致力于平权运动的吴迪颇为震惊—消费女性身体产生金钱，这种逻辑源于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以及女性对自身的轻视。

吴迪从网上购买了12万张女性私房照，拼接成李可染的《万山红遍》。艺术评论家曹喜蛙评价，“看似荒唐，实则并不意外，尽在情理之中，恰是对红色经典的拘谨、僵化的消解，是对‘革命’古板、反人性、反人道的一种回归。”

无独有偶，“裸贷门”事件爆发，吴迪震惊又愤恨。“（裸贷）这里面涉及到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往上归咎的话，还是社会形态、人文教育出了问题。参与裸贷的大学生中，师范类院校的女大学生占比很大，特别不可思议，她们以后是要出来教书育人的。”

他发散思维，借用莫迪利阿尼的经典作品《仰卧的裸女》，将从网上下载的裸贷女性图像缩小尺寸，拼接成一个大型裸女。为了保护隐私，吴迪把照片中的女性形象统一修成“网红脸”。

多数情况下，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会在一瞬间帮助吴迪完成创作。

2013年1月13号早上八点，绿色和平负责人打电话给吴迪，“今天（雾霾）要爆千，你赶紧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出来。”

十分钟后，吴迪回复对方，“找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一个银色气球、一个绿色气球，一个氧气袋，一个导气管。9点半到三里屯集合。”

银色象征金属，绿色象征环境，小女孩鼻子接着呼吸管，呼吸着气球里仅剩的洁净空气。这一系列作品被吴迪命名为《霾之祸》。很快，这一作品成为中国雾霾的一个符号，被80多家媒体使用，包括《洛杉矶时报》《焦点访谈》《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柴静的雾霾视频《穹顶之下》也使用了这一系列照片。

穿透数据，吴迪利用照片、视频等视觉方式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用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问题，会产生更持续的影响。”吴迪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Julie Makinen采访时说。这也意味着，他在社会问题中寻找到自己的创作缪斯，“灵感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天。”

这种看似灵光一现的“天马行空”，来源于岁月的打磨和对社会的洞察。2014年末，uber进入中国市场，吴迪当了一个月的uber司机。“（约车）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开跑车，年轻的姑娘喜欢和他搭讪，有人调侃“帅哥，你是不是孙红雷啊。”换成雅阁，年轻人喜欢叫他“师傅”，坐在车里玩手机全程忽视他。

吴迪有自己的野心和想法。车上的故事被记录在行车监控中，他要把这些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事物，用视频记录下来。“当代艺术比如摄影，本质就是信息记录，和社会发生对话发现问题。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它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一种变革。”

之后他又体验了“滴滴出行”。这组片子庞大，吴迪不急于剪辑出来，“整个行业会有一个变化，时间纵横越长，这个东西能引发的作用越庞大，要等到合适的机会发出去。”

当代艺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一定要扎根社会，这是吴迪对自己的要求。“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真的就是跟世界脱轨，关门自己搞创作，外面发生什么不知道。”

2015年直播横空出世，很多年轻人聚集在直播平台上，这引起了吴迪的好奇心。“我要知道直播是怎么回事。”

他在映客上注册账号，每天直播自己的工作室，和年轻人闲聊，第一次直播就有2000多人围观。“我在映客一下午赚了1600多块钱，这帮人给我送礼物，我还一直说，你们千万别送，浪费钱。”和年轻人的互动让他深知社会的变化，“现在已经是90后的天下了，得知道他们想什么。”

前几天，他和几个艺术家朋友吃饭聊天，有人问“年轻人现在都在干什么？”“玩直播啊。”吴迪回答。“什么是直播？”对方反问，吴迪耸耸肩，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有点责任感

7月30号下午四点，吴迪身着黑色T-shirt、黑色长裤，踩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出现在798虹墙艺术画廊，参加帮助患病艺术家曹喜蛙的义卖活动。42位艺术家的义卖作品全部以一万元的低价售出，这只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吴迪身上有东北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质，但他也觉得自己还有一种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欠儿劲”。在吴迪老家黑龙江庆安附近有个叫石尹的地方，原来叫石人沟，最早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那里的石人被历史学者断定为将军墓，但没有被当地人保护，石像残损严重。吴迪的同学在当地文化局工作，文化局领导下批文把石人沟里的神像全部搬走，“神像脑袋都弄丢了，他们根本就不懂那些历史，不知道那些东西多珍贵。”吴迪跑回老家，在文化局办公室冲着自己的同学大骂，“你们都是猪吗？”

但他更像一个有点儿“欠儿”的斗士，喜欢像“侠士”一样铤而走险。2014年初雾霾严重，人心惶惶，吴迪和几个艺术家朋友构思了一个“快闪”活动。他构思了一个轮廓，然后在艺术家圈子里招募“演员”，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天坛门口集合。

第二天，20几位艺术家出现在约定地点，戴着厚厚的口罩，齐刷刷躺在天坛门口，吴迪在三分钟内抢拍几张后，艺术家们迅速撤离。这个作品被吴迪命名为《祈祷蓝天》，刊载在第二天的《新京报》副刊。

评论家杜曦云评价这幅作品是“用艺术在雾霾中迂回”。“面对严重的雾霾，与直接的态度和行动相比，艺术的方式毕竟是曲折的、含蓄的、遮遮掩掩的，他一方面是巧妙的，另一方面是无奈，是沉默和吶喊之间的暧昧地带。比起沉默的人，他们已经够勇敢。”

然而，不是每一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完成创作，很多情况下，吴迪眼看真相就在眼前也无计可施。2012年，他和绿色和平合作，拍摄呼伦贝尔草原塌陷形成的“天坑”，作品没有完成，一行人还差点被带走。多年之后吴迪和记者复盘这一事件时，依然觉得险象环生。

回到北京后，吴迪发了一条关于天坑的微博，并配上一张图片，冯小刚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在电影《私人订制》片尾加入天坑的镜头。经过多方努力，天坑最后被填平。虽然很多时候作品没法完成，充满遗憾，但吴迪感念，“能把问题解决才是最终目的。”

帕拉蒂诺说，“我讨厌绝对的、没有神秘感的艺术。艺术是有规律的，他应该不断提出问题，而从不给出答案。从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不断的转移，不是向外，而是向内。”

吴迪把这段话发在微博上，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恪守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