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的创新活动使直接的活劳动减少，资本获取的超额利润不断增大，GDP不断膨胀。马克思没有专门对此作系统论述。很多学者认为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还是谜。现在的英国人却认为，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理论和辩证唯物论，“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方法论，研究资本创新伴有超额利润的现象，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方法论；资本创新；价值

[作者简介]陈小玉，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思政部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国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8—0076—04

一、引语

60多年前，熊彼特就说：“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影响都应列在今日科学形势的诸因素之中。”后来萨缪尔森也说，我们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60年后，2005年7月14日英国《卫报》报道：卡尔·马克思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哲人。尽管这些材料内含的信息很丰富，然而，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应是鞭策。它要求我们在当今的形势下切实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思想，唱响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为时代的进步服务。马克思强调：“《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可见，《资本论》得到理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顾名思义，资本肯定是《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创新活动对于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对其还是缺少关注。因此，回到马克思、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创新思想应是我们下功夫的课题。

二、回到历史唯物方法论

《资本论》能否得到理解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是瞎说一顿”。因此，如果我们能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出发，深入理解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采用的方法和叙述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反之，如果对马克思特有的方法不了解，就会误解马克思理论，甚至会因而害了革命事业。用巴甫洛夫的话来说就是：“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

马克思告诉我们，指导他研究工作的是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方法论，这就是说，理解《资本论》的前提是认识历史唯物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方法论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由于历史唯物方法论是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社会化了的人类”及其“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的实践”因而与其环境发生的关系等等统一起来一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而同时创立的新方法论，所以马克思对于“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表示理解，并且指出这是因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使用过”。

我们现在已不难在马克思的有关阐述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到贯穿历史唯物方法论的灵魂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予以革新、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列宁也指明，科学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就是要“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提醒我们：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资本论》是一部“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在这里，马克思至少告诉我们，他的历史唯物方法论包括了可以“辩证”地“分解”的“整体”的方法。这就是说，历史唯物方法论中至少有辩证法、整体法以及可以“分解的整体”的方法。

由于方法论与研究对象始终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研究对象的内涵决定方法论的发展，方法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研究对象内涵的丰富。我们注意到，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相伴生的历史唯物方法论当中的一个理论革命还在于，在他的历史唯物方法论当中用“结构”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已被赋予层次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系列范畴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具有复杂性的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或者说把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组织起来，统一在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用纯抽象的“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来说明社会时，赋予“结构”使之具有克服“蒲鲁东‘观念上’的顺序”的新内涵后创立的范畴。基于这样的“结构”，马克思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可以知道，工厂作为一个由各个生产部门组成的集合体，各个生产部门在工厂中的地位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个生产部门是作为生产核心起作用的；同理，从结构上看，任何社会“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或者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是由对总体结构而言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各种结构构成的，其中有一种“结构”决定其他一切“结构”的地位和影响。这些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力的“结构”必然发生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运动使得“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即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基于以上的讨论，可以简略地说历史唯物方法论主要是由唯物辩证法、结构分析法和整体过程分析法组成。历史唯物方法论的实质由新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这一方法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天才地以“辩证的综合”思想把新唯物主义研究对象和唯物辩证法、结构分析法和整体过程分析法等等思维方法论整合抽象而成的。

此外，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仅就“辩证综合”作为抽象的方法而言，那么这种“辩证综合”就是钱学森所说的介于马克思哲学和具体方法之间的系统方法。事实上，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是应用现代系统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始祖，霍

奇逊甚至认为，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反映的系统思想却达到了其它经济学家很少达到的水平”。

三、从历史唯物方法论看“价值总量之‘谜’”

马克思指出，“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同样的一百万人，“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其中有一种情形是，创新成功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的“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譬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量。但是……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以这个例子说明了：“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至于所谓的“旧价值”的来源以及它怎么成为产品膨胀的价值却没有给予完全的说明。

这样一来，很多学人对此在本质上一致的经济现象，通称为“谜”，莫衷一是。较常说的“谜”可概括为从微观看来的“谜”，——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之谜，和就宏观而言的“价值总量之‘谜’”。所谓价值总量之谜，是指统计学认为国民生产总值与生产率成正比，而马克思又指出了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样，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这二者怎么统一起来?”

从根本上说，资本生产力的提高在于资本所作的创新。因此，可以把上面对“两种情形”所作的讨论，归结为资本创新与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关系的问题，从而把上面的“两个谜”归结为探寻使得创新资本膨胀的“旧价值”的来源以及它怎么成为产品的价值的问题。

在历史唯物方法论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费资本分文地、历史地占有“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共产党宣言》指出，相对而言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最发达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且只有资本才发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并通过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使“这样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

从劳动的形式来看，资本的创新是把“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的，马克思告诉我们，应当把其中的“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从创新劳动的载体——固定资本来看——“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上的技巧”。

因此，对于某单个资本创新后其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凝结是由即期的活劳动(具有创新性的劳动和简单劳动)和前期的劳动或者说死劳动两部分所组成的。而商品的价值就是作为人类劳动力的单纯凝结在社会的作用下成为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它是通过社会的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创新劳动的价值的实现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

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那些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而对于“科学”这种“一般劳动”既是前人劳动和集体劳动的结晶又有着创新性质的劳动结晶，比如对“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这就是说，“科学”的价值总有很大一部分不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因此，它作为“科学”的买者和消费者就必然有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剩余。另外，资本还可以不费分文地消费“科学”。马克思指出，瓦特在他的蒸汽机专利书中把蒸汽机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但他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而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一些用途(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这就是说，很多受保护的创新性劳动的价值在其专利保护期内是得不到全部实现的，而它潜在的价值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被资本免费利用并通过创新激活。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简单地说，资本对“科学”的占有就是资本把含有尚未实现的“价值”的成果作为生产资料来实现创新并因而获得超额利润的活动，在资本的创新过程中，尚未实现的“价值”随着“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并最后作为商品价值的组分而复活。即在这种资本的创新过程中，虽然简单劳动在资本创新中没有增加劳动消耗，“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另一方面，在资本创新的同一过程中，“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结果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可以“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的超额利润。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资本的创新就是“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这就是说，资本创新使得资本社会价值总量增大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与其相适应的方法论——历史唯物方法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把唯物辩证法、结构分析法和整体过程分析法“辩证综合”起来研究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大家熟知的沃菲尔德的《交互式管理》(Interactive Man-agement)、圣吉(Peter Senge)的《第五项修炼》(TheFifth Discipline)和阿瑟(Brian Arthur)的《经济中的递增回报与路径依存》(Increasing Return and Path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等，这些复杂科学在经济和管理方面应用的经典著作，都有运用马克思创立的复杂的历史唯物方法论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探究的痕迹。这就是说，不仅马克思思想内在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及其方法论的复杂性来研究马克思，而且西方较成熟的经济管理思想也一再启示和例证了这样来研究马克思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我们研究《资本论》，就是要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社会，把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作为当然的出发点，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其中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从而资本的创新是把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在这一劳动过程中，资本创新使得尚未实现的“价值”复活，即资本创新是“价值”不断涌现的过程。复杂系统论认为，所谓涌现，就是在构成系统的各个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形成稳定的系统的过程中伴有的“有无相生”的过程。因此，有资本创新，就有“价值”不断的涌现。即具有创新性质的资本能把它的积累要素扩展到“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并因而实现超额的利润。

可以说，如果我们记住资本创新至少有两种情形，其中有一种会使得“价值”不断地涌现，那么，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主流的形势下，也就无所谓这么多“谜”了。

四、结语

也许，马克思早已告诫后来那些会生出“谜”的人：“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看来，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不检讨自己随意质疑马克思呢?为什么我们不回到马克思，把马克思的立场、方法论统一起来研究马克思呢?为什么我们不研究马克思那些对当代仍有意义的思想从而发展马克思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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