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怀和保护的弱势群体。

在父母缺位、家庭残缺的情形下，无论是留守儿童的精神发育还是人身安全都需要呼吁恰当的社会保护。

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于一体的留守人口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巨大的社会变迁、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出现的颇具现代性的中国人口问题，关乎人民的福祉、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发展等重大话题。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千家万户的希望，留守儿童也不例外。

但不争的事实是，为数不少的留守儿童深陷于缺乏亲情和父母之爱的心灵困境，以及脆弱无助和缺乏保护的生活困境。

一般地，農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对留守儿童的数量，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不同的估计。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2075万，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转型代价的承受者之一。亦有数据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惊人的6000万人。

2016年3月底以来，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截至当年11月份，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

其中，由（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占3.4%。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占4%。

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是其成长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位”导致父母之爱和照顾的双重匮乏。这种非正常的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心理—情感—精神的伤害是巨大的。

据调查，父亲外出和双亲外出留守儿童比例较高，一半以上的留守儿童面临母亲缺位的困境。社会心理学认为，母亲的角色和母爱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儿童的心理健康。

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处于监护不良或监护缺失状态，特别是“母亲缺位”问题严重，不仅仅是儿童监护者、生活照料者的缺位，也是情感陪伴者、问题解决者的缺位，更是精神发育、心灵成长引导者的缺位。

留守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由于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呵护和认识上的引导，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由于长期的亲情缺失，心理、情绪和精神健康方面存在问题和阴影，很大一部分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为孤僻、性格内向，缺乏爱心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积极性。

留守儿童普遍患有“亲情饥饿症”，爱的极端匮乏使得有些孩子甚至觉得生无可恋、死不足惜。留守儿童自杀事件时有耳闻、令人痛心，最可宝贵的生命在这些孩子的眼里缘何轻如鸿毛、贱如草芥？当他们感受不到家庭的亲情、人间的温暖、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意义，一旦遇到外在的逆境时就很容易被自我否定的心理黑洞所吞噬。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留守儿童4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一时海内外震惊。年纪最大的哥哥13岁，三个妹妹分别为9岁、8岁和5岁，4个孩子无人照料，相依为命。对于4兄妹的悲剧，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子们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4兄妹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中，在有严重家暴的环境里成长，在母亲出走不知去向，父亲也外出打工后，性格孤僻的几兄妹就如同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

留守儿童的自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心理逐步走样、出现严重偏差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些留守女童遭受猥亵和性侵的事件恐怕也不在少数。

另有一些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管教，缺乏起码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甚至犯下谋财害命的大罪。

毫无疑问，留守儿童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怀和保护的弱势群体。在父母缺位、家庭残缺的情形下，无论是留守儿童的精神发育还是人身安全都需要呼吁恰当的社会保护。

首先，国家要合力创造新型的社会抚育机制，建儿童之家，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正常的社会化进程。依靠学校和儿童之家帮助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对遥远的父母之爱的管理，由儿童之家出面及时提醒、规劝以及和合父母之爱，做到人虽不在但爱不缺位。

加强父母与孩子的互动，缩短彼此的心理与情感距离。鼓励父母多亲近孩子、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安排农村爱心人士充当代理家长，发扬邻里守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

政府不能放任留守儿童群体自生自灭，而应当扮演好“责任父母”和“第二父母”的角色，担起相应的保护责任，关心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人格成长和日常生活。

国家调动各级政府、学校、村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公共资源，确保社会保护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化青少年发展的社会保护机制。

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社会投资，保障少儿人口发展的正外部性。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父母缺位但国家不缺位，可以肯定地说，政府浓郁的家国一体情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能缓解留守儿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