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策分析全文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Rule%of%Illegally%Obtained%Evidence)是指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来使用的规则。其本质是对侦查机关取证合法性的质疑。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现象，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彰显程序价值，确保司法公平正义的证据规则。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一份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言辞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为《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不仅不得采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而且都负有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这对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制度上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搜集证据的行为、维护程序公正有重要意义。

　　但是同时该制度的出台似乎让犯罪嫌疑人和污点证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给其翻供、翻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便利，特别是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由于证据搜集、固定相对困难，借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案件可能会随之增多，无形中会放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的影响，导致侦查人员在侦查理念、取证方式等方面出现诸多不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难度和成本。因此，应站在一个更为宏观、更为全面的立场去审视该规则，要正确、理智、辩证地对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将非法证据排除的理念融入侦查人员的血液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对措施，从而保证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宏观考察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也是定案的根据，相应来讲，证据制度就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是证据制度的重中之重。正如樊崇义教授所言：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依法办案，都是必须做的一件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典型的美国为例，自联邦最高法院1914年通过的威克思诉美国联邦案首创证据排除法则后，曾先后通过1961年的马普案、1966年的米兰达案等著名判例，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得到了确立和发展。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14年产生，但真正执行也是近60年的事情，即从20世纪5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开始，重申了人权保障原则而全面展开。

　　新《刑事诉讼法》在吸收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并用五条八款(第54条至第58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规则和执法人员非法取证的法律责任，确立了比较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而言，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更为明显，在我国实行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中，它不仅告知办案人员如何搜集和运用证据，也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和救济。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挑战，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准确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内涵，是积极应对的前提。从反贪侦查的角度，准确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正确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非法证据的界定。一是如何界定非法问题。非法有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有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笔者认为，关键是紧紧抓住是否存在非法行为侵犯了被取证人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违法的证据统统称之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二是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和表述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把非法界定为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仍不够明确。关于等非法方法一般包括：暴力取证;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用不人道的方法获取证据;使用药品取证等。

　　其二，非法证据的类型。非法证据的类型包括非法言辞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种。非法言辞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非法实物证据包括物证和书证。其三，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搜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适用绝对排除原则;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即物证和书证，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在无法补正或解释的情况下才予以排除。以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能否补正或合理解释为条件对非法实物证据实行附条件排除，是由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当前我国取证条件不完备以及同刑事犯罪斗争的实际需要三个因素决定的。

　　其四，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就告诉我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即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

　　其五，非法搜集证据的法律责任。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违法搜集证据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里的侦查人员，当然也包括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人员。

　　其六，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详细规定了当事人等的申请、法庭调查、控方举证、质证和辩论以及法庭裁定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值得检察机关侦查人员高度重视的是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该条第2款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搜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就意味着一旦法庭认为有需要，侦查人员就必须出庭，对自己搜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并接受质证。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个案分析

　　以下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典型案例宁波章国锡受贿案，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

　　案情简介：2011年3月25日，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犯罪嫌疑人章国锡自2005年至2009年期间，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76 000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并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经过2011年4月11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20日、2011年7月11日4次庭审，最终做出一审判决，该判决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审查认为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审判前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将其中70000元的指控予以排除，最终只认定6 000元，判被告章国锡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起案件，原本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受贿案件，却因为主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将控方提供的被告人审前的有罪供述予以排除，而在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社会舆论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被誉为2010年7月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尽管这起案件让写在纸上的法律成为现实，具有标杆性意义，但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教训也值得反思。比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非法证据发现、认定、排除难等问题，都极具现实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显然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反贪侦查中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

　　其一，非法取证的问题。当前比较突出的两种非法取证行为：使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强制手段提取言辞证据;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提取言辞证据。下文笔者试从探讨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以管见本案的非法取证问题。关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笔者认为要判断一个案件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甄别。

　　第一，要判断是否存在刑讯，即通常所说的暴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刑讯就是指暴力、威胁、胁迫等手段。但是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刑讯缺乏具体的规定，刑讯手段多种多样。笔者认为，暴力不仅仅指使人肉体上感到痛苦，还应当包括长时间使人疲劳、饥饿等肉体或精神折磨，不适当超期羁押、不正当异地羁押、无正当理由的连续超时审问，超出伦理底线、使人难以忍受的威胁、引诱、欺骗等。

　　第二，要明确暴力的程度以及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在本案中，根据法院的调查，章国锡只是在右上臂存在一个2厘米的伤口，但是法院仍然据此认定反贪侦查部门存在暴力行为。由此可以判断并非只有在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时才能认为存在暴力，只要是造成身体伤害，哪怕是轻微的伤害，也可以认定存在暴力行为。

　　第三，暴力的方式并不仅限于身体伤害，还应包括精神伤害。精神伤害是不能通过伤口等明显生理特征显示出来的，所以不能仅仅从身体反映出来的物理特征来判断暴力的程度和伤害程度，只要是反贪侦查部门采取了前文所列的那些方式(不适当超期羁押、不正当异地羁押，无正当理由地连续超时审问，超出伦理底线、使人难以忍受地威胁、引诱、欺骗等)来进行询问或讯问的，不管这种暴力达到什么程度，都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的行为。

　　在本案中，根据法庭调取的证据，章国锡的身上有伤口，而反贪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存在违法立案、违法传唤、违法拘留、违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不正当异地羁押、涂改笔录、威胁被告人家人逼供以及对章国锡实施各种精神折磨等行为， 并且其实施这些行为的目的也在于获取章国锡的有罪供述。因此，可以认定本案中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

　　其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问题。按照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要求控方举证，控方就应当举证，对证据搜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其中包括侦查人员出庭。在本案中，法院要求侦查人员出庭，控方侦查人员却拒绝出庭，而是提交了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证明自己合法，没有违法，这是不行的。法院要求侦查人员当庭质证，侦查人员就应该出庭。拒绝出庭，控方就应承担败诉的风险。

　　其三，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讯问嫌疑人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度，对于保全、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杜绝翻供，规范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遏制刑讯逼供，促进文明执法观念的实现，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案被告人和辩护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申请法庭调取审讯录音录像，控方却违背证据规定的要求而拒绝出示。控方不出示审讯录音录像就很难证明审讯笔录是依法取得的，因此可以排除该审讯笔录取得的合法性。

　　四、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分析

　　在反贪侦查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推进刑事司法的民主化乃至我国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面临司法理念、证据制度和社会舆论等障碍，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一，司法理念障碍。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刑事诉讼模式上曾经长期采用纠问式的诉讼模式，重实体，轻程序，对被告人实行有罪推定，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刑讯逼供合法化。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制度及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长期存在，其作为我国司法理念和司法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只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自己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既然与人民为敌，那么当人民民主专政的特权毫不留情地打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只有乖乖承受的份儿。

　　其二，证据制度障碍。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些地方掀起了一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不良风气，但是在证据制度上又无相应的惩戒规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极少数、极个别的确遭受了刑讯逼供，绝大多数都是出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如果这种风气任其发展下去，任由被告人随意胡编乱造，其后果只是刑讯逼供的事实得不到认定，而不会追究其责任，将非常不利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也会严重影响司法效率与司法成本。

　　其三，社会舆论障碍。当一起带有极大民愤性质的案件发生时，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要求严惩犯罪嫌疑人的呼声可能铺天盖地，社会的这种呼声可能会给公、检、法带来一定的压力。反贪侦查部门为破大案，加上目前我国侦查技术有限，侦查人员很可能借助一些不合法的手段非法取证，如果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因为有罪证据是非法获得的而予以排除，不予起诉、定罪，不仅新闻媒体无法接受、认同，社会大众也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