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的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单一的垄断／竞争的视野里，而是要建立公有产权的激励机制，走好“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和支配国有石油石化工业”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进城“赶考”以来，在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里终于形成自己的国家百年战略。2009年，人民共和国走过一甲子，正赶上中国首次卷入全球经济危机。值此关键点，思考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已经过去的60年和即将到来的40年，不能没有特殊的视角。

在人们的一般描述中，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1979以前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与1979年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之路，可谓深谙经济共和之道。它主要的方法论特点就是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即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平台上，对经济生活中不同的条件、环节、层次、形态等采取不同的所有制应对方式。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了特殊的制度基础，新的市场形态反过来为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提供主要的实现机制。

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用来考察中国经济1949年以来60年的发展也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对于考察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尤其如此。人们论述所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一方面承认它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承认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197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弊端作用做笼统的铁板一块的批判，而不能对1949～1979年中国真实的经济生活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不能对所谓的计划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做客观分析。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经济层面，不同的经济环节，不同的生产力条件，等等，即使在具有以价格消除一切差异的市场机制中，这些不同依然存在。本文试图展现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石油石化工业在中国经济60年变迁中的过程和意义。

特殊的石油石化工业

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特别是石油工业的特殊性，并不只是在中国经济中才具有。作为现代工业一部分的石油工业，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位从事公司及政府顾问的研究人员保罗·弗兰克尔就指出：由于高勘探风险、各阶段的高资本密集度及价格的高度非弹性，石油工业无论在需求还是在供给方面，都不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中有关价格的“自我调节机制”来自发地达到平衡。如果没有任何对供给的严格控制，石油工业将必然陷入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的危机，这势必导致后续市场及价格的不稳定。“石油的问题在于石油供给通常不是过剩就是不足。”其结果是，大型国际石油公司必须得益于某种综合垂直结构，因为它需要也乐意提供连续的石油供给。这种管理方式相应于预期需求水平而言也有效。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只有通过一种“近乎垄断”的结构，石油工业才能实现“自我调节”。

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也遭到质疑，但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不是来自实践的，更不是来自真实的石油世界的。从185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铁泰斯维尔发现石油起，世界石油工业很快就从“一个冒险家的行业转变成有系统组织的产业”。到19世纪末期，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几乎完全控制美国市场，它的纵向集成的组织模式后来成为整个国际垄断的参考模式。在石油工业从“美国工业”走向“全球工业”的过程中，这一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被深化，甚至把许多所谓的横向集成吸纳进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谓的石油“七姐妹”(埃克森、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海湾、美孚、德士古、雪佛龙等石油公司)几乎保持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全部的控制权。在市场经济中，接近全球石油开采量的70％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当时，这些石油公司有些本来就是国有的，或者与政府处于一种长期的协作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自那以后，随着各种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七姐妹”所控制的比例急剧下降到14％。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绝对及相对的统治地位，并努力地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兼并重组，来恢复原有的控制地位。

在“全球石油工业”兴起之前，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反垄断法拆解美孚石油公司，但随着国际石油市场竞争的激烈，全球很快形成新的以国家为背景的石油市场垄断结构。意大利学者阿尔伯托·克劳在《石油经济与政策》一书中指出：美国和全球石油工业的结构、美国大石油公司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市场竞争水平和油价变化都相当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尽管这一点常被作为“制度失效”的例子，但美国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保证国家对石油供应具有高度的自主权这一点是一直存在并发生重大作用的。

发展到今天，世界石油石化产业主要有两种集成形式，一种是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一种是跨国石油石化公司。在真实世界里，无论哪一种，都与国家权力、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政府支配石油石化工业，那么后者就是石油石化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政府。石油是经济，更是政治。国有石油石化公司，主要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全球石油经济大转折的时代前后涌现的。使用纯经济属性视角来看待石油石化产业，只能描述大概的轮廓，而不能深入到细节中去。

换言之，“更是政治”的石油工业虽然在长周期里依然遵从着市场调节的规律，但是这个石油市场价格已经掺杂了很多的集成／垄断因素和政治因素，因为政治、社会与民生等不到长周期的来临，特别是民生周期与石油市场周期无法保持一致。笔者在保罗·弗兰克尔那儿发现，石油供给的连续性是一个绝不容许忽视的关键点。供给的连续性对应着的就是需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的时期具有很强的刚性和全局性。所谓全局性，用门格尔的理论说，就是这种供给一旦不足或中断，就会导致占相当大比例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财货无法最终转化为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级财货。这种需求的连续性还包括在一定的时期的增长势头的连续性。20世纪符合这种情形的，在很多地区无疑是包括石油的，甚至可以说，石油经济在20世纪以及目前是这种状况的一种典型。凡是供给的连续性不太允许中断的产业，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它的基本矛盾就是刚性的连续需求与市场的大波动之间的冲突。

尽管理论指向会多种多样，或效率，或民生，但是，既然石油石化产业在目前的历史看来不能不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垄断／竞争模式、国家干预／市场调节模式来讨论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历史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石油石化工业的特殊性使得它自身与国有、国家干预具有天生的亲和性。留下的就是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第一条是公众通过改善和控制政府／国家来拥有和支配国有石油石化工业或类似的产业，第二条是放弃前一种选择，让必然走向垄断的石油石化公司私有化，但国家为了保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