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萍／译

读者们也许都知道我拍摄过很多电影，其中有些作品还颇受西方娱乐界的“好评”!所以，我想具体谈谈我是怎样由一个电影迷变成电影制片人，进而成为编剧、导演乃至自己作品里的主角的。

我的电影不论好坏，都会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家即使不对它进行猛烈攻击，也会紧盯着不放。这一点，我早在1980年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当时，那些受到外国庇护的柬埔寨同胞和对我没有好感的外国人都认为，我通过作品虚构了一个美丽的柬埔寨和当地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愿承认——或者说他们不能接受——影片中的柬埔寨是无数仁人志士经过多年奋斗得来的。事实上，我的电影所表现的是那个曾经的束埔寨，是那个已不复存在的柬埔寨，此类作品都可归为历史纪录片。

1975年初，虽然身在北京，但我已预感到“红色高棉”分子掀起的运动将会给我的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我就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出面与柬埔寨共和国政府交涉，让他们归还我1970年离开祖国时留在金边的那些电影作品。我在信里希望福特总统暂且将政治问题放在一旁，尽量挽救我的那些电影作品。后来，美国驻华代表向我提出会见请求。我深知这次会见的背后肯定有政治陷阱，于是没有答应。几个星期之后，“红色高棉”分子进入金边，侵占了我的所有财产，并且将其毁于一旦。

所幸的是，在荣维利的工作室还保存了我的一些电影作品的副本。这些工作室曾在我拍电影时负责制作和后期合成工作。朗诺政权倒台前夕，法国政府终于承认我所领导的王权政府的合法性。高棉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也因此转变成为柬埔寨王国驻法国的临时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不停地向我表达将那些已经发霉了的电影作品重新搬上银幕的意愿。

1979年末，我的电影终于得以再次上映，通过电影画面，在外定居的柬埔寨同胞和我的很多外国朋友(包括流亡在外的埃及国王福阿德)再次找回了1970年以前那个生机勃勃、引人入胜的柬埔寨。

我对电影业的兴趣始于1941年我登基之时，当时年仅18岁半。而我对电影的爱好则可追溯得更加久远，确切说来，是小学时代。当时，每逢周四和周日早晨，父母就会领着我去电影院。就这样，我在一片黑暗之中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要问我缘何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则与我的家族有关。我的家族世世代代崇尚艺术，堪称艺术世家。

我的伟大祖父——柬埔寨英尼旺国王陛下是西哈努克音乐(在送水节时演奏的音乐)和合唱伴奏乐(用于伴随和解释传统芭蕾舞者的动作)的创作者。直到今天，皇家乐队在送水节和为传统芭蕾伴奏时都还会选用我祖父创作的乐曲。我的父皇——柬埔寨苏拉玛里特国王陛下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演奏家(长笛和高音萨克斯管)和作曲家。高棉的传统民乐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并且保持其纯粹性，父皇功不可没。在过去，高棉的传统民乐大多是通过口头传述，民间代代相传。由于父皇的不懈努力，这些音乐形式才得以像西方音乐一样采用精确的音符记录。此外，我的母亲也是一位艺术家。众人皆知我的母后陛下长期致力于高棉传统芭蕾的保护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她年轻时还曾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演奏家。母后陛下不仅擅长演奏高棉长笛，还在手风琴的弹奏上遣诣颇深。

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洋溢着艺术气氛的家庭中，我又怎能不喜欢音乐、舞蹈和各类其他艺术形式?尽管我的父母没有走上电影之路，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电影爱好者。即使现在，只要健康允许，母后陛下还会让人在家里放映电影。

1941年，我成为了柬埔寨国王。有了一定自由支配的金钱，我才为自己配备了第一套电影拍摄器材，我的电影生涯由此开始，此后从未停止过。要说我的拙作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国际业界的认可，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领导国家独立运动之前，我的名字在国际上几乎无人知晓其次，在拍摄出《暹粒》之前，我的作品都是在家放映的(16毫米的柯逸胶片所拍出的短片，主要供亲人欣赏)。《暹粒》算得上是我第一部尺寸和情节都符合职业要求的作品。

众所周知，在政治立场上，我与美国为首的“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的关系始终不太好。可我的电影公司叫“Khemara Pictures”，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会采用一个如此美国化的名字。这就要从我年轻时代说起。在登基之前，我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电影，葛丽泰·嘉宝、克拉克·盖博等影星都曾是我的偶像，美国西部片也曾一度让我痴迷。正是这个经历让我为自己的私人电影公司取名时毫不犹豫地想到了这个看似“美国化”的名字。

另外，还有很多人对我拒绝把自己的电影作品卖给欧美发行商的做法感到费解。在世人眼中，这可是向国外宣传柬埔寨的一个绝佳机会啊!我涉足电影业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和喜欢柬埔寨吗?

事实上，我之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谨慎，是因为我的电影作品大部分都是文艺片和宣传片，而不是众人眼中的商业片。此外，我的电影表现了诸多柬埔寨特有的元素，这是很多外国观众无法真正理解的。

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我的电影事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即更好地将柬埔寨介绍给外国观众。事实上，我的电影早就加快了迈出国门的步伐，只不过所采用的手段不是商业渠道，而是通过参加各大艺术节，提高知名度。

我拍的很多长片，如《吴哥上空的阴影》、《黄昏》、《魔法森林》和《小王子》等，都曾在莫斯科、塔什干、新德里等电影节上放映过。以《魔法森林》为例，在继首届布拉格世界电影展上放映后，它又分别在开罗、亚历山大(为巴勒斯坦流亡者放映)、雅加达(放映了3次，其中2次公映)乃至于美国大学校园里放映过。在莫斯科，它荣获了前苏联作曲协会颁发的最佳音乐奖，还与《小王子》一起在香港的电影节上放映。《小王子》曾被介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昏》的反响也差不多。此外，我拍的许多短片也参加过很多电影节，其中不少还荣获了欧洲影坛的重要奖项。

要说我的电影并没有为柬埔寨带来其所应有的尊重和回报，是因为它们专属于能够看懂它们的观众，如欧洲的一些精英、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等。另外，我的电影都是免费上映的，要么是为了加强文化交流，要么是为了促进友好国家社会进步。而那些商业大片则为了迎合那些没有文化、花钱买娱乐的人所拍。从这一点看，我的电影作品早已超出商业层面。

我认为，我的电影作品不仅需要在一个有限的国际流通渠道流通，还要为柬埔寨创造一个光辉的国际形象——过度商业化有损于柬埔寨的尊严。我的做法也许不利于我的作品接触广大普通观众，但却可以引起西方国家的精英和社会主义国家人士的共鸣，从长远看，这对于我国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