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是全盘接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是在自己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本文着眼于这个问题,从霍奇逊教授的著述出发,探讨了经济学的历史特性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应立足于自己的问题实际,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注重发掘自身所特有的历史特性。

[关键词]经济学;历史特性;历史学派;制度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1918年,“制度主义”一词首次被用来形容一个学派,此后其作为一种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康芒斯是其间作为重要的制度主义者,1924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十年后《制度经济学》面世。康芒斯明确提出了历史特性问题,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论进步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强调了习惯和习俗的概念。康芒斯试图为美国的制度主义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论。虽然如此,制度主义终究是衰落了,这种衰落既有哲学基础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到了二战以后,历史特性问题从理论探讨中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宰了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成为能够揭示出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在作者看来,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大量的文献对制度的作用表示关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特殊性的探讨,从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义。

四、启示

在该书第四部分中,对调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研究的冲突做出了试探性的努力。作者提出了一个五层面的分析框架,试图让一般性理论和历史特性研究都能在其中找到位置。这五个层面依次是一般系统、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复杂人类社会构成的特定类型、每种复杂人类社会构成的变体。作者主张历史敏感的分析必须依赖于从所有层面中得来的概念框架。但实际上,不同的理论仍然只是处于不同的层面上,不可能面面俱到。笔者认为,更为可能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处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论的改进。比如,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方法重视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将整个主流经济学建立在这种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但是,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何尝又不是试图建立一般性理论呢?这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有着各自的哲学基础,因为社会具有独立的运行原则,这些是不可能从个人行为的加总中推导出来。例如我们可以接受人的本性的稳定性,个人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总是倾向于犯前人犯过的同类错误,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学习能力是无限的,社会的结构总是在不断发展完善,并取得长足进步。这当然与个人的发展有关,但是没有社会整体的进步,个人的作用是无从施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