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子良的言传身教下，陈希、孟富军、张岐能等一批基层一线青年技术人员很快掌握了野外地质工作的“看家本领”，先后当上了项目组长、项目技术负责人，有的被破格提拔到基层技术领导岗位，在找矿一线显身手、展风采。

找矿、找矿、还是找矿

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点，备上一份干粮，条件好的带上一份饭就上山勘查地质，一个军用水壶、一个背包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这个背包里装着“老三件”（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在渺无人烟的野外，地质矿产勘查者靠“老三件”指引方向、看图、量产状、采样和观察标本。

“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得上山，有时遇到山洪暴发，阻断道路，就得在山上过夜。”这是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以下简称勘查院）院长崔子良在介绍早期矿产勘查时的形容。

面对青山绿水，每天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现代都市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实际上，短期几天还可以，如果几十年如一日像这样工作，那就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坚持。

“远看像逃犯，近看像要饭，仔细一看是地质勘探。”干了几十年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崔子良更明白这句调侃中的含义。

长期的野外工作和精密的勘查数据要求，他说话也像工作一样的简练，“风餐露宿、沐风淋雨”短短的8个字，他就把地质勘查的经历作了概述。

“吃饭不规律、冷一顿热一顿，有时遇上下雨，全身都被淋湿，关节炎、胃炎成了地质矿产勘查人的通病。”勘查院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姚树兰说，在野外，碰到旱蚂蝗、毒蛇是经常性的事情，队员出去都带着抗毒血清。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在野外遇上毒蛇，吓得大哭。

“一天几十里的山路，特别是下山时对膝盖的伤害很大。”姚树兰说，年纪大一点的队员，膝关节的软骨经过长期磨损已经缺失，但他们从不叫苦，几十年坚持在野外，没有一官半职，没有丰厚的待遇，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矿、找矿、还是找矿。

为了能让勘查队员吃了一顿热饭、能睡个好觉，现在大一点的项目都把房子固定下来，并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即使是短期项目，也通过彩钢结构把队员的房子搭建好。

“在一个铅锌矿区，由于水质无法得到保证，职工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从几十公里外的镇上送进去。”姚树兰说，保证一线职工的饮食起居，也是工会的一种责任。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249名队员中，有210人在不同的野外从事矿产勘查。

就在采访前两天，这些矿产勘查队员回到昆明对勘查情况做了汇报之后，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

在这样的执着下，近几年来，勘查院探明了保山西邑大型铅锌隐伏矿、景洪大勐龙大型铁矿、永善中型铅锌矿等大中型矿产10余处。

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未来找矿突破，希望在青年人身上”。在青年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70%的勘查院，技术人才培养不可忽视。

勘查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人才培养制度。并制定了青年技术人才培养选拔管理办法，组织实施青年项目负责人公开选拔、竞聘上岗工作，破除人才选拔使用上的论资排辈；推行专家对口培养联系青年技术人才管理办法，实行“一对一”式的专家对口培养工作。

崔子良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很重视，他自己也带出了一大批年轻的技术人才。不但为培养对象量身定制了学习计划、赠送专业书籍，还手把手地教方法，面对面地传经验。

每次到野外一线他都带着项目组的年轻人穿线跑点，认岩层、看构造、查探槽、编钻孔……对年轻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耐心解答。他还亲自组织4次大规模的勘查技术培训工作并授课，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找矿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年轻人。

陈希就是他带的徒弟之一，从国土学院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陈希就与地质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这些年，他一边跋山涉水找矿，一边在艰苦繁忙的野外工作间隙，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他常说：“我的起点低，要趁早多学点东西，因为做好地质工作必须要有扎实的地学理论功底做支撑。”

每天晚上陈希挑灯夜读，认真研读专业书籍，学习、了解地质找矿理论、方法。工作中遇到疑点、难点，也总是虚心地向师傅和同事请教，时常还会提出一些问题同师傅热烈地讨论。

有时候半夜了，想到某个问题，他还打电话向崔子良请教，伴随一个个问题的提出、分析、解决，陈希很快就学习和掌握了地质找矿有关理论和方法技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尽管工作时间不长，他却已经参与了多个重要项目的立项申报及组织实施工作，在开展猴子箐金矿、大松树铅锌矿、回林金矿普查和金沙厂铅锌矿详查、那年钛铁矿生产勘探、维西阿夺底锑多金属矿勘查等一系列地质工作中不断历练，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主持重要勘查工作的项目负责人。

在崔子良的言传身教下，孟富军、陈希、张岐能等一批基层一线青年技术人员很快掌握了野外地质工作的“看家本领”，先后当上了项目组长、项目技术负责人，有的被破格提拔到基层技术领导岗位，在找矿一线显身手、展风采。

对“不图名、不图利，不唯书，只唯实”的崔子良来说，“地质技术是他的生命，找大矿是他的人生追求”。

乐观是地质勘查人的特质

生活是一条路，拥有着无数的曲折，地质矿产勘查更是如此，不仅要技术、体力、还得面临着各种环境的挑战。

勘查院党委书记李延张回忆，他们曾经有一支120人队伍常年驻扎在普洱市镇沅县老王寨的山上，干活把衣服弄脏了不用洗，直接找个树桩挂上去，等下雨冲一下晾干接着穿。

其中一个职工，两套工作服就用这种方式来轮换，在老王寨两年的时间从没洗过衣服。

等到勘查工作结束撤队回来的时候，恰逢5月份，大雨把进山的路都冲断了，车无法进山，只得靠步行，其中一处还要翻越哀牢山，这次步行花费了13个小时，120人的队伍中有的身上还背着大包小袋，真像是“要饭的。”

杨柳扬是云南省地质勘查院的总工程师，大理人，白族，在单位里大家都叫他“白骨精”。

因为长期在大山里搞地质矿产，由于技术高超，他也带出了不少徒弟，再加上为人随和，一来二去大家给他起了“白骨精”的绰号，在单调而繁忙的地质勘查中，这也算是一种找乐趣。

“在大山里，不但面对各种挑战、孤独，有时还得接受情感上的煎熬。”姚树兰说，单位有一个年轻职工，谈了一个女朋友，因为长期在野外工作，没时间陪女朋友，前后已经三次闹分手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勘查院领导定下一个规矩，每个领导下基层与一线职工在一起的时间不少于20天，听取一线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和他们拉拉家常。

崔子良每年几乎有一大半时间在基层，尽管他血脂高，在昆明的时候从来不喝酒，但下到一线矿山的时候，他还是会和职工喝上一两杯，一来调节一下气氛，二来也是对一线工人的付出表示敬意。

“如今，勘查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在传统地质‘老三件’的基础上，现代地质‘新三件’——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GPS定位仪、数码相机广为普及，但真正的找矿还得靠老三件。”崔子良说，选择了做地质人，就得承受单调的生活，选择了地质人做老公，就得承受既当爹又当妈的现实。

在崔子良朴素的语言中，展现着当代地质工作者崇高的敬业精神，体现着新时代地质队员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