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五次主动拜谒明孝陵的行为，既是延续清初的策略有意识地进行“记忆重构”工程的一个环节，又显示了他超越满汉界限、主动汲取儒家文化资源、努力成为中华文明主流谱系中的一代英主的努力。

一方面，康熙帝亲谒明孝陵，主要是做给汉人士大夫看的。康熙帝主动采用儒家历史认识论的主流框架——“镜鉴”模式。这种努力，有助于引导历史叙事当中的问题意识或者说“记忆议程”的转换，将一些汉人士大夫（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仍然试图保留的“满与汉”、征服与被征服这一独特的、隐含对抗性的族群记忆问题，转化为“古与今”“兴与废”这个一般性的历史叙事问题，进而转化为“治与乱”这一具体的现实行政问题。

另一方面，康熙帝亲谒明孝陵，又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或权力策略，也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康熙帝不仅采用了汉人士大夫所熟知的“镜鉴”模式来处理明太祖的历史定位及其陵墓的文化内涵。他还向儒家所尊崇的尧、舜、禹、汤等“前代圣君”表达高山仰止、见贤思齐之意。凡此均体现了康熙帝主动向儒家文化靠拢的自觉意识，并用以拉近自己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而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取得主动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进入一个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文化体系的殿堂，从中汲取丰富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帮助自己从汉人眼里的“异族之主”修炼成为“中华英主”系列中的一名成员，进而使清王朝摆脱蛮族政权形象，逐渐汇入中华文明的主流谱系。

（摘编自：《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作者：李恭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