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这里的地质系，不仅有著名的教授孙云铸任系主任，又有几十位名家及青年教师们执着敬业、精心治学、言传身教，这使得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的李廷栋，不仅初步掌握了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进一步坚定了献身地质事业、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与决心。年近花甲的孙云铸教授带领他们赴河北获鹿进行野外地质实习，马杏垣教授带领他们在北京附近进行野外地质工作，他们广博的地球科学知识、对野外地质现象的深刻系统分析、极富哲理的深遂的思考，极大地提高了他学习地质的兴趣和积极性，成了他日后不断进取的永久的激励。

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地质系并入了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由于北京地质学院刚开始建设，这样，高年级的学生仍留在北京大学沙滩校址学习，而院本部则在西城官园附近的端王府夹道。李廷栋当时作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沙滩部分的学生工作。繁重的学习任务与学生工作，锻炼了他的组织才能。

1953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地质部机关，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技术管理，并担任刘景范副部长的业务秘书。这时，他经常跟随地质部工作组和苏联专家到中国许多矿区调查研究，学习到了许多有关矿床地质和勘查技术方面的知识，搜集积累了大量有关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的资料。1954年上半年又被派赴冶金部成矿理论学习班系统学习了成矿理论和矿床分布规律的知识。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机关的任务与工作毕竟不是地质工作的本身，短期的学习培训的成果只有通过地质调查研究的实践才能得到理解、认识和提高。作为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他认为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是地质科学实践的最主要形式，是获取高水平地质成果的基础，是人才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他决心投身于野外地质实践，充实地质知识，提高地质鉴别能力，因此他多次申请到野外地质工作第一线。经他多次请求，终于获得领导的批准，于1957年6月走出了地质部机关，投身到大自然的地质怀抱之中。

两个重要考察

他走出地质部机关大门的第一站，是赴大兴安岭北部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在这里他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综合科学考察。以后又主持了地质部大兴安岭东坡地质调查。在大兴安岭他整整工作了4个年头。

20世纪50年代的大兴安岭，是个孕育许多典型地质现象的地方，更是地质工作的空白区。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黑龙江流域地质、地理、水利、林业、农业等进行综合科考，填补这项空白。那时的大兴安岭荒无人烟，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到处是森林、草地、沼泽和激流，所有的事情都得靠自己。至今，李廷栋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一个分队五六个人七八匹马，不仅要带工作所需的物品和食物，还要带帐篷，因为每天都要搬家；清晨7点多起来，整理行李，上马，进行地质观察、采集标本等地质工作，下午6点左右找个草地扎营搭帐篷，点起篝火烤膝盖，晚上在烛光下整理笔记和标本。他们天天都浸泡在雨水、露水、河水和汗水中，到了晚上，不仅要烤火还要喝白酒，从来都滴酒不沾的李廷栋被逼得学会了喝酒。

每每回忆起在大兴安岭考察的日子，李廷栋都会想到4位同事——他们永远地长眠于那片土地上了。

“大兴安岭的河流没有桥，每次过河都只能骑着马凫过去。一次，分队像平常一样骑马过河，意外发生了：一位地质队员在离岸还有两三米的时候忽然下马，只见‘唰’的一下，他就被急流卷出我们的视线。我们急忙寻找，结果在下游十多公里外发现了他的尸体。后来我们分析，他当时正背着电台，水性又好，可能是看快到岸了，嫌马凫水太慢，想自己趟过去。另一次悲剧是在队员们骑马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一位队员在马跳起时竟被挤碎了睾丸，不治而亡。其他两位，一个死于车祸，一个死于失足。”

大兴安岭四年的野外生活浸满艰辛，但李廷栋与同事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填补了大兴安岭北部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工作空白区，获得了一系列珍贵的地质认识：在大兴安岭北部首次发现前震旦系、热河动物群和得尔布干大断裂，建立了地层系统，总结了地质构造继承性、新生性及迁移性演化规律等。他永远记得项目结束时那个秋天的傍晚，中方队员与苏联专家一起在黑龙江边联欢：围坐在篝火旁，沐浴着点点秋雨，畅谈着此次地质工作的成果；耳畔，《祖国进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随风飘荡……

1965年，为了加强大西南地质科研工作，他被调任地质部川西地质综合研究队队长，赴川西进行地质调查。这是一个学科配备比较齐全，有科学思路、有干劲、有创新精神的科研集体。他们经过充分准备，制定了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试图攻克本区的一些“老大难”地质问题。川西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工作条件十分艰苦。1965年8月22日因公路塌方不能通行，他们硬是自己背着几十斤的行装，从海拔4200米的乾宁，星夜赶到海拔2000米的丹巴城。他们在四川西部的三叠系及宝兴、金汤一带古生界志留系、泥盆系、二叠系中发现了丰富的大化石和微体化石，初步建立起宝兴一带古生代地层层序，查明了二叠系的构造轮廓及与三叠系的关系。他们经过几十天的精打细找，终于在宝兴以北首次采获早泥盆世布拉格期镰形新单笔石，这也是国内的首次发现，并发现了丰富的珊瑚、虫牙、几丁虫、单细胞藻类化石及高等植物的孢子，实现了地层古生物研究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他们还获得了“宝兴杂岩”7亿年的同位素年龄数据，重新厘定了地层层序及侵入岩期序，修订了四川西部扬子地台的西界，详细研究了三叠系的沉积建造组合等等。

大兴安岭和川西的科学考察，奠定了李廷栋的科研方向和在地质学界的地位。他们在大兴安岭北部的地质调查，填补了本区域的地质研究空白，一系列地质构造和矿产上的发现，对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地层对比和构造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主政地质科学院

1980年10月，李廷栋受命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这一任职却是“情非得已”。早在1978年，地质部就曾调他到地质调查局工作，但是被他书面推辞了；后来，又要调他到地质部科技司任职，他又借故推辞；而这一次在老同学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院长的任命。

李廷栋是个十分热爱科学实践的人，接任院长后，为了集中精力做好院务工作，他只好忍痛暂时放弃科研，放弃从事多年的区域地质研究和地质编图工作。在盛年要放弃自己喜爱的事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选择。这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痛苦。从1980年到1986年担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李廷栋再也未主持任何科研项目，只是根据地质部的决定，以中方联系人的身份，参与了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工作，承担很少的科研工作。

放弃科研工作后，李廷栋调整好心态，全力扑在地科院的建设发展上。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革遗风依旧盛行，科研工作始终没有摆在工作重点中。因此前三年他们下大力气调整了各研究所的领导班子，整顿恢复科研秩序，制订、修订了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提出新的改革方向。在他们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地科院改善了科研环境，优化了科研管理，逐渐步入健康发展道路。在他与地科院领导班子的建议和争取下建立了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和环境地质研究中心；在地质科学院建立了中国岩石圈研究中心；“我们还曾设想恢复或重建石油、天然气研究室，但是因某种原因未能实现。为了巩固和发展矿产综合利用研究能力，经争取，把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从峨眉移至成都，并在郑州建立了第二个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为矿产综合利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为了纪念李四光院士对我国地质事业的伟大贡献，他们积极建言并设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建立李四光纪念馆，召开了李四光百年诞辰会议。

但是，正当李廷栋带领地科院改革体制，促进科学发展的时候，地质科学院突然面临科研类型定位的讨论。“根据几十年的地质研究和经验，根据国内外地质科研单位的经验，我始终认为地科院应属于社会公益性科研，如果一定要划归‘混合类型’，其开发研究的比例只能占20%到30%，并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希望相关部门谨慎对待地质科研单位的类型问题。”但遗憾的是，地科院最终被划为“混合类型”，而且开发研究比例高达60%。这项决定让李廷栋深感沉重，“这是一个关系地科院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我却没能做好，这是我最遗憾和内疚的一件事。”不久，李廷栋带着遗憾调离了地质科学院。

回首30年前这段在地科院主持工作的日日夜夜，李廷栋有悔——“失去了几年潜心研究的时光，没有为地科院争取到合理的科研定位”，但也欣慰——“开拓了地科院的科研事业，推动了科研体制改革，取得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正如任何一位大科学家所必须经历的挫折与成功一样，李廷栋在此期间实现了从科研工作者到大科学家的蜕变。

近耄耋之年的李廷栋仍未停止他的科研步伐。他曾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和科研交流，世界许多大山大水，包括南极留下了他野外地质考察的足迹。40多年来，他走过的路近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十几圈。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地质书刊和科研资料，忙碌的身影依旧活跃在地质科学舞台上，“近年来，我主持完成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的研究工作，全面总结了中国岩石圈调查研究取得的成果，建立了数据库，正在陆续出版系列丛书及图册，以便为我国矿产资源调查、环境及灾害评价提供基础资料。”同时，他还参与主持了“亚洲中部及邻区系列地质图件编制”的多国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回顾60年来与地质事业共同走过的风风雨雨，李廷栋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无怨无悔。

历程评述：

李廷栋从战乱年代对学习的执着坚持，再到从北大毕业后，主动要求从舒适的机关办公室到危险重重的野外勘查。这是他获取高水平地质成果的必经之路，也证明科学研究领域从来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例子。原来，李廷栋的专业成就都是这样一点一滴挤出来的，原来，通往科学家的道路上写满了勤奋和坚持。他非常重视野外地质工作，他治学严谨、踏实认真、谦虚谨慎、善于吸取各家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地质学家的代表之一。虽已年近耄耋，他一直坚持着充满变化却又永恒执著的地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