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常态”之下，中国的改革是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设定各种各样的“红线”来约束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未来“新常态”之下，中国的改革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很多政府在“旧常态”下设定的“红线”，已经无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如果不尽快调整或废除，将会束缚改革的手脚。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青春期（经济起飞期）一个劲儿的蹿个儿（潜在增速提升），很多时候营养跟不上（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气温骤降时（金融危机），必须吃点补品（财政货币扩张），有时甚至需要打激素（4万亿）。但是，一旦步入成年，个头不可能再一直长下去，如果还一味地奢望长大个儿，强行打激素，不仅没法长个儿，还会造成虚胖（滞胀）或者高危体质（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现在就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随着内部人口红利和外部全球化红利的消退，经济增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实属必然。如果过于强调增长速度的“红线”，再去持续搞刺激政策，不仅无法重回过去的高增长，反而会妨碍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

原因在于刺激政策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行为，会扭曲资源配置。一方面，刺激会延缓市场的自然出清和杠杆去化。而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必须以市场出清、产能去化、债务消化为前提，否则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一步步被债务黑洞吞噬，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国有部门为载体，导致金融资源向其倾斜，对私营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进“民”退，不利于结构转型。“破旧”才能“立新”，政策应该顺势而为，从追求增长速度向提高增长质量转变，尽快破除7.5%的增长红线，制定更具弹性的增长目标。

存贷比是“旧常态”下的特殊产物，在“新常态”之下，已经不适应银行合理放贷、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

首先，国际收支双顺差出现趋势性逆转，存款增长失去重要源头。过去十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之下，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央行被迫将投放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成为金融机构改善存贷比指标的关键因素，存贷比监管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放信贷有约束作用。

时移世易，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储蓄投资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动性盛宴终结等因素的发酵，双顺差格局正出现趋势性逆转，外汇占款对存款增长的贡献度也在减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贷比监管将限制银行的合理信贷投放。

其次，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机构的一般性存款转化为同业存款，存贷比考核制约表内信贷正常增长。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地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第三，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不敏感，又因为稳增长的要求产生了旺盛的融资需求，不得不通过信托、券商资管等通道业务绕过存贷比监管，融资链条被人为延长，不利于监管部门有效地控制资金流向，加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滑。

新常态之下，18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至2012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4.75%，中国人口增长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

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