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本文主题的讨论。这也要从“赵树理进城”说起。最早透露赵树理生活将发生变化的信息，是1947年1月赵树理和英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1此时，正是革命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前夕，面临从“夺取政权”到“建设国家”的转变。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合作化任务的提出，赵树理这样的革命干部由农村进入城市，已成大势之所趋。而此时的赵树理是信心十足的，他决心要“跟上”革命的新阶段，“写重大的题材”，以突破现有的局限于农村的写作格局。他还希望去美国看看，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视野。他同时又提醒自己：“决不能完全脱离人民”，这是自己的基本立足点。1949年4月，赵树理随任职的《新大众报》（后改为《工人日报》）来到北京。“赵树理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另一位根据地作家孙犁对此有如下评论：“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植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罩。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2赵树理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他在1949年1月写给周扬的信里，就提到自己“没有（了）主意”：“继续深入农村呢，（还是）调转向城市呢？一个无产阶级写作工作者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如何是好？这似乎应转向城市了，可是放下自己比较熟悉的对象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探索又有什么把握呢？这样想来似乎又是不必往城市去”，“我的前途有二：一个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作者；一个是和一个青年一样，力求发展为一个全面写作者”，“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中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3有意思的是，赵树理正准备去城市时，194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封石家庄工人来信，希望赵树理同志写工人。4赵树理到了北京，担任了属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工人日报》记者和工人出版社负责人，这样的安排显然希望有机会接触工人。他在1949年5月召开的工人写作问题座谈会上，也表示“自己写工人还不熟悉”，最好作为记者到工厂去担任具体的工作，作一些辅助工人创作的事情。5到1950年8月，他果然到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制造农用喷雾器的工厂体验生活，“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6赵树理决心回到农村，自然还有他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的原因。不仅是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是政治环境的不适。他从农村底层来到京城，就陷入了文艺界、知识界上层的复杂斗争，前文所说的所谓“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就是一个例子。以后他在《说说唱唱》工作时，也因为发表作品而受批判，一再检讨。7就像孙犁所说，“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8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生命与创作的危机，赵树理于1951年2月，回到了山西长治专区；3月，到平顺县川底村工作。9赵树理回忆说：“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10但或许赵树理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赵树理重回农村”，实在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他个人也将面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困惑。建国后赵树理的命运，也就由此决定了。赵树理在1959年写给陈伯达的信中，对自己1951年下乡以后的境遇、心境与命运，有一个概括：“在八九年中，其前三年（按，即1951-1953年）感到生活还顺利，以后（按，即1954-1957年）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按，即1958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11如果再加上1959年以后的遭遇，我们大概可以把1951年后赵树理的生活与写作，划分为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的变化的背后，恰恰隐含着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的变化，这更是耐人寻味的。（一）1951-1953：“感到生活还顺利”赵树理其实是在新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重返农村的，他于1951年二三月回到家乡山西；4月，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由此在中央高层引发了一场决定此后中国命运的争论。山西省委的报告提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和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则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的报告上报华北局和中央以后，受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尖锐批评。华北局的批复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甚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刘少奇则进一步指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地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条件成熟）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结束它”。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意见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他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与担忧，认为这虽不可避免，却要遏制其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要牺牲贫苦农民利益，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是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批评了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不能动摇私有基础，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2现在还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赵树理对毛、刘之争是否知情，他有何反应；但根据他的一贯思想，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出他的某些可能的态度。例如，对毛泽东对农村发生两极分化，会影响贫困农民的利益所产生的担忧，赵树理是应该会有强烈共鸣的；1959年他在论及“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时，第一条就是“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13对刘少奇坚持只有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衣业生产才会有真正的发展，这一点，赵树理应该也是同意的，在我们已经引述过的1947年和英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里，他就说过，“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14赵二湖也认为他的父亲“与刘少奇的思想有接近之处”。15但毛泽东关于在实现机械化前，依靠合作社统一经营也能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观点，也是能为赵树理接受的。或许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毛、刘之间关于“先合作化，还是先工业化”之争的背后，其实是隐含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分歧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中心、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刘少奇主张以城市工业化带动农村集体化，走的是“城市中心”的道路，基本七遵循的是苏联的模式。而毛泽东正要突破苏联模式，寻找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以农业合作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带动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业的发展提供工业发展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这是一条“农村中心”的道路，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的发展。这样一条中国自己的农村中心的发展道路，是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的赵树理最愿意接受的，是深深契合其心的。我们在前文谈到的赵树理在建国初期的选择的困惑，他之所以感觉到写农村生活的“局限”，希望扩展到书写工人生活，显然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然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的影响与压力；现在，毛泽东的“农村中心”论的提出，就使得他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而写作。赵树理重返农村，也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从此，赵树理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思考，就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了全新的时代内容。有意思的是，当赵树理在关注与思考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时，毛泽东也在关注赵树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毛泽东传》透露：1951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特地指示起草人陈伯达专门向赵树理征求意见。16这一非常之举，让我们注意到赵树理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不妨略作一点讨论。如前文所分析，某种程度上，赵树理是通过毛泽东的《沦持久战》而信服并投身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后来他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并在根据地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写小说时他还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7研究者因此说，这是“政治家毛泽东的宏图伟略与文学家赵树理的创作理念的不期相遇，不谋而合”。18赵树理谈到自己后来看到了毛泽东的《讲话》时的感受时说：“我读了，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19在私下他还有这样的解释：“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合法的东西了”，因此他“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的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20类似的“翻身”感，还发生在赵树理《邪不压正》发表以后。如赵树理自己所说，他写这篇小说，是因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现了“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阶级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21赵树理实际上是抓住并揭示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村运动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依靠的往往不是农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是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也是赵树理最感痛心的，他在建国后的农村变革（从合作化到公社化）里也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他在1947年就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显然是超前的，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但《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还直接受到地方党组织的干预。一位边区土改工作负责人当面告诫他要“克服右的观念”，并警告说：“你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正在这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22这正是赵树理在《邪不压正》里提出的问题。赵树理因此兴奋异常，“认为是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他来源于现实的创作”。23现在（1951年）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又这样重视他的意见，这当然让赵树理感动不已。以后毛泽东大概也一直在关注赵树理，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受到重点批判，当时作协负责人之一的严文井后来回忆说，中央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24这应该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赵树理对毛泽东也应该有知遇之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忍着巨大的疼痛”，抄写毛泽东的诗词《咏梅》，“仿佛在用整个生命书写自己的信仰与寄托”。25采取这样的方式，自然有一定时代因素，但也是符合赵树理的思想逻辑的。赵树理和毛泽东都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们之间应该是有相通之处的；当然，毛泽东更是一个革命家，掌握着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绝对权力，赵树理和他更有不可通之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还是回到1951年的现场来。毛泽东派陈伯达来征求意见，赵树理本着对党知无不言的原则，直言不讳：“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积极性”。26对赵树理的这一反应，赵二湖有一个解释：“我父亲在办初级社的时候，就有想法，他认为是搞早了。他对互助组是积极赞成的，因为那时候，为支援解放战争，壮劳力大批的参军，以妇女为主力了，不组织起互助组，地里就没法耕种了。那时候确实需要互助组。那么，打完仗以后，农民都回来了，各种各的地，而且刚分了土地，这是农民用命换来的胜利果实，现在又收回去，农民接受不了”。27这大概是反映了赵树理的真实想法的。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回应。据《毛泽东传》说，毛泽东表示，“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其中显然吸收了赵树理的意见），决议草案开宗明义：“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决议的重心当然是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方面，批判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的“右倾的错误思想”；但也同时提醒要警惕“左”倾的错误思想：“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就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决议草案还特意强调，“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它作物，增加一般成员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28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是赵树理可以接受，甚至衷心拥护的。赵树理当然更重视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但他并不拒绝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不仅是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致，更有农村实际生活变化的事实的依据。他1951年蹲点的山西平顺县川底村，早在1943年，就在共产党员郭玉恩的带动下，组织了互助组，经过八年的试验，“群众集体的习惯逐渐养成了，能领导生产的干部逐渐增多了，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了，耕作技术逐渐提高了，特别是各户的财富逐年增多了，互助组的公有财产逐年积累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后来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条件”。同时，互助组发展也遇到了如不增加新的因素，生产难以继续发展，逐渐松懈的问题。这也就有了进一步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客观需要。这样，1951年在党的号召下，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川底村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而且社一成立，“由于统一使用土地、劳力、肥料、农具、牲畜等优越条件，在七个月（从建社到秋收后）生产中，农副业每人平均总收入量已超过1949年的38.8%”。29应该说，赵树理亲见、亲历的农村生活实践对毛泽东的发展初级生产合作社的决策，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赵树理后来说，“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30这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如前文所说，1951年3月赵树理就到了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他后来回忆说，“这次试验中仅仅建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面貌”，于是，第二年（1952年）4月又再次深入川底村，参加扩社工作，约一个月；是年秋，第三次来川底村，全面参与农村生活，住了三个月，年底回到北京。31这是赵树理第一次深入建国后的新农村，观察和感受变动中的农村新生活。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的农村，是我们国家中最广泛的基层组织。麻雀虽小，肝脏俱全”，“‘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种新兴的农业生产机构，要做多少事，要用多少人，都是出乎我想象之外的”。他感受最深的是，农村新干部、新骨干的涌现，“新人能办新事，新事也能锻炼新人”，“新的生产组织，新的前途观念，推动着他们接受新的事物”。他所熟悉的“老干部，老民兵（即抗战时期的民兵）和抗战时期出过力的群众，在为公众服务的时候，都能既不抱怨，也不居功，不言不语，若无其事”。32他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去，当年赵树理帮助制定的《川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后来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就有一条规定：“社员将私有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使用，仍然保持所有权，并取得合理的报酬。社员的私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时，必须经过本人同意，并给予合理的补偿”。一位参观者这样谈到今天重看赵树理当年的规划的感想：“读着‘仍然保持所有权’、‘经营权与使用权分离’这金子般发亮的字句，我一下子就觉得生于乡间农户、深知物力艰辛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珍贵的赵树理是如何地富于智慧”，同时又不免想到，“如果党在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之后，不把农民的地权收归集体，而按照赵树理为川底制定的章程办，大概就不会出现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村社会主义实验’吧？”33——但这都是后话了。在《一九五三年文学工作计划》里，赵树理写道：“上半年写一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主题是反映办社过程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大约二十万字”。34但他真正动笔写，是在1953年冬，大概在1954年冬完稿。这就是建国后赵树理的代表作《三里湾》。赵树理后来回忆说：“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按，在初发表时，原文是“应该怎样处理这一关系”，在收入集时改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写了这篇小说”。35——这里所说的“收缩农业社”，是1953年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针对当时农业社发展中比较普遍的对农民干预过多的现象，提出了“纠正急躁冒进”的问题；在纠正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收缩农业社”。到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又多次批评说，“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6这都是围绕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党内不同意见的论争；此时的赵树理显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因此要通过《三里湾》的写作，来表达他的“扩大农业社”的主张。从这一方面看，赵树理写作《三里湾》还是延续着前期创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写“问题小说”的思路，希望在政治上对实际运动“起作用”。但《三里湾》的写作，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与追求：《三里湾》是赵树理第一次写农业生产，他要借此表达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察、理解与想象。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里介绍自己的写作意图与构思时，特意提到“为什么写了那样几个人”。仔细读小说，就可以发现，赵树理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前引赵树理文章《一张临别的照片》里着重提到的农村“新人新事”，这是赵树理所不熟悉的，是他对建国后变动中的农村的新发现，但却是他最感兴趣，也是最能理解的。可以说，这些新人新事既符合他的农村理想，又唤起了他的某种农村记忆，他从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社会主义新因素，本来就是根植在农村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的。赵树理主要发现和书写了三类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他称之为“可爱的人”。“一种是在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这种人，每遇到传统的生产技术不如自己想象的顺利的时候，就产生改良工具或改变作法的念头。他们作些新的研究、试验，得到一些成功，从而把自己的兴趣逐渐从生产目的（经济收入）转移到生产工作本身上来：只要新的试验有成绩，赔一点本也满意”。不难看出，这些“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就是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心灵手巧的能从创造性的农业劳动中感受快乐的人，赵树理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小说中的王宝金、王玉生显然有赵树理的影子。而赵树理要着重表现的，是这些农村能人在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上耕作，受到许多限制：需要有限，地盘太小，少有鼓励或帮忙，等等。只有在集体生产中他们才获得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他们都觉着参加了社如鱼得水，都以忘我的精神时时为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增加新的生产效能”。——这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动力所在。“再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这样的“农民良心”，历来农村社会就有，赵树理关注的是这样的人在农村变革实践里的发展和成长：“这种人往往是在解放以前和地主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人。他们经过了斗争的锻炼，受到了解放区民主生活的教育。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认识了地主阶级假公济私，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种种丑恶的品质，并且恨之入骨，久而久之，便给他们自己造成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一般人没有什么私仇，只是见到不平的事他们要说话。这种民主精神，大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的集体生产组织所需要；而他们也乐于参加到这种容易发挥民主精神的集体生产组织中来，以便逐渐消灭他们自己所痛恨的事”。小说中的王满喜正是以这样的风风火火的健康活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发展农村民主的动力和基础。“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工作也很为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一个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逐渐向着完全社会主义化力方向发展，对这样的新生力量是应该重视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部门都是需要一般知识的”。37——这样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更是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和骨干力量。小说里范灵芝这个人物其吸引力正在于此。这样，赵树理就通过他笔下的农村新人，向人们传递了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积极变化的信息，更借此表达了他的关于中国农民命运与发展前景的新的思考、期待和想象，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以至他的社会主义观。，其中心是“人的健全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照点。在赵树理的理解与想象罩，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为农村中的健康力量，王金生、王满喜、范灵芝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一是农业生产力的创造性发展，并使农民得到经济的实际利益；二是农村社会的民主与公平；三是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的培育和成长。这也可以说是赵树理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标准和目标。在小说里，赵树理特地安排了画家老梁画的三幅画，在“明天的三里湾”里，三里湾已经实现了全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集体化，农民生活与农村面貌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38赵树理尤为看重的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是外加于农民的，而是根植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历史文化里，由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的引导，在农业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形态里，逐渐培育、发展起来，并且是由农民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赵树理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既是他的理想，更建立在他对建国初期农村实际生活的直接观察、经验与体验基础之上，因而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不易动摇的；当他发现，以后党的政策，农村的实际发展，逐渐远离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与目标，他就陷入更加深刻的矛盾之中。——这也是后话。在发现农村的新生力量，倾注全力为之鼓吹的同时，赵树理也清醒地意识到，“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这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离心力”。39如何对待与化解这样的离心力，既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实际问题，也是赵树理最为关心的，因为这关系着他更为熟悉，实际更有感情的农村“旧人”的命运。于是，就有了《三里湾》里的“旧人旧事”的描写。小说里的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诸人，都是赵树理烂熟于心的乡亲，因此，他只要给每个人取个绰号，人物就栩栩如生地站住了。如袁天成老婆叫“能不够”，马多寿叫“糊涂涂”，他老婆叫“常有理”，大儿子马有余叫“铁算盘”，大儿媳妇叫“惹不起”，范登高叫“翻得高”，等等，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农村里最会给自己打“算盘”，不讲理，“惹不起”的人物，一般农村人都拿他们无可奈何，只有避开了之。到了新社会，就产生了许多矛盾。一是在家里，他们继续“按照祖辈相传的老古规办事”，干预儿女婚姻，管制媳妇，这就与新社会主张的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发生冲突；农业合作化发展和他们的私人利益不一致，他们就成了离心力，绊脚石。赵树理像一般正义而老实的农民一样，对他们的平时作为自然是不满的；在办社问题上，他更是主张要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给予批评教育。但他在伦理关系和感情上却不能摆脱与这些有毛病的乡亲的精神联系。他因此认为，“不论哪个农民，只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就有和地主阶级相同的一面；不过当他还没有发展到变质的时候，他仍然保有与一切劳动人民相同的一面”，因此，在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一定要掌握好“分寸”。40在小说里就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当马多寿决定入社以后，马多寿的儿子马有翼的新媳妇王玉梅提出要分家，理由是：自己不愿意“到社里走社会主义道路，回到家里受封建管制”。合作社书记王金生却提出了一个问题：“玉梅说得有道理，这种大家庭足不能鼓励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不过这样的分家的事情太多了，会不会让一般老人们伤心呢？孩子们一长到自己能生产了就都闹着分家，剩下不能劳动的老人谁负责呢？”41后来，在小说结尾时，马多寿一家还是分家了：这是按照新社会的“理”办事；王玉梅和马有翼同时又承担了赡养二老的责任：这又是充分照顾了传统伦理的“人情”。显然，赵树理是想在“社”与“家”之间，“讲理”与“顾人情”之间，“新观念”与“旧伦理”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赵树理的“农村新秩序”构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后还会有新的发展，我们在后文再作详细讨论。《三里湾》里农业社的主要“离心力”来自村长范登高，他是一位老干部，老党员，土改积极分子，因土改分得了好地，就发了家，因此外号叫“翻得高”。他不愿参加农业社是希望继续走个人发家致富之路。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土改改革以后，农村利益关系的一个新变动。小说中特意写到书记王金生的“奇怪的笔记”，上面写着“高，大，好，剥”几个字——这个细节是直接从生活中的郭玉恩的笔记里搬过来的；四个字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候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小说里的“旧人”就都属于这四类，范登高更是典型的“高字户”，因为雇工也就兼个“剥”字。他们生产条件好，不入社，农业社就会面临“人多，地少，地不好”的问题。42因此，如何动员这四类户入社，就成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重要问题，也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这其实是一个利益调整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就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背后的逻辑：“单干=维护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恐怕是赵树理内心未必承认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会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要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来处理他的人物。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批判范登高的“小整党会议”上，范登高不服气，发牢骚说：“在当初，党要我当干部我就当干部，党要我和地主算账我就和地主算账。那时算出地主的土地来没有人敢要，党要我带头接受我就接受。后来大家说我分的地多了，党要我退我就退。土改过了，党要我努力生产我就努力生产。如今生产得多了一点了，大家又说我是资本主义思想。我接受的教育不够，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好还是请党说话！党又要我怎么办呢？”范登高这番“气势汹汹”的话，固然有很大的自我辩解，甚至美化自己的性质，赵树理未必以为然，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难以回答的。因此，参加会议的县委老刘只能以党员的身份约束范登高：“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共产党！不愿意走这条道路还算什么党员？”“每一个党员都得表明一下态度！特别是在思想上、行动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首先表明！这是一个能不能作个共产党员的界限！一点也含糊不得！”最后，也还是在“这个党的招牌可不能再让你挂”的警告下，范登高才被“整住”而入社的。43赵树理如实写下了这样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某些矛盾，尽管此时赵树理还不一定愿意正视这样的矛盾。他当然更不会想到，以后他自己也会面临类似范登高的命运：在党的纪律约束下，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二）1954-1957：“逐渐难于插手”在前引“文革”期间对赵树理的揭发材料里，赵树理有过这样的自述：“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写东西好题材没有，坏东西不能写”；“统购统销，高估产，统购过头，农产品价格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44问题其实是开始于1953年秋，中共中央在农业、农村问题上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首先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出现了四十亿斤赤字。1953年上半年就出现全国粮食供销全面告急，导致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形成严重威胁。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作统购统销报告，指出最难处理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陈云后来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就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45不仅陈云，实际上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人都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谁都明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实际上就是要选择一条“用剥夺农民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作这样的选择，对靠农民造反起家，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并不容易的。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在1950、1952、1953年连续几年都直接干预过中共中央粮食征购计划安排，压缩征购数字，以缓解农民生活的困难。46现在他却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而不得不采取剥夺农民的措施。这年9月梁漱溟当众为农民说话，毛泽东勃然大怒，以致失态，就是因为戳到了他的痛处。后来毛泽东有一个自我辩解，即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据说照顾人民生活是小仁政，建设重工业、抗美援朝才是大仁政，这“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是代表美帝国主义”。47没有材料表明，赵树理是否看到过毛泽东这些讲话，但他也同样面临困境，却是真的。他自己就有过明确的说明：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的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赵树理进一步解释说：“收购任务不能少，我是懂得的。我参加过人代会，知道国家每年没有那么多的农产品不能过日子，不能保证某些建没事业必须迅速完成的需要”；“农业生产潜力之大，我也是知道的”，“问题在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增产以后自己能吃多少”。48赵二湖对赵树理的矛盾心理也有这样的观察与理解：“他不是盲从，他还是相信共产党是为了大多数穷苦百姓的利益。那么和共产党的政策冲突起来，他在文章里，在讲话里都表现得很清楚，他是很痛苦的。你比方说统购统销，他到了农村里，看到把农民的粮食都拿走了，农民饥饿得很，没有积极性，他同情农民；可是回到北京，看到国家的工业化，也是那样地需要粮食，他又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总是在这么种两难悖论中摇摇摆摆”。49但对于始终生活在底层，在农民中间，并且特别重视自己的直接经验的赵树理，他更关注，并忧心忡忡的，是农民生存状态的口趋恶化与生产积极性的骤降。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这样谈到他所看到的“农村情况”：问题出在“工业资金积累过多”，“浮夸风从五三年开始，那时我和康濯到一个老民兵英雄那里去，余粮要卖五万斤，卖过了还要挖潜，他答应三万，还说保守。结果他想，你们能完成，我也能完成。就开动员大会。但做法不实事求是。后来只完成一万多，大家完不成就算了”。“五四、五五年我去晋东南，吃的粮食少了，吃油一年更只有一斤油料一斤芝麻，小煤窑集中在大队里。这说明第一次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农民自己的麻、粮、油、棉感到不足了。但当时市场还不觉得不足。到了五六年，市场上也觉不足了，农民觉得有钱买不到东西”，“农民的积极性本是从工农交换上得利产生的。收购多，物质少，这是个问题，，农民把大量农产品卖给城市，城市一定要供应大量的日用的物质，要钱才有意思”。现在，农民卖得多，国家、城市不供应农村足够的物质，农民与国家、城市的关系怎能不紧张？农民又哪里有积极性？赵树理举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例子：“农村里过年家家都要贴对子（门联），再穷也得贴，这才表明‘生活过得像个样子”’，但“统购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副对子。连窗纸也糊不上，只好补补，只过眼前了。他们说是劳改队，口子愈过愈困难”，“人把日子过成这样，就没有情绪生产”。50其结果，就是赵树理在另一些会议上所说：“农民心中有数，种自留地积极，知道种多少，收多少，吃多少；种集体地，心中无数，种得多，收得多，统购多，吃得少，他怎有心劲种好集体地呢？”“吃粮靠集体，花钱靠个人，和农产品价格低有关系”。51——农民失去了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这正是赵树理最为担心的。在他看来，这是实行统购统销的最大弊端。这背后是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赵树理为之殚精竭虑，苦苦探寻而不得其果。1953年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关系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方向上所作出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明确提出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论”与“确保私有财产论”；8月，就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2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根本改变了新中国的建国方向：由“发展新民主主义”到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与革命”；由首先发展生产力，改变为首先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或者说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用毛泽东的形象的说法，就是要做到两个“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要绝种。53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则有两个方面，当时叫“两翼”，一翼是统购统销，另一翼就是大力推动合作化。在1953年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54正是为了尽早、尽快让小生产绝种，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1953年通过的第二个《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虽然也包括了第一次决议要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但主要是加快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进程，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在这样的“积极领导”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3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到1954年春，就扩展到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55在以后的1954-1955年间，党内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是1954年在遭遇严重水灾，全国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多亿斤，加上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于是，1955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在全国许多地方又刮起了“下马”之风。这又引起了一直主张加快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的毛泽东的不满，到1955年7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将在合作化运动中持稳健态度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称为“小脚女人”，指责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人民打主意”，犯了右倾错误，并宣布“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56在10月《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里，毛泽东又将论争定性为“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57而到了1955年年底，毛泽东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厂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人事”。一九五六年又趁势猛进，到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曰标，提前了十一年。58、从1953年8月提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到1956年年底，就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短短三年，中国农村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围绕着这样的变化，党内外又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斗争。我们却发现赵树理大多数情况下是沉默的：无论是1954年“农村生产力的大暴动”，还是1955年党内关于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的大论争，在他的文章里都没有反映。最能说明他的处境与心境的，恐怕还是1959年写给陈伯达信里所说的“难于插手”四个字。他当然不会反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说在1956-1957年在沁水、高平两地看到“高级合作社迅速发挥出来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统一使用人力物力，使本年就达到大幅度高产，同时在合并地块后进行了必要的土地基本建设，兴修了一些小型（高平接近中型）水利”，他是很兴奋的。59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赵树理的理想，上文提到农民丧失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让赵树理特别担心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又是最懂得农民的，如他所说：“农民是不会不相信党和社会主义，不会轻易退社的。不过农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将来他们会是，现在还不是。现在的农民总是农民，总是中国农民”。60因此，他对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过高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人为地加速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速度，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心怀疑虑的；对忽视农民个体经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简单地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有保留。对某些农村干部一味跟风、浮夸更是反感。他后来说：“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这是从五六年开始的”。61对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做法，赵树理恐怕也有想法，当然也不会公开提出，只能做到自己不跟着走，也就沉默了。于是，我们就注意到，除在1953年冬到1954年冬完成了《三里湾》，1955至1957年连续三年，赵树理只与过一篇短篇小说《求雨》（1954），一幕秧歌剧《开渠》（1956）。就再没有其他文学创作。他后来说：“从五五（1955）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咱们下去最好不要看模范，写模范村”，“有好多事不好写，不能写”，就不写了。62但赵树理仍然关心在这样急剧变动中农民的命运，以及高速发展中合作社面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三篇文章。一篇是《论“吃社果”说法的错误》，写于1955年3月，即前文说及的“控制”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时期。赵树理发现“有个别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土地少或土地簿的农户公开拒绝，他们‘发明’了一句讽刺话，把这些户叫做‘吃社果’（意思就是‘剥削’社的生产果实）”。在赵树理看来，这种说法，不仅违反了党的“依靠贫农”的政策，而且在经济核算上片面强调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的价值，忽略劳动力的作用，这不仅会导致分配上“强调土地分红而轻视劳动的价值”，形成经济的不公，而且“会使社员在社内的地位以入社土地多少、好坏为标准”，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赵树理甚至担心“会使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农村中一种特殊的以富农思想为基础的小集团。这和国家在过渡时期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遣政策是不相容的”。63——这里，有几点颇值得注意：一是赵树理在考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与农村问题时，首先关心的，是经济的公平和政治的平等问题；二是他是站在土地少、土地薄而又积极劳动出力的贫困农民，即农村的弱势群体这一边，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在他看来，以上两点关系着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他最担心的，正是出现“特殊的以富农思想为基础的小集团”，这会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质，农村社会的腐败。这构成了赵树理观察农村的基本出发点，非常值得注意。1956年8月，赵树理写了《给长治地委××的信》。这正是全国上下庆祝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赵树理在信中却谈起山西农村某些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力气”；“二，缺草”；“三，缺钱”；“四，命令太死板”；“五，买煤难”；“六，基本建设要求太急”；“七，地荒了，麦霉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积极性呢？”——这是赵树理第一次发现了社会主义在农民中的信任危机。赵树理同时发现了党和农民关系的危机。首先是信用危机：“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党向农民）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农民）思想是不易打通的”；其次是农民与干部关系的高度紧张：“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村长”，这样的冲突经常发生，“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随时都可能引发各种群体事件，“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赵树理认为，问题出在“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这个“对谁负责”的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体制问题，当时的赵树理当然不会作如此追问，但他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64这也是一个要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是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65的前夕，发现与揭露了社会主义在农民中的信任危机与党和农民关系的危机的，这无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还是赵树理个人命运史上，显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显然是因为赵树理始终生活在农民中间，感同身受着农民真实的疾苦。但赵树理还同时感到了自己和农民关系中的新问题：在信中特意谈到，由于自己“文化人”和党的干部的身份，“群众对我谈问题有些顾忌——怕找到上级乱说他们的名字”。66赵树理也是第一次感受这样的隔阂，这自然是和党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直接相关的，却给赵树理带来了此后持续的忧虑与痛苦。1957年6月，赵树理又写了一篇《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这又是一个新的发现：进了高级社以后，一部分农民不会过日子了。他们认为“既然把生产资料交给了社，就应该靠社过日子，因此根本不作收支计算，缺了钱随时向社支取，甚而长支了多少都不管，社里不支给就闹”。在赵树理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每个社员入社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究竟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67在“怎样生活”的背后，显然有一个农民精神、心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赵树理已经敏感到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建立以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以后，显然还有一个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样，赵树理又抓住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大问题。同时，又包含了他的一个隐忧：如研究者所说，他担心农民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吃大锅饭”，从而逐渐“放弃世代因袭的（农民）勤俭持家的传统”。68应该说，赵树理的这些思考都是相当超前，具有一定预见性的。这其实也是预示着赵树理在农村角色的某些交化：他已经很难对实际生活发生影响，而越来越趋向为一个农村问题的观察者与思考者了。（三）1958-1959：“感到彻底无能为力”1958年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一次讲话里提出，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还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沦”：“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次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与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69于是，就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这就再一次引发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动。先是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兴起大规模的水利运动和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称为技术革命的萌芽，以后就发展为大办农村工业，并在“向地球开战”的口号下，一再刮起“高产风”，大放“卫星”，鼓吹农产品产量“数十倍、成百倍”的增长。在高速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同时，又不断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鼓励并社办大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到1958年8月，就作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迅速实现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化，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就意味着，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农民圭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又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感兴趣的是，赵树理对这样的变动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赵树理后来回忆说，在1958年秋之前的半年间，他因为1957年冬在晋东南看到了水利建设的成就，“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对1958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我认为口粮问题彻底解决了”。70对于始终关心农民的生存境遇，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的赵树理来说，农民“口粮问题彻底解决”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他正是基于此而接受了总路线和大跃进。他这样写道：“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即使你关起门来，那股热劲也会冲到你眼前。例如我看到一个玉米种得很好的社，好像进了竹子园，有些玉米密到每亩万株。人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庄稼长得这么壮，他们的劲头也像这庄稼一样饱满，没牙的老头老太太们，两腮上也常笑成两个大窝窝。我到过的那些乡，每乡都有十多个或者几十个小型水库”，“有个县，把农民创造的四五百件新农具和提水工具展览出来，其中有好些是很难想到的”。”可以看出，正是大跃进中农民的“劲头”与“创造”活力，深深地感动与吸引了赵树理。他如此赞叹道：“解放了思想的群众已远非昔比，古今中外任何农业科掌家都根本想不到稻子可以亩产五六千斤。能够左右生产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群众”，72“最近群众文艺创作之多，多到我们无法估计，其中有多少特殊优秀的作品，多少出乎我们思想框子之外的新思想，新方法，都正待我们去发现，去总结”。73今天看来，这些话或有夸张、失察之处，但赵树理对农民一旦“解放了思想”，其所能焕发出的创造力的信任、期待，还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设想里，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这是更能引起赵树理共鸣的。毛泽东所追求的，是“小农原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即在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和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千年农民“吃饭不用钱，看病不用钱，住房不要钱”的平等、自由和丰衣足食的理想。74这正是深知农民愿望的赵树理最能接受与向往的。他因此对公共食堂大加赞扬，写了《新食堂里忆故人》，为中国农民的“小字辈”“将永远不会再懂得什么叫‘逃荒”’而感叹不已。75毛泽东还把“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为逐步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起点与归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这就意味着，不仅申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要以农村为中心，而且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实验也要以农村为中心。77这是最符合赵树理的理想的。他之所以再三强调农民在大跃进中的创造力，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农民必然要求“掌握文化，成为有文化的生产者”，而这样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主要读者对象。78赵树理还进一步想象“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公社社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人人都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了；那时候，人人都像古今的文人一样，吟诗答对，琴棋书画都来得几手，把文学艺术运用得像旋刀、锄头那样熟悉”，“那时候的社会环境，到处都经过艺术化”，“到那时，虽然每个人民公社都有了较大的剧场、影院、乐队、剧团、文娱刊物（文艺，美术，剧本等），但各个队仍会有较小的剧团、乐队等，因为他们不但要听、要看专业的，而且自己也还要拉、要唱、要写，要用自己的诗篇画幅来装点自己的房间，要用自己的歌喉来发抒自己的感情”，仍然有自己的“口头文学”，群众创作。79可以说，正是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设想唤醒了赵树理内在的浪漫主义情怀：他又一次与毛泽东相遇了。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赵树理只有在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层面，可以沉湎于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中；一旦回到现实，面对他的实际经验，就必然回到现实主义，如实写下他（或许也有中国农民）在大跃进中感到的困惑。1958年初，赵树理到家乡沁水，参加嘉丰乡整党整社工作。2月，写了篇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算是表了一个态：“今年过春天，事事大飞跃——生产要捉高，思想要改造。咱们中贫农，休戴落后帽”。80到3月，在一次座谈会上又表示要写《续李有材板话》，歌颂大跃进。81但7月份交出来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却很难说是在歌颂，恐怕更多的是在曲折地叙写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篇小说是一锅粥，它煮了太多的东西。也由于是一锅粥，你已经分辨不出哪是红豆，哪是豇豆。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它用一个顺应当时政治的故事包裹了他那一时期对农村生活的几乎全部感受”。82全篇小说是围绕一个基本事实展开的，这就是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在大会上所说的，“咱们现在的生产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棉花摘不下来，花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不能犁，再过几天地一冻，秋杀地就算误了”。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中的合作社正面临着一个农民缺乏积极性导致的生产危机。这大概就是赵树理的焦虑所在，他苦苦思索着原因所在。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他充分地展开，而只能从两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某些思考。于是，小说里就有了两个批判对象。一是“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只顾自己不顾社”的落后人物，这都是赵树理最为熟悉的农村老人，旧人，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赵树理作品人物画廊里最为鲜明的两个形象。今天有的研究者认为赵树理在小说里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其实是同情她们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表现了某种“悲愤的心理”。83这或许有点后来人的刻意为之，赵树理的实际态度远要复杂：他也流露出某些理解与同情，但基本态度却是嘲讽的。在他看来，这反映了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而他是站在集体立场上，主张“教育农民”的；他的真正同情在那些老老实实在生产第一线默默苦干的直接劳动者身上，他认为小腿疼、吃不饱的耍奸偷懒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因此，他也从这样的基本立场出发，批判了充当和事老的社长王聚德，“锻炼锻炼”就是他压制更有正义感的年轻干部的口头语。赵树理甚至说，他写《锻炼锻炼》就是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老的思想问题”。84这自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如研究者所说，赵树理其实在小说里是表达了他对“构建农村社会新秩序”的一种构想的，即要创立一个“说理”的世界。85就像小说里的女副主任高秀兰在整风运动中给王聚德的大字报里所说，作为一社之长，“只求说个把面圆，谁是谁非不评断”，就造成了在合作社里，“有的没理沾了光，感谢主任多照看，有的有理受了屈，只把苦水往下咽：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有力没处使，谁还肯争先”。在赵树理看来，小腿疼、吃不饱们就是农村里“不讲理”的人，而作为党的干部的王聚德的问题就在于“和事不表理”。这样是非不分，无理无法，是不可能真正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办事靠集体，说理分短长，多听群众话，免得耍光杆”。因此，小说里的正面人物，除了“认理不认人，不怕不了事”的支书王镇海、副社长杨小四、高秀兰这些干部外，还有“群众”。这些“群众”就是赵树理最为看重的老老实实的直接生产者，正是他们在辩论会上主持正义，讲理又说法，帮助杨小四最后“镇住”了小腿疼和吃不饱。86这其实足隐含着赵树理的一个理想的，即当农村里的直接生产者自己站出来，成为说理的主体，农村社会的民主化就有了保证，这正是建立“农村社会新秩序”的基础与根本。但很快《锻炼锻炼》就遭到了批判：《文艺报》发表文章，指责小说的描写“歪曲现实”。87面对这样的批判，赵树理有哭笑不得之感，他后来回应说：“提出‘这像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吗？’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个大队去住几个月吧，你就不会这样提问题了。如果凭空在想：既然合作化这么久了，农村还有这种情况？这就没法说了。因为从概念出发和从事实出发，结论不常是一样的”。881958年年底，在赵树理的一再要求下，他被安排在山西阳城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他一上任，“一接触实际，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原先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种种乌托邦想象，在事实面前完全、彻底破灭了。1959年2月22日（旧历元宵节），赵树理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了一封信，汇报工作——赵二湖回忆说，赵树理有极强的组织性，他每次下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与思想。这次是在县里写汇报。先汇报行程：从北京来到阳城，参加了县里的一些会议以后，就“到公社住了一个礼拜，到家乡住了一个礼拜”。那么，赵树理在家乡又看到了什么呢？先看食堂。开始，赵树理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颇为满意，因此写了前面提到的《新食堂里忆故人》；在给邵荃麟汇报里也谈到“大灶化以后，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力”。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谓“吃大灶”实行的是“伙食供给制”，“此地每一个人口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元。而伙食的费用都平均在四十元以上，因此一般农民对争取多劳多得的方面积极性不大。”90大家光愿意放开肚皮吃饭，不肯鼓足干劲生产，“劳力少而弱的家庭真的进了共产主义，劳力多而强的家庭反而倒还在社会主义”。赵树理因此对“吃大灶”产生了怀疑：“吃饭采取现在的大锅方式，即使到将来恐怕也行不通”，“一个家都不好组织呢，吃大锅饭能解决问题？”91赵树理又去看大跃进的一个新鲜事物：土高炉。他看得目瞪口呆，遂有小诗一首：“砸罗锅，糟蒸锅，铁盆茶壶不放过。小仓锅，杀猪锅，姓铁你就躲不过”，“批判是专家，钢铁炼成渣。卫星飞不起，曲哩满地爬”。（注：烟火中有一种小起火，因为质量不好，放不起去，在地上窜着冒一股烟就熄灭了。晋东南土话管它叫“曲哩”。）92赵树理指着一块块废物说：“炼这玩意干甚啊，真是作孽！”93他接着应邀去参加阳城靠“土法上马”修的一条从水村到佛沙的“土铁路”的通车仪式。试车时，车轮出轨，赵树理跟着群众一起推车，又写了小诗两首：“东村有人放卫星，旧村有人发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路上推火车”，“牛皮既然有人吹，火车何曾无人推，阳城自古多奇才，填补空白该靠准”。（注：“填补空白”，指“垒太行山”。因民间流行有“牛皮不是人吹的，火车不是人推的，太行山不是人垒的”的炼话，今天既有人能推火车，亦有人大吹牛皮，那么垒太行山该靠谁呢？）94他再去了解农村劳动力情况，这是他为最关心的，结果发现“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和筑路吸收了一大批强劳力，因而农业上的劳力减少。工具改革马上补不起这个空子来。妇女虽然比过去出勤多了，但是要求她们完全能抵住男青壮年还不可能”。还有他时时萦绕于心的农民的实际收入。他又发现，“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有增加，但还没有赶上非农业人口增加的需要”，95因此农民的实际到口的粮食并没有增加。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背后，又是一个旧家管理机构人员极度膨胀的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一个会议上就谈到“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获”。96赵树理实际接触得更多的是县、社的干部，发现的问题就更多。首先是“社干多为以前的乡干（这是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结果——钱注）。这一级干部，在过去好像是代表国家方面的多，直接经手搞生产的少，所谓领导生产，大体上只是收集、汇报数字，真正经营者是队干（即以前的高级社管委会），现在由原来的乡干直接经营生产，他们还用的是过去那种工作方法，召集会议作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总以为下面是照他们的布置执行的看，而实际上距离事实很远”，这样的官僚化的瞎指挥，“是有危险性的”？眼前的例子是，赵树理从县城回家必经的町店公社，书记脑子发热，硬要在一块贫瘠的山梁上造万亩田，结果完全荒废，赵树理多次批评说：“搞了‘万亩梁’，荒了‘万亩良’，粮食没打上，群众饿得慌’”。98、更为严重的，也是赵树理更感痛心的，是党的许多干部，甚至包括县领导干部，心中根本没有农民，只有党的上级领导，一味紧跟。在赵树理看来，这样的问题或许是更带根本性的。一位作者有声有色地叙述了在1959年阴历大年三十阳城三级干部会议上，赵树理与县委书记的几次交锋。先是县委书记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号召全县“过一个大跃进的春节”，要求正月初一全县农村立即投入生产，“每个劳力，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六亩”，赵树理立即插话说：“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书记接着又提出：“为了秋后能放更大卫星，县委决定，今年一律推广密植，要求一亩玉茭下籽一百二十斤”。赵树理急得又是一斧：“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种玉茭的？”书记终于发火：“大跃进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赵树理仍然据理力争：“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精神，那就是瞎指挥”。书记也急了：“别的县都哗哗地定出高指标的规划。我们这里有的人就是硬咬住说这也不实事求是，那也不切实际，定低了，我们怎么向上级交账？”赵树理毫不退让：“我们做工作，要对人民负责，指标定得高高的，打不下那么多粮食，不是苦了老百姓了吗？这么做，会有损党的声誉，群众也不会跟我们走！”最后书记恼羞成怒：“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99这事后的叙述或许有文学描写的成分，但所透露的信息却是真实而严峻的：赵树理所面对的不只是这位县委书记的思想作风问题，更是体制问题：干部只需要向上级负责，因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是上级授予的；而无须向人民，特别是农民负责，农民只不过是自己的管制对象。而“向谁负责”恰恰是赵树理信念中的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赵树理从北京未到县、社底层，不仅他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想象全部破灭，而且还要面对远要复杂的农村现实的与深层的问题，引发了他的巨大焦虑与深入思考。但赵树理还是谨慎的。在给邵荃麟的汇报里，他只说了“我这次到乡间来，没有任何一次顺利，原因是摸不住工作规律”。对于农村现状，也有分寸地提到人民公社“在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群众生产积极性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关于自己的写作，他则表示，把农村的现实“反映于文艺作品中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例子。作品无非反映人和事，我在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我打算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100但这回赵树理真要“参加一段工作”也不容易。前面所说的赵树理与县委书记的面争表明，赵树理已经很难真正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发挥作用。在给邵荃麟的信里，赵树理提到县委书记曾让他在一个管理区做农村改革试验。赵树理也认真地提出过一些设想，如由公社社员代表选出懂得实际生产的优秀管理人员担任公社常委，给队一级更大的自由分配权等，但因为不能在公社范围施行，也就起不了作用。101而他在管理区工作又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管理区上的干部每天都要要上报各种材料、数字，自己作为坚持原则的党的干部当然要求汇报要实事求是，但很可能因此使管理区的干部因为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数字，而受到批评。赵树理终于发现自己“在管理区就失去了作用”。102于是就有了新的自我定位：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提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103但赵树理真要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与意见，也是困难重重。赵树理后来回忆说：“由于受浮夸风影响，我对问题性质的理解往往和领导上掌握的情况有差距，因此领导上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我的思想”。104这样，赵树理就陷入了困境：“我看到由于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我不能熟视无睹。向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等人提出，可是说不服他们。为这事，我日夜忧虑，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方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105在一些县、乡、社干部眼里，赵树理是多事，挑毛病，神经病。县委开会常常不通知他，以免他打横炮，节外生枝。106更让赵树理难受的是，随着党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农民也逐渐远离了他，“回家后没人给我说实话了”。最初赵树理颇感“苦恼”：“为了他们，他们还避忌我”；他后来了解到，农民怕他向上级反映，“怕报复，受治”，赵树理心理的负担反而更重了。107这样，赵树理就不得不再作调整。在1959午8月20日写给《红旗》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里，一开篇就如此写道：“一切事物内在的规律都只能从事物的发展中来寻找，办公社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于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两个阶段的改革运动中都曾在农村住过一些时期，对其内部情况也郁接触到一些，也探索过其中的一些小道理。现在我就把我摸索到的小道理写在下面供办公社的同志们参考”。108这里讲的办公社的内在规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道路”的问题；赵树理意识到自己熟悉农民，对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的内部情况多有接触的优势，选择“探索其中小道理”作为自己的新使命，这是对自己现实与历史角色的新选择，新定位：“农村问题的思想者的赵树理”终于突现出来。这看起来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实是一个新的飞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赵树理终于找到自己。赵树理当然以后还会继续写作，但写作的目的与意义已经变化：不再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按，指直接的指导作用）”为追求，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新观察，新思考，新探索；他的写作对象，除了传统形成的他的忠实读者（今天戏称为“粉丝”）外，主要是关心与思考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各界读者。但赵树理也不会放弃影响实际运动的努力：他永远也不是远离实践的书斋里的纯思想者。他在写给邵荃麟的汇报信的最后，有个附笔：“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109赵树理对自己的实际地位与处境，是有一个基本估计的，他常把自己戏称为“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前面提到地、县、乡、社各级干部对他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于他，就因为他能“通天”；党的高层也重视他，就因为他“彻地”，再加上他又是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家。赵树理是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特有的条件的：“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无保留地向上反映”。110因此，当赵树理向基层与地方党委反映情况与意见，得不到理解与支持时，他决心直接向决策部门以至最高领导反映，就是很自然的选择。这其中或许也还有他在1951年通过陈伯达向毛泽东直抒己见，得到充分尊重和吸取的经验。历史似乎再一次给他提供了机会：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受毛泽东之命担任《红旗》主编的陈伯达约请赵树理为《红旗》写小说，人们都认为这是陈伯达的“别出心裁”，其实此时的陈伯达也正在关心农村问题，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以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等弊端都深有感触，而于1959年1月9日写信给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候，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111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关注，也就希望听听被认为最熟悉中国农民的赵树理的意见。赵树理几经犹豫以后，还是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一文给《红旗》杂志，并有《致陈伯达》两封信，信中特意说明：自己面对农村问题已经“进退失据”，“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情，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112其实，在此前后，大概在1959年上半年，赵树理还写有《高级农业合作社遗留给公社的几个主要问题》（未完稿）。这样，在1959年赵树理就通过两篇文章，两封信，初步地阐述了他在“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农村问题时所发现的若干“道理”。赵树理这样的思考与探索，是从1951年开始的，如前文所描述，在最初的《三里湾》写作里，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现、向往与想象；以后就逐渐发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危机；现在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对社会主义农村深层次矛盾的追问与出路的探索。在赵树理看来，农村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的两类矛盾”。而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是“集体与国家的矛盾”问题。这也是他一再谈到的自己在农村“进退失据”的症结所在。据他说，“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原因是错在集体方面的话好说，而错不在集体方面（虽然也不一定错在整个国家方面）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113其实，这样的“集体与国家的矛盾”背后，更是领导国家的党和农民的矛盾，当错在党方面的时候，赵树理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个问题在人民公社时期远比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更为严重，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亦即建立国家政权、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军事组织的全面合一的社会结构，其实质就是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领导与控制。”114这样，在考察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时，就不能不追问到党和国家对农村集体和农民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上去。赵树理说，他“自去年（1958年）冬季”来到农村以后，就“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里来加以改变”。115也就是说，要根本解决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仅在公社或县里解决或改变，而是要追问“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体系”。在赵树理看来，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管理农村集体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及赵树理自身对党的信念，他不可能同时明确提出党对农村的领导问题，即使有所思考，也只会将党的问题隐含在国家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里。这正是赵树理所要反复讨论的。在《致陈伯达》第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在局部所有权尚未基本变动之前，集体所有制仍是他们集体内部生产、生活的最后负责者。在这时候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工作人员（区、乡干部）对农村工作逐渐深入是好事，但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例如为每个社员具体规定每种作物的详细亩数（谷子、玉米、高粱、豆子、小麦、花生、芝麻……无所不定）。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具体产量等等。都会使直接生产者为难——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怎样做生产的全面布置才能得到最多的产量，区乡干部大多数不如社干部知道得多，但社干部为了要照区、乡的规定办事，只好放弃较有把握争取最高产的计划。真正的产量是物质，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116一—国家“管得过多过死”，形成对直接生产者的掣肘，这是要害所在。但也必然受到惩罚：“产量偏不就范”。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里，赵树理更具体讨论了国家“要管”什么，“不管”什么。在他看来，国家只应该管两条：一是为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需要，规定农业生产的基本指标；二是为了非农业人口的需要，规定农民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基本任务。除此之外，统统交给农民和他们的集体组织自己去管，以充分发挥农村集体和农民的“主动性和经营积极性”，以“最有效地利用土地和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赵树理主张，要把农业生产的自主权交给直接的生产单位，即当时的管理区，代表政权的公社，只能扮演“顾问性的协助”角色，“应该把重点放在组织领导、政治教育方面”，而不能充当直接的决定者，指挥者。117——强调把农业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交给从事直接生产的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国家及代表政权的公社只能充当“顾问”，起“协助”作用：这是另一个要害，也是后来批判赵树理的重点。在赵树理的理解里，国家与集体的关系的背后，有着众多复杂的问题。他曾谈及统购统销的问题，国家计划与市场需求的关系问题，“把国家领导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精神用到领导农业生产方面来”，忽略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的问题等，118但都没有充分展开，他强调：“今天‘国家与集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在于‘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与所有权的冲突’”119农村组织的性质既然明确是“集体所有制”，但生产与分配的决定权（钱按：岂止是“生产与分配决定权”）却为国家所垄断。这在赵树理看来，是不正常，不合理的。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就说得更尖锐：“现在是生产者不当家，当家者不生产”。120于是，就注意到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里，赵树理专门写了一段“劳动力在现阶段农业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我们的农业生产，在机电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劳动力的多寡、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每年农产品的总产量多寡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121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概念：“随接生产者”。122这是赵树理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在前文的讨论里，已经提到，他的笔下写到的心目中的“群众”、“农民”就是在农业第一线老老实实耕作不息的“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他们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赵树理的理解里，所谓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无非是三大问题。首先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具体表现在劳动出勤率与生产率的高低，这是基础。其次是劳动生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是否逐渐增长，亦即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基本指标。最后，要落实为直接生产者是否直接获益，“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候自己”，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否得到切实的提高，实现共同富裕。赵树理说：“能把每个人的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大跃进”。123在他看来，调动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有诸多因素，除“思想上启发群众的自觉性，最后作到人人自觉的头脑发动他们自己的工作劲头”，即所谓“政治挂帅”之外，最主要的是要让直接生产者掌握生产与分配的决定权，即让他们真正“当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要具体落实到公社管理的制度上：国家、公社只提出“顾问性的建议”，“最后决定权要留在管理区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务必要使社员大会或代表会的活动“正常化，经常化，民主化”。124这样，赵树理就将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与分配上的决定权，并落实为乡村民主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村集体矛盾，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新出路.赵树理同时关注的是，农民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他思考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对农民的思想教育，集体分配关系的处理，关心群众生活（消费），等等。125但他思考的重心却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与“以现有管理区为单位”的集体之间的矛盾。126这里又涉及赵树理农村观、农民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人民公社掀起的“否定家庭”的思潮相反，赵树理始终十分重视”家庭”及相应的“户”在农村生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谈到，“巴金写了一本《家》，为了表现农村生活，我们也可以写一本《户》。户是农村的生活单位，生产队就是以户为单位。记工分按人，但生产队的账目不是以人而是以户为单位的，结算、分配都是以户为单位的。在养老没有社会化以前，户还是不能撤了。这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有利的。由于户的存在，也有问题。公社、大队、小队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户可不是，在生活上往往还带有封建性。在一个户里，总是教育孩子要为自己家里好。有时候也说为集体，也是因为多干多挣工分，拿这思想来教育孩子。所以爱社如家的教育是一套，在家里受的教育又是一套”。127熟谙农村社会的赵树理深知，在农村生活发生巨大变动（无论是民主改革，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时候，不仅会产生家庭与集体、社会之间在观念、利益上的冲突，在家庭内部也会引发成员之间观念、利益，彼此关系上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从《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到《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都是以家庭内部的冲突为基础展开社会矛盾，展现历史变迁的。其中都会遇到家庭伦理问题，如前文的讨论，赵树理始终有一个用“既讲理（特别是新时代的新道理）又顾人情（符合家庭伦理，农村社会伦理）”的方式来解决家庭与社会冲突，建立合情合理的农村社会新秩序的理想。在六十年代，赵树理就进一步将他的理想提升为一个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农村现在急要一种伦理性的法律，对一个家的生产、生活诸种方面都作出规定。如男女成丁，原则上就分家；分冢不一定走完全另过，只是另外分一户，对外出面；当然可以在一起起灶。子女对父母的供养也有规定。成丁的男女们自立户口，结婚后就可以合并户口。首先从经济上明确，这对老人也有好处；婆婆也不会有意见，因为这是国家法律，灶可以在一起，但可以计算钱。这样一处理，关系会好得多”，“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128“伦理性法律”，这可以说是一个“赵树理的概念”，它包含“伦理”与“法律”两个侧面；而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有“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法、儒之争。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影响，建立法治国家就成为一个时代思潮。但在上一世纪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所理想的“新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而在他看来，中国乡村社会就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伦理本位的社会，因此，在法律与伦理的关系上，他更看重的是伦理。129他强调：“中国社会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130在农村团体里，“遇有问题发生，不愿意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有情有义相对待”，要“把法律问题放在德教范围内”。131赵树理早年曾是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三巨头之一的陶行知（另两位是梁漱溟与晏阳初）的信徒，他对梁漱溟的思想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赵树理提出“伦理性法律”的概念，显然试图在现代法律与乡村伦理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既“有情有义”，又“有法可依”。赵树理正是期待以此建立一种全新的农村秩序，作为解决农村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矛盾的新出路。这样，保障直接劳动者生产与分配的决定权，实行乡村民主，与在伦理性法律基础上建立农村新秩序，就构成了赵树理关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考与想象的两个基本点，也是他解决农村现实中国家与集体、个人与集体两大矛盾的一个对策与设想。这是极具创造性而又超前的。赵树理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会使领导“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因此一度废稿。132但在几番犹豫以后，还是将信与文章寄给了陈伯达：对赵树理而言，向党说出自己的一切想法，是党员的责任和党性的表现；同时，他显然对党的高层抱有信任，或许也包括对毛泽东本人的期待。但1959年的毛泽东，已经不同于1951年。如前所述，1951年的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是谨慎的，还听得进赵树理的不同意见，并有所吸取；但经过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全面胜利，毛泽东正是踌躇满志，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遭到彭德怀的挑战，他正要全面反击。完全不知道党内高层斗争内情的赵树理在1959年8月20日寄出文章，正是自投罗网。毛泽东所要推行的是极度强化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阶级斗争治国的路线，赵树理却要为农民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定权，要用“伦理性法律”治理农村，显然和毛泽东的路线不一致。他的意见不仅不可能被尊重、吸取，而且他自己还要为发表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而付出代价。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赵树理的文章，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毛泽东与赵树理的关系，作出某种推断。自命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其实不用看赵树理的文章，也能大体上了解赵树理对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看法，甚至他也能理解赵树理与中国农民的意见的合理性，但他已经认定“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仁政”要服从“大仁政”，因此，他绝不会因为农民的利益受损，而放弃他的乌托邦治国理想。而对赵树理，农民利益受损，就触犯了他的底线，非据理力争不可。这大概就是赵树理与毛泽东的区别所在。对这一切毛泽东其实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对赵树理的错误言行必须批判，但又要掌握一定分寸。这就是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的，在批判赵树理的右倾错误的同时，党中央又指示（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意见）“对赵树理要低调处理”的原因所在。面对党的批判，赵树理的态度，也许是更应该注意的。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党的面前，他坦然承认，自己有类似彭德怀的想法，也认为“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133这应该是赵树理与彭德怀的再次相遇：当年彭德怀支持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赵树理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上站在了彭德怀一边。而且他在遭遇批判时，“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坚持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因此，当他听到了这样的“义正言辞”的批判：“我们要问赵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大概又会有哭笑不得之感，他和这些“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同志”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他只能“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134但有一些批判却是赵树理感到“迷惘”，“无言以答”的：“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赵树理采取和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活有什么区别”，等等。135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现在又落入了他的小说里的人物《三里湾》里的范登高（在批判会上已经有人断定赵树理的思想“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136）同样的困境：“是服从党的意志，还是坚持个人的意见和选择？”对于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赵树理来说，他只有向党投降，而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赵树理致信邵荃麟并作队党组，承认自己犯了坚持“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的错误，“全党服从中央识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赵树理为此而表示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137赵树理无论怎样坚持“自己的眼睛”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要受到党的纪律与党性原则的制约：这是他的宿命。（四）1960-1966：“我一想就碰壁”“一个人孤军作战”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最后不了了之。而且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960年提出反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1961年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休养生息”，1962年七千人会议后，决定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上来”这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调整138以后，赵树理那些不合时宜的话，突然被“发现”了。于是就有了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1959年批判会的主持者邵荃麟对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在别人脑子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邵荃麟还说：“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139赵树理也终于获得了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他依然关心农民的命运：“我们乡下一个队十几个妇女都不愿意嫁农民了”，一句话道出了多少辛酸！他依然为社会主义的危机而不安：“一九六〇年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我们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农民会问：‘增多的粮食是不是我们的呢？”’他更谈到自己内心的苦闷：“为什么不可以写这些呢？怎么避得开？我常常一想就碰壁”；“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的”；我只能“脚步慢一点，就想慢一点写”。而且还发现，自己“后来写的这几篇，我知道对象不是农民了”，要写的《户》“恐怕还并不是给群众看的”。那么，又给谁看呢？“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实在不行，我的年龄也不行。过去还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岁，再叫十年实在是不是还叫得出来，也不一定”。140这又是怎样的处境与心境呢？那么，赵树理在他创作后期（1960-1966），焦虑的是什么呢？他要写什么，为谁而写呢？1960年赵树理出版了他的散文、杂谈、评论集《三复集》。他在《后记》里，解释说“三复”“应解作‘再三重复”’，自己文章中“重复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为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创作的动力”。141根据这一提示，我们才注意到从1957年起，赵树理就一直在思考与讨论这一问题，从1957年的《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出路”杂谈》、《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到1960年的《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就同一个问题，先后写了七篇文章，这在赵树理的写作中是仅见的，可见问题对他触动之深。那么，究竟是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赵树理呢？事情是从一件小事引发的：一位在地质学校读书的中专学生，准备写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不知该怎么写，就写信求教于赵树理和茅盾，赵树理最初认为这是青年好高骛远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写信劝告，希望其“集中力量把专门的功课学好”，坚持业余写作，不要试图作专业作家。142但再作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赵树理又发现，有一些农村青年也不安心于农业劳动，希望通过写作或读书，逃离农村。这就引发了他的历史记忆：自己童年时，就有邻居如此劝说父亲：“在家种地，没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父亲听了就把自己送进了师范学校。在接受了革命道理后，才理解到“要我‘出’，是要我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难的压迫者那边去入伙”。有了这样的觉悟，才选择了革命道路：要“摧毁那种不合理的制度，然后建立一种人和人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现在，赵树理又痛心地发现，这样的“在家种地没出路”的思想，“还影响着农村中一部分青年”，他们依然不安心农业劳动，“以为进了城，就可以高人一头，就可以取轻巧钱，以为‘万般皆上品，惟有种地低”’。由此而引发了赵树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首先是由城乡关系引发的如何对待现实存在的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赵树理并不否认这样的差别存在，问题是如何消灭这三大差别？赵树理认为，“只有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使农业生产科学化、机械化，才是消灭农村与城市差别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会因农业本身的进步而消灭”，是要以农业、农村的发展为前提与归宿的，而这样的发展是需要有大量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在赵树理看来，乡村有文化的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而跑到城市求发展，“不但对消灭差别没有帮助，恰恰成为消灭差别的消极因素”。这里，是隐含着赵树理的忧虑与困惑的：如果不同时发展农业集体生产，走一条单一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那就会导致农村的衰败，这是赵树理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一个人一上中学就不准备再参加体力劳动，教育普及了，生产（却）停顿了”，这更是赵树理绝对不能容忍的。培养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是赵树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的核心内容，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我们的农业合作还仅仅是开始”，“正需要你们这些既有文化又有体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在热烈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来。我认为这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143而在农村青年有了文化就拒绝参加体力劳动的背后，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劳动，农业劳动者的问题。所谓“万般皆上品，惟有种地低”，这更让赵树理感到痛心。在赵树理的信念里，直接生产者是占据了核心地位的，而现在他所要面对的，恰恰是很有可能在年轻一代那里，发生农业生产、农村社会的全面溃退，对作为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的农民的基本否定：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这就越过了赵树理的底线。而赵树理之所以抓住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放，而且如此大动感情，以至于达到“非常敏感”、“深恶痛绝”、“怒不可遏”的地步，144其原因就在这里。赵树理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现代化发展中农村与农民的前途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赵树理或许没有自觉于此，但他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尚在起步阶段，就敏锐地感觉到问题，这本身就是超前的。但他也只能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这就有了赵树理写给他中学毕业的女儿的家信，要求她回家乡直接参加农业劳动或留在北京参加服务业工作，“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的问题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在另一篇文章里，还加了一点：“看不起体力劳动”145）。他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说：“你有两个小小的包袱，一个是高中学生，另一个市干部子弟”，“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或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观点，偷偷地流传到许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是极危险的。他谆谆告诫说，只有“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存现有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即与广大群众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所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146首先成为一个直接生产者，才能真证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与农民群众，和劳动建立感情：这是赵树理给他的女儿，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年轻一代指出的健康成长的道路。在赵树理看来，“生产劳动”才是最基本的人生意义和快乐的源泉。他反复强调“只右劳动才能创造价值”，147而且特意指出，“一个体力健全的人，有发挥体力的机会也是一大快乐”，“一个脑力劳动者要是体力还好的话，也应该找一些发挥体力作用的地方，而且要把两种劳动平等看待”。148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劳动群众知识化，这正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之正路”。149赵树理这里所说，不仅关系青年成长，更是关系社会主义农村建没的前途与命运。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健全发展，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尊严与权利，这是赵树理要始终坚守的三大要素。而他的焦虑正在于，正是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重威胁，这是他感觉到社会主义危机更深层更根本的方面。应该说，赵树理这样的危机感和焦虑也依然是超前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赵树理之所以感到自己是“孤军作战”，原因即在于此。在经历了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农村变迁，今天重又面临“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下中国农村的衰败，以及对农业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普遍漠视和逃离，我们才懂了赵树理当年的焦虑，重又发现了赵树理的意义与价值。但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赵树理在明知自己已经无法在中国农村政治上“起作用”，就只有借助写作来留下自己的思考，近虑远忧。他的读者也就变成了和他同样思考农村问题的有心人。于是，就有了最后四年的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杨老太爷》（1962年）、《张来兴》（1962年）、《互作鉴定》（1962年）、《卖炯叶》（1964年）；不同于以前的创作，自有新的写作动机，新的读者对象。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谈到，他从1955年以后就“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但是农村还有“抗风”的“韧性的英雄”，“如老坚决，实干家。抗风是各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没有脱离群众。”150现在他所写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张来兴》，就是这样的“没有脱离群众”，却被主流意识形态忽略和遗忘的，但又是赵树理心目中“抗风”的“韧性的英雄”。“韧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既来自鲁迅，又是最能表现中国农民的精神素质的。赵树理为这样的“韧性的英雄”作传，自然有现实的批判性。但他或许更有为体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作传的意思，更是要坚守他的基本信念：体力劳动不朽，体力劳动者不朽。《套不住的手》的中心形象就是陈老人的那双不同于一般人的“手”：“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围绕着对这双手的评价，展开了一场争论：一个“学生”（大概就是和赵树理论争的那些“看不起体力劳动和劳动者”的青年人）对之“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而一位老人却对他说：“小伙子！你不要看不起那两只手！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陈老人则说：“不是开山，我的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但陈老人依然感到“自豪”：“他这双手，不仅坚硬，而且灵巧”，“他做起细活来，细得真想不到是用这两只手做成的”。后来家里经济富裕了，孩子们就给老人买了手套，但老人始终不习惯，几次丢失，最后说：“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读者自能从这些描写、叙述里，感到某种寓意，蕴含着关于“机械化了，生活提高了，还要不要手工劳动”的讨论，还有“这双手代表的精神”、“手对于人的意义”的思考，等等。“不要看不起那两只手”，这背后隐含着赵树理的无限感慨。《实干家潘永福》也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的：“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正是赵树理在探索中国农村问题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一个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政权”一直是赵树理社会主义农村理想的核心之一。151在这篇报告体的小说里，赵树理其实只说了一句：“从1949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这里包含了两个侧面，都在要害处。一是他始终没有脱离“打短工时代”，或者说，他始终就是一个“短工”。这不仅是他的衣着“完全和他打短工时期的打扮一样”，他更始终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平常时候在办公之余，仍然和区公所的同志们扛着锄头和挑着粪桶，去种他们机关开垦的小块荒地，和打短工时代的潘永福的神情没有什么区别”，他先是调到县营农场，后在小梁山工地修水库，始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依然保留直接生产者的身份，这或许是赵树理最为看重的。潘永福一直坚持短工时代形成的习惯：“屋里和野地差别不大，水里和干地差别不大，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劳动和休息差别不大”，赵树理说，这已经不能用“吃苦耐劳”这样的普通字眼来形容，不讲任何条件的劳动，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这样的“永远的短工”也即“永远的劳动者”的干部，正是赵树理的农村理想里的真正带领者。赵树理强调，这样的农业生产的实际领导者、组织者，还必须具有“经营之才”和“实干精神”：“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他的实干精神发展过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也始终不放弃实干”。152一切为了农民获得“实利”，这本是赵树理农村理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潘永福的形象，是赵树理理想的一个化身；赵树理于潘永福不仅是惺惺相惜，而且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的。《张来兴》写的是一位手艺高强的厨师。这类心灵手巧，把手下的活儿艺术化的普通劳动者，一直是赵树理所心仪的。而赵树理尤为赞赏的，是“他认理真得很，自己有理的事，连一句话也不让”。“真认理”正是赵树理的理想人格。小说的中心情节，是县里的财政局长为巴结姓何的大人物，大摆筵席，要张师傅去掌厨，张师傅不想去，局长“把眼一瞪，提高嗓门说：‘反了你！一个穷厨子，摆什么臭架子’！”张师傅“把脖子一扬，很认真地回答他说：‘局长，我姓张！”’局长“直瞪着眼，大张着嘴，足有一分钟没有说上话来——因为他也姓张，可又是何家的干儿子”。153张师傅所要维护的，是自己作为独立劳动者的尊严。赵树理在196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郑重其事地为张师傅作传，自然是有所感：在现实生活里，被《讲话》宣布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劳动者，依然因为“穷”而备受歧视，以致没有人愿意嫁给农民。这是赵树理最感痛心的，他要为张师傅这样的普通手艺人，劳动者，为中国的农民，讨回他们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样，赵树理就把他最后的颂歌献给了直接的生产者、体力劳动者，不脱离劳动的普通干部，他心目中的真正的农村社会的“英雄”，这都是意味深长，意义重大的。接着写的《杨老太爷》（1962年）、《互作鉴定》（1962年）、《买烟叶》（1964年），则是直接表达他的关于农村青年“出路”问题的思考。或许因为是急不可待的直接表达，在艺术表现上就略显粗糙，赵树理自己说，《卖烟叶》“是我写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154但作品提出的思想却不可忽视。《杨老太爷》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与追溯：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农，以儿子当干部为出路，希望以此光宗耀祖，自居“老太爷”。这样的脱离农村，当官做老爷的“出路”，正是赵树理深恶痛绝的，在小说里，就以儿子不听他的话偷偷跑走，对这位“杨老太爷”的黄粱美梦略加嘲讽。赵树理说，他写《互作鉴定》“是反对知识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卖烟叶》是“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155而研究者却从两篇小说的基本情节：“主人公希望通过写作脱离体力劳动而终遭灭败”，读出了一个“写作与体力劳动”二元对立的模式，从而将小说看成是“有关写作的寓言”。赵树理的价值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即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为“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价值”，而对“写作”的意义，却怀有“极度困惑的心情”。像《卖烟叶》里的贾鸿年是把写作视为商业性的活动的，他希望通过写小说来获取个人名利与爱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初给他提供写作材料的1938年入党的大队长，也是希望通过写书“流芳百世”，这本身就是一种“买卖”。最后当贾鸿年发现写作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便开始从事更为商接的商业活动，作投机买卖。这样的“文字买卖”与“买烟叶”的直接连接与转换，是极富反讽意味的。在赵树理看来，这更是对“写作”意义本身的颠覆。156这就涉及到赵树理自身更深层次的矛盾与困惑。在建国以前，当赵树理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为动力与目标，写他的“问题小说”时，他对自己写作的意义，是毫不怀疑的。他的相应的写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在动员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里，也确实发挥了作用，赵树理也因此获得了他的文学史的地位。但《邪不压正》受到批判时，就预示着他的写作将很难为革命接受，在政治上“起作用”了，当然，这样的不起作用是有一个过程的，如前文所分析，大体上在建国后的第二个时期1954年以后，当赵树理逐渐感觉到在农村问题上“难于插手”，《三里湾》1955年初出版以后，他的写作就陷入了困境。他因此对写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他越来越感觉到，唯有生活在农民中间，才是真实、实在的；劳动，特别是直接生产者的体力劳动，才是”生存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人在世界上获得‘主体’位置的唯一方式”，而写作，文学创作，“则是幻想性的，虚浮的，它丝毫不能使人获得拯救”。157他之所以一再对文学青年想当作家，将写作专业化泼冷水，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深感专业作家可能是一个拔不出的陷阱，自有说不出的苦衷。他还一再表示，“写一篇小说，还不一定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那样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比搞写作小”。158这是反映了赵树理的真实思想的。赵二湖回忆说：“他到村里，碰到实际干的事，他绝不会丢下去写东西。有时候他跟上人家打井一个月，写不成一个字，但他觉得收获很大”，“他甚至宣称：只要能让每亩地多打30斤粮食，我就干农业，不当这个作家”，赵二湖如此概括赵树理：“我父亲一向认为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农业专家。所以几次要求从作家协会调到农业部去工作。”159赵树理自己也说：“我对于作家应否专业化开始怀疑，以后便肯定了不应有专业化的想法，并请示过转业，未被批准”160赵树理在1964年提出“助业作家”的概念不是偶然的。“助业”，显然以“业”为主，写作处于“助”的位置。“业”即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对赵树理来说，就是农业生产；写作是为之服务的。而且自身就是从“业”者，就生活在群众中，和农民一起从事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在生活里有所感，或者生活本身有需要，就随口创作，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另外的人就叫“发表”，“使用”就是“发表”，不一定非要变成正式刊物或书上的文字，口头流传或在群众中流行的水册子上传播就可以了。161或许这是更符合赵树理的理想的写作身份与状态。赵树理的写作困惑，更在读者问题上，本来，“为农民写作”就是赵树理的宗旨，他的作品自然拥有众多的农民读者。当年“《小二黑结婚》一出版，立即被抢购一空，在短短的时间里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各地剧团还竟相把它搬上舞台，纷纷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出。人们一听说哪村演《小二黑结婚》，往往赶几十里路去观看，并一看再看，百看不厌。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62但在1963年所写的《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里，赵树理却如此写道：“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行到农村去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着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163这就是说，《下乡集》（其中收入了赵树理1958年以后写的七篇小说和一篇传记）是否真正“下乡”，真正以农民为读者，赵树理已经没有把握了，这内心的焦虑与无奈是可以想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赵树理更具体地谈到，“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会很少。全国五亿多农民，估计有四分之一都能读书，缩小到十分之一吧，也有五千万，可是小说的发行量却小得多。《三里湾》第一次印了三十万册，以后几次，每次也不过五万，需要的是五千万册，差得很远。而且工人、干部、学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农村就没几本了。”164按说书发行到三十万就已经很不错，说明赵树理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全国关心农村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但赵树理担心的“下到农村没几本”，大概也是事实。或许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五六十年代，普通读者，包括赵树理最为看重的有可能阅读小说的农村中初通文墨的农民，农村文学青年，他们最喜欢的作品是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而不是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这其中的缘由颇值得讨论。有研究者指出，大众读者，包括农民读者，他们读小说，看演戏，“是要看与自己熟悉生活不一样的生活，要欣赏日常生活之没有的故事、人物、情感”，即追求所谓“传奇性”；而赵树理的小说要求紧贴现实，写农村日常生活琐事，自然也自有意义，但至少在缺乏传奇色彩这一点上，脱离了农民的欣赏趣味。论者更进一步指出，“赵树理的写法，也许比上述（通俗小说）作家更适合大众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审美习惯，但赵树理用这种写法写出来的故事，表达的观点，却并非大众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其实，“对赵树理给予高度评价者，就是那些文化程度很高、文学审美经验很丰富的人，就是那类职业的文学评论家”，他们“不要故事的传奇性”，更看重赵树理写作上的独特追求，才能对他的“怎么写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欣赏”。结论是：“赵树理其实始终面临拟想读者与实际读者不一致的尴尬”。165这样的分析应该是有启发性的。赵树理本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也不会认同这样的分析；但他的为农民写的小说下不了乡的现实，却是他无法、也不会叫避的。而他又如此重视农民对他的创作的接受，对他来说，如果写的作品不但在政治上起不了作用，农民也不一定喜欢看，甚至不接受，自己的写作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他不能接受与容忍的。于是就开始了对文学形式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索，即究竟什么文学形式最能为农民所接受？赵树理很容易就找到了答案：“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对诗歌散文不论占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由此唤起的时赵树理刻骨铭心的民间记忆和童年记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总要看上几次。虽然也有电影，人们看了电影还是要看戏”；“我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裕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后来“去驮煤。走过两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这就是同我小时候看戏联系起来了，剧中人物对我起了作用。这就是戏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唤起的是一种责任感：“农民种地打粮食给我们吃，我们给农民演戏”。166事实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一直是自觉地吸取民问戏剧与曲艺的滋养的，他追求的小说艺术，不仅是读的艺术，更要是说的艺术，听的艺术，即研究者所说，他期待的是一个“有声的乡村”。他将民间传统戏剧和曲艺的“声肯”植入小说中，创作出一种全新的文术形式，即“评书体小说”。167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小说是从评话来的，几个大部头（指《水浒》等一一钱注）都是这样发展而来。这是能‘说’的小说”。167“我觉得把它作为中国文学正宗也可以”，“评书（以及曲艺艺术中的其他曲种）”“它的读和说差别不大。听了叫人懂，不但懂，还能使你感兴趣”，“直接和群众在一起，是和群众没有脱离关系的文学形式，我们小看它就会犯错误”。169赵树理1950年写的《髓记》发表在《说说唱唱》上时，就自称“评书体小既”；他还把自己原先写的小说《小经理》“改为鼓词”，170把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为鼓词《石不烂赶车》171：这都是自觉地尝试小说、诗歌形式与曲艺的沟通与转换。1958《灵泉洞》（上部）在《曲艺》发表时，编者特意说明“这是一部长篇评书”。1721964年发表《买烟叶》时，赵树理加了一段前言，指出“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方面，增加了‘说故事’一个项目。据说那种‘说法’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故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我写的东西，一向被列在小说里，但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现在既然出现了‘说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了”，赵树理最后一篇小说就成了一次“说故事”的试验。赵树理的小说在传播上也是借助戏曲、电影等多种形式的改编之力。前文讲到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一个典型。建国后赵树理的小说影响最大的有两部，一是《登记》，二是《三里湾》。前者被改编成各种地方戏《罗汉钱》，在江浙一带农村、城镇几乎家喻户晓，盛况一如当年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多种地方戏曲，赵树理都著文赞赏。173我们说赵树理的艺术生命已经和民间戏曲融为一体，是一点也不夸大的。而在六十年代中期，他把写作的重心由写小说转向地方戏剧的整理与编写，这既是出于对小说作用的困惑（他原有一个四十万字的反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户》的写作计划，因此而终止），174更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完成的努力，也意味着对写作目的与作用的认识的一个深化与发展。赵树理在《下乡集》前言里，特地引述一句民间俗语：“说书唱戏是劝人哩”，依然重视与强调“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的“劝人”即教化（宣传，教育）功能，175这是赵树理文艺观的根本，是不会动摇的。但从前文引述的他从小的感受看，这样的教化又应该是“潜移默化”，而非面提耳命的灌输。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在谈到地方的“小戏”的作用时，又特意谈到：“若是在劳动之后，抱着休息的心情去看这些小戏，却能得到和风细雨式的愉悦和教益”。176在另一处谈到戏曲的特点与功能的时候，赵树理又突出了中国民间传统戏曲“将古人的生活歌舞化”的长处，并且不无遗憾地指出：“今人还没有把今人的生活歌舞化，或者化得不足。现在有些人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去，看后总感觉有些生硬，是现实生活原样的再现”。177因此，可以想见，当赵树理决心把他为农民服务的方式的重心有所转移：由主要提供小说文本阅读，到主要改编、创作戏曲，直接地面对面地演出，其实也意味着对更加形式化的艺术的追求，以及新的服务效果的追求：不仅“劝人”，而且提供娱乐休闲，将生活歌舞化、艺术化，实际上就是充分展现赵树理视为生命的劳动的“诗意和美”，这也是赵树理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理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178对赵树理自身则是生命与艺术的回归：回归乡间社会，回归民间艺术。但当他决心回归戏曲时，中国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1962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1963年即开始在农村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就发展为“四清运动”。这就直接影响了赵树理的戏曲写作。他只是在此之前的1960、1961年的调整期，主持了他钟爱的家乡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的改编、排演，并拍摄为电影；”他自己的创作，就不能不服从子政治的需要。在1964-1965年间，他的主要创作就是大型戏曲《十里店》。这是他先在山西长治黄碾公社曲里大队参加四清试点，又在凌川县黑山底大队采访以后写出的，赵树理自己说：《十里店》是“自动写的，而且是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180但《十里店》的写作却十分不顺，可谓“命运多舛”。一次次演出被禁，各级领导不断审查，前后写了五稿。面对种种指责，赵树理态度意外地顽固与强硬：“《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演不能演？应该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有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181他甚至说：“我是迷在这本戏里的，老以为别人的批评冤枉了自己”。182那么，赵树理所“重新体会到的政治脉搏，接触到的重要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提出，有一个所谓“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大背景，毛泽东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略目标，今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毛泽东所说的“被收买”的问题，亦即经济困难时期农村某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接受贿赂的问题，却是一个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农村确实面对着大跃进、大饥荒以来积累的大量矛盾，急需解决。这一点，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赵树理，是看得很清楚的。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里，他就谈到了“我们（党和党的干部）”所想所说，与农民所想所说根本不同，彼此对不上话的问题：“我们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强，要保卫胜利果实，农民说现在不比过去强；我们说依靠集体就有办法，农民说没办法，还是靠自留地解决了问题。过去给地主扛活，家中老婆孩子吃糠，可是五九年、六〇年，也吃了几年糠，还不如过去。这怎么解释？”183因此，“四清运动”最初提出要清理农村基层组织，“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赵树理对此产生共鸣，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和忧虑，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因而感到自己“重新体会到了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是可以理解的。对赵树理而言，这些“重要主题”并不是来自中央文件，而首先是他对农村问题的实地观察与思考的结果。他谈到创作《十里店》的依据时，就提到他在参加四清时，亲眼看到不法分子偷盗国家、集体财产，“由他们我想到过去的奸商、管家、工头，对谁都是认钱不认人，欺上瞒下，投机倒把，贿赂干部，为他服务。对这号东西，我恨之入骨”。184正因为有“事实先生”作证，有农民支持（《十里店》第一次公演，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185），赵树理才这样硬顶到底。当然，后来四清运动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清洗，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全党范围内的大清洗，作思想、舆论、组织上的准备与预演，就是赵树理所无法预知的了。186那么，赵树理在《十里店》里究竟提出和表现了什么样的农村问题的“重大主题”呢？主要有三。《十里店》第一稿应该是比较真实地反映赵树理的观察与思考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书：贫农王东方因贫穷无以成家，只能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老母病危，还没有棺材装殓，只得求助队办木工厂赊账。但木工厂早已被大队长和他的亲戚旧商人、旧包工头和地主管家一等人所垄断，他们乘机向王东方大加勒索，还上门侮辱病卧在床的王东方的母亲，引发了王母的愤怒控诉：“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劳动的常常是少吃少穿”，“土改时还记得一句常言：‘只能是劳动者创造财产’，普天下不会有现成的银钱，哪一家剥削了群众血汗，吃的是昧心食他怎敢见天？”——这里所说“劳动者创造财产”，是赵树理的基本信念，也是他当年参加革命的基本追求：要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争取幸福；但现在，他却发现，革命后的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劳动的”依然贫穷，“不劳动的”依然在“剥削群众血汗”，怎能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这样，赵树理就触及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本：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剥削。剧本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正面人物模范共青团员马红英听了方母的控诉以后，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贫农，直接生产者——钱注）一直穷到今天？”187这也是赵树理的心声，正是他在观察与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时，最感焦虑，也最困惑的问题。现在，他如此尖锐、直接地提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接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两极分化是怎样造成的？赵树理把剧本描写的重点，转向农村的基层政权的状况。这始终是赵树理观察与思考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重点。他的《小二黑结婚》就接触到了基层政权被“坏人”（金旺弟兄）把持的问题；在《邪不压正》里，赵树理更是提出了“流氓无产者”常常“捷足先登”，成为农村运动的依靠对象，进而混进基层政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1963年，赵树理再次提出土改时“起初，老实人不敢讲，多是流氓先讲话，他们有便宜就干”的历史经验，提醒要严防“投机分子”的渗入。188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前文谈到，赵树理这一时期写《实干家潘永福》，提出“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是表示了对基层政权由什么样的干部掌握的担忧。《十里店》里所要揭示的是基层干部的两大问题，一是一部分干部被拉拢腐蚀，“同一伙剥削鬼滚成一团”；二是一些干部软弱无力，遇事不敢深管，得过且过，结果“真正做活的老实人不多说话”，“那一伙急发财胡说乱蹦”，是非不明，风气不正。赵树理把问题提得更为尖锐：“难道说真成了你们的江山？”“谁想到十里店变成台湾。”189这说法或许有那个时代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局限，但也确实反映了赵树理“回到旧社会”的担忧。《十里店》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赵树理写到了农村“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这是赵树理建国后的作品较少涉及的。他的《十里湾》受到的一个批评就是“没写地主的捣乱”，赵树理回答说，“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这是一个“套子”，是会“束缚”作家创作的。190对《十里湾》里没有写到“富农在农村中的破坏作用”，赵树理也有一个解释：“因为我自己见不到的不具体就根本没有提”。191这解释看来是符合赵树理的创作原则的：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192其实赵树理是另有考虑的，在“文革”的检讨里，就有一个或许是更加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说明：“写《三里湾》时有意不写地富，以为地富无入社资格（当时有此规定），主要阻碍初级社扩大的是富裕中农和翻身时多占了果实的人”。193这是反映了赵树理对土改以后的中国农衬实际状况的一个观察与理解：通常说的“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在经济和政治上遭到彻底清算，成为普通劳动者以后，在社会的严加管束下，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农村的政治、经济舞台，从总体上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夸大他们的“破坏”，继续把他们当作发动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理由与对象，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赵树理当然不会反对毛泽东和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路线，但显然并不主动紧跟。有机会还会有所提醒。如在1963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我现在担心的是集体生产办好办不好的问题。牛鬼蛇神为什么出来？农民为什么那么不相信集体？就没检查我们这些年依靠了些什么人？不能都归之于阶级斗争。中央提阶级斗争，下边就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这不符合中央精神”。他还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指出：“这次四类分子（按，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乘机捣乱，是有机可乘”，“敌人动起来的可以打，不动的不要打，不要弄得满城风雨。普遍的把老地主再斗一遍也不好，不能简单从事”，“土改后，经过几十年过程，有些贫下中农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按原来成分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也不合适。有些地主也依靠劳动吃饭，并且也摘了地主帽子，地主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人了党，人了团，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阶级斗争有什么用？组织贫下中农委员会是个形式主义”194。在1963年阶级斗争弄得满城风雨的情势下，赵树理如此提出保留意见，是需要胆识的，反映了赵树理对中国农村真实的把握与说出真实的勇气。但后来赵树理思想也有些变化：在“四清运动”中他“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195再加上前文提到的赵树理在参加四清试点时，看到不法分子的破坏，就自然联想起“过去的奸商，管家，工头”，于是，在《十里店》里就出现了“旧商人”李天然、“旧包工头”陈焕彩、“地主管家”胡宗文的形象，他们现在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大队长刘宏建的亲戚，既依附又操纵他，并重新成为乡里的统治者。这样，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赵树理《十里店》的创作，就纳入了“文革”前夕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主题之中：“地富不甘灭亡，梦想变天，腐蚀拉拢党内干部同流合污，破坏集体经济，遂使农村贫富悬殊，两级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196这里，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显然影响，与我们前文所讨论的赵树理对社会主义农村危机的独立观察、发现与思考，是纠缠在一起的，需要小心细致地辨别。据说赵树理有一句人生自我总结的话：“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197《万象楼》写于1942年，是赵树理早期戏曲创作的代表作；赵树理不以小说，而以戏曲作品来概括一生创作，显然意在强调自己与地方戏曲、民间传统更为内在的艺术与精神的联系。而如此强调《十里店》的意义，恐怕还是在坚守《十呈里店》里对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危机的观察与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可能受到时代的影响而有所局限。其实，赵树理的最后一部作品，不是《十里店》，而是上党梆子《焦裕禄》，只写了三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搁笔了。剧本写焦裕禄深入农村，和群众一起商讨战胜灾荒大计。这或许是有某种象征性的：赵树理始终期待在他看来已经多少脱离了农民的党，再回到农民中间：他始终没有、也不会放弃对养育他的党的信念。（五）1966年6月-1970年9月23日：“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1966年6月1日，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和对待党领导的一切运动一样，赵树理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是竭力去理解的，他甚至找到了某种合理性。赵二湖回忆，赵树理曾“高兴地说：我越看越觉得《十里店》没错，因为它既重点整了党内走资派，也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写的“就是一出反腐戏”198：赵树理依然试图找到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以在思想与行动上与毛泽东、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他一生坚守的党性原则所要求的。但赵树理依然感到困惑。他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里，谈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每天除了听一听学毛选的青年们的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物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199赵树理一生以发现与表现农村里的“新人”为追求，他建国前后的两部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和《三里湾》都有这样的特点；但他现在发现，在“文革”意识形态指引下，年轻一代的“新人”（《欧阳海之歌》写的就是这样的“新人”）完全沉溺于个人迷信与“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阶级、斗争狂热之中，已经背离了他所理解并积极投入的革命，这是他“了解不了”的，他也就失去“写作的资格”了。如前所说，赵树理早就感觉到自己的写作危机，现在，他终于明白，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范围的“革命”，不再需要他这样的写作者了。而且不容他考虑，严酷的现实立刻将他卷入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之中：6月，运动一开始，就有群众贴出揭发、批判赵树理的大字报，赵树理以一首小诗回应：“革命四十载，真理从未违；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200大概就是遵循毛泽东所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吧。但赵树理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是党把自己抛了出来：1966年7月20日，以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于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十三名地委干部贴出了题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乇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三万言的材料。赵树理立即敏感到“我的材料是北京来的，是党决定了，叫王尚志、仝云来完成这个任务”。于是赵树理就面临一个“党不相信我”、“党把我放在对立面”的极度困境，并陷入了极度困惑。201这样的结局，是赵树理绝难想象，也绝对不可接受的。但他终于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过分残酷的现实时，他只有一个选择，即当所有的人都在问“赵树理到底是个什么人”时，也坦然面对自己，面对历史，等待未来历史的判决。于是，就有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以及《我的第一次检查》、《我的第二次检查》，以这样的文字完成自己最后的写作，并留下自己的最后思考：关于在大历史中的自我，回答：“我是准？”“在创作方面我是失职者”，202“又是一个不被文艺界所承认的倡议者，试验者”。203那“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上跟不上政治主流”，“检讨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204“在逻辑上我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解释不通”。205“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就是说是个什么成色，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206他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阶段上的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按，指当时批判的重点，也是赵树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也摆在一起，扫也扫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来的历史评价——“要求党在数年之内，经过详细调查，最后把我加一点应有的区别，放到个应放的地方”。207赵树理依然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理解与正确评价；但他同时也寄希望于后来的渎者与研究者，把他放在“应放的地方”。这就提出了一个永远的研究课题，任何关于赵树理的研究，都要回答：“赵树理究竟是什么人？”这也是本文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难以穷尽，也无统一答案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有自己的“赵树理观”。那么，写完了这篇过于冗长的文章，我心目中的赵树理是什么样的呢？我的回答是——“赵树理是一位探索中国农民问题，以此出发，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并且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见解，且能坚持的思想者，用为农民写作、从事农村实际工作两种方式参与农村变革的实践者”。注释：1赵树理：《和贝尔登的谈话》，《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168页。2孙犁：《谈赵树埋》，《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册），第26～27页。3赵树理：《致周扬》（1949年1月17日），《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26～327页。4转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年谱》，收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92～593页，北岳出版社，1985年出版。5赵树理：《工人文艺问题》，《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45页。6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21页。7参看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收《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8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27页。9黄修己编：《赵树理年谱》，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98～599页。10赵树理：《下乡杂记》，《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69页。11赵树理：《致陈伯达（二封）》之一（1959年），《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39页。12以上争论材料均转引自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44～3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13赵树理：《致陈伯达（二封）》之一，《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0页。14赵树理：《和贝尔登的谈话》，《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168页。15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119页。16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49页。17王瑶：《赵树理的文学成就》，《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46页。18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页。19赵树理：《我的第二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58页。20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6～7页。21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67页。22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48页。23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56～57页。24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10页，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25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的回忆，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48页。26转引自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49页。27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8～119员。28以上材料均转引自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49～351页。29赵树理：《郭玉恩小传》，《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23～124页。30文革中对赵树理的揭发材料。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8页。31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年，第375页。32赵树理：《一张临别的照片》，《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27页～130页。33刘长安：《循着赵树理的足迹》。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4～115页。34赵树理：《一九五三年文学工作计划》（1953年1月），《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26页。35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03页。36参看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61～362页，359页。37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75～377页。38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262页。39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77页。40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76页。41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45页。42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174～175页。43赵树理：《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290～291页，296页。44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8页。45转引自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53～355页。46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的异同和变化》，《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47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5页，106页。48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69页，470页。49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0页。50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76～77页。51“文革”中揭发的赵树理讲话材料，转引自陈为人：《括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18页。52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53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册），第5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54毛泽东与陈伯达、廖鲁言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01～306页。55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61页，365页。5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183页。57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5页，197页。58以上关于1954-1955年的叙述，均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368～370页，386页，414页，416页。59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69页。60转引自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143页。61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1页。62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81页。63赵树理：《论“吃社果”说法的错误》，《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64页。64赵树理：《给长治地委××的信》，《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479～480页。65参看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66赵树理：《给长治地委××的信》，《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480页。67赵树理《进入高级社，日子怎么过》，原载1957年6月25日《河北日报》，未收《赵树理全集》。载《博览群书》2009年第2期。68参看杜国景：《相信文本，还是相信作家——从一篇新发现的赵树理佚文说起》，《博览群书》2009年第2期。69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9～35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70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0页。71赵树理：《在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51～252页。72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64～265页。73赵树理：《彻底面向群众》，《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71页。74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册），第237～242页。75赵树理：《新食堂里忆故人》，《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18页。一两年后，中国就遭遇了大饥荒，这大概是赵树理万万没有想到的。7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载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77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册），第251～252页。78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64～265页。79赵树理：《群众创作的真繁荣》，《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14页。80赵树理：《“春”在农村的变化》，《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75页。81参看黄修己编《赵树理年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605页。82董大中：《为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第163页。83陈思和：《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钧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348页。8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04页。85参看李国华：《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博士论文，未刊稿。86赵树理：《锻炼锻炼》，《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25～227页，第237～239页。87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载《文艺部》1959年第7期。88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剧作讲习班的讲话》（1961年9月），《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1页。89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0页。90赵树理：《致邵荃麟》（1959年2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5页。91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一一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28-129页。92赵树理：《在铁厂检查工作所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86～287页。93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29页。94赵树理：《小诗两首》，《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88—289页。95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6页。96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2页，1997年出版。97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6页。98陈天圣：《求实典范》，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4页。99潘小蒲：《赵树理活动拾遗》，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2～133页。100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4页，第297～298页。101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6～297页。102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二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3页。103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71页。104赵树理在文革初期写的第三次检查，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6页。105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6～137页。106陈天圣：《求实典范》，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7页。107赵树理1965年11月7日在晋东南“四清运动”期间第三次编导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予”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37页。108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5页。109赵树理：《致邵荃麟》，《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98页。110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2页。111转引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03页。112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二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4页。113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一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0～341页。114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第248～251页。115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二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3页。116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一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3页。117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7页，349页。118赵树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留给公社的几个主要问题》，《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37页。119赵树理：《致陈伯达》（笫一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1页。120据文革中的揭发材料二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30页。121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6页。122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一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1页。123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6页。124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5～346页，第349页，351页。125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9～350页。126赵树理：《致陈伯达（第一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2页。127赵树理：《文艺与生活》，《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64页。128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38页。12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558页，56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13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79页。131梁澈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707页。132赵树理：《致陈伯达（二封）》，《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43～344页。133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05页。134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05～206页，297页。135批判赵树理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转引自陈徒手：《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206页-207页。136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43页。137赵树理：《致邵荃麟并中国作协党组》，《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74页。138参看《毛泽东传》（下册），第1099页，1113页，1207页。139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56页。140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82～85页。141赵树理：《<三复集>后记》，《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80页。142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6页。143以上引文见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2～17页。144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6页。145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04页。146赵树理：《愿你决心作一个劳动者》，《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6～47页。147赵树理：《“才”和“用”》，《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60页。148赵树理：《“出路”杂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6页。149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04～405页。150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81页。151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69页。152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421页，第428～429页，434页，445页。153赵树理：《张来兴》，《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68页，第71～72页。154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3页。155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3页。156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读解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268～269页，第271～272页。157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读解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273页。158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第147页。159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62页，164页，第166页～167页。160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6页。161赵树理：《谈“助产作家”——纪念毕革飞同志》，《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271页，第273～275页。162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6页。163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63页。164赵树理：《戏剧为农民服务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80页。165王彬彬：≤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166赵树理：《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81页，184页。167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168赵树理：《生活..人物，.语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34页。169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59页，262页。170赵树理：《小经理——原为小说现改为鼓词》，《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66～73页，未完稿。171赵树理：《石不烂赶车》，《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75～407页。172赵树理：《灵泉洞》（上部）《曲艺》杂志“编者按”，《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98页。173参看赵树理：《花好月圆——电影<花好月圆>主题歌》（《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页），《谈<花好月圆>》（《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18页），《谈评剧<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76页），《谈谈花鼓戏<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54页）。174参看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167～168页。175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64页。176赵树理：《“小戏”小谈》，《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8页。177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260～261页。178参看孙晓忠：《有声的乡村——论赵树理的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179赵树理：《三关排宴》（剧本），《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34页。180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3～474页。181赵树理：《在晋东南“四清”会演期间的三次讲话》，《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11页。182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81页。183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6月），《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77页。184赵树理：《关于<十里店>的一段话》，《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17页。185栗守成的回忆，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93页。186有关“四清运动”的分析，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册），第380～385页。187赵树理：《十里店》，《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299页，第327～328页，336页。188赵树理：《在长治市黄碾公社党员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79页。189赵树理：《十里店》，《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329页，375页。190赵树理：《不要有套子——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473页。191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四卷，第384页。192赵树理：《在中国作协作家、编辑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265页。193赵树理：《我的第二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61页。194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176页，195苟有富：《一生真伪复谁知——赵树理在“文革”岁月中》，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07页。196苟有富：《一生真伪复谁知——赵树理在“文革”岁月中》，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06页。197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03页。198转引自陈为人：《插镨“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03页。199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82页。200赵树理：《题大字报》（之二），《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51—452页。201转引自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第208～210页。202赵树理：《我的第一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56页。203赵树理：《我的第二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57页。204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74页。205赵树理：《我的第一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55页。206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83页。207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