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每个朝代的发展都会赋予新的含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两汉时期的隶书，是是以什么形式来进行传播以及记载的。

　　铭刻隶书

　　两汉铭刻隶书，历来是人们研究汉隶的主要对象，也是书艺风格流派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西汉刻石极少;二是大多集中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中原地区，尤以山东境内最多，达100多种。尹按西汉刻石、东汉崖刻、东汉碑刻分别述之。

　　一、西汉刻石《鲁孝王刻石》是西汉隶简书未发现前最著名的西汉隶刻，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修理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址西南钓鱼池石块中发现，属汉宣帝五凤二年所刻。书体近似先秦隶书，波挑含蓄，古拙朴厚，两个年字带纵长的竖画，与居延汉简中的一些字体相似，此刻石与西汉《鲁灵光殿址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均在山东曲阜。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大多无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很少带有精美的人文色彩。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东汉碑刻不同，东汉碑刻几乎很少用界格。这是研究两汉隶书审美视觉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界格西汉刻石隶书。

　　二、东汉崖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刻在石门崖壁，南宋时被晏袤发现，曾自刻释文，题记于刻石书后。后来被苔草封蔽，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撰写关中金石记，搜访而见，随著而传于世。书刻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参差错落，结体宽博疏朗，点画平直瘦劲，波挑不显，以平出之法写隶体。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刻在上述书刻的旁边，是为杨孟文(名渔)再次修凿褒斜栈道以作的纪功刻石。书刻23行，每行30字或31宇，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的安排。书体被康有为推为逸晶第一，笔势跌宕，刚柔相济，气势开张，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裹金勾，运笔依石势而动，平直之中隐隐起伏，有一种飘逸感，确实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三、《司隶校尉杨淮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刻在石门崖壁上。杨淮是杨孟文的长孙。杨淮乡人卞玉途经石门时，有感于杨氏一门开凿栈道的功绩，撰文表记。书迹是否也出自卞玉之手，尚难论断。文7行，每行25至26字不等，书风介于上述两崖刻之间。

　　四、《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简称《西狭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刻，仇靖撰，是为表颂李翕修建西狭险路的功绩，字大3寸许，共20行，每行20字。隔年又在陕西略阳县西30里处析里桥栈道旁的白崖亡刻书，因刻石在修建的郙阁内，故称《郙阁颂》，也是为表颂李翕修建析里桥栈道，文9行，每行27字，仇绋书，仇靖撰。

　　五、东汉碑刻。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令人注目。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书风莫一相同，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