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

张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特刊、纪念刊和专号铺天盖地而来，这几年喧喧嚷嚷的“民国热”和“民国范”更是高温不下，图书出版市场也是重磅出击，一片繁荣景象，辛亥题材的书籍琳琅满目，为读者营造出怀旧和想象的恰当氛围。

张鸣的这本《辛亥：摇晃的中国》（以下简称《辛亥》）作为“辛亥年打头阵的辛亥之书”自然备受瞩目。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写法，这本《辛亥》笔调轻松，前有小引附图年表序言，中分十幕，尾幕为后记文献附录，将辛亥革命化为一场舞台剧，而灯光下演出的除了有“过场的角儿们”、“末世贵胄”，还有“匆匆上下的龙套”、“笔杆子和枪杆子”等人，这样一种历史的写法和评价历史的态度也引起很多的争议，评论亦是毁誉交加。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对历史的阐释总是隐含着阐释人的立场和他对当下的理解。尤其是面对着辛亥革命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对于这部书的不同看法除了史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角度问题之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还缠绕着人们对于当下处境的认知。

评论的焦点更多地围绕着讲述历史的方式与历史的真实度问题，有读者将张鸣的这种历史命名为“小历史”，小历史自然是同“大历史”相对，不再叙述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关于社会的整体性构想，不再追求历史分析的整体框架和宏观视野，将历史还原为一种用细节和局部展现出来的常人化的故事，合乎一般读者的阅读情理和思维逻辑。

书评人祝新宇认为“我们更习惯以宏大的角度去看历史，忽略了历史的皱纹，而历史的真实，恰恰就在细细的眼角纹里。……张鸣评书式的写法中，夹带着不少他思考历史的评断。和去年颇受欢迎的《北洋裂变》一样，《辛亥：摇晃的中国》亦是张鸣研究历史的独特角度所致。”径由细节搭建的“小历史”叙事，张鸣为一个踟躇于历史迷雾前的普通读者勾勒了一幅保持着革命时代人文体温的清明上河图。在这本书中，一些过去被忽视的细节又重新被讲述，也就激发起一般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吸引了更多读者关注辛亥与整个的历史。甚至有读者称是被张鸣从历史课的“荼毒”中解救出来了。

但值得我们警觉的是，当历史写得太轻松，读起来太舒服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潜藏着阅读的暗礁。在《东方早报》的评论文章中瞿慕阳就指出《辛亥》在史实上的几处瑕疵，《辛亥》中说辛亥革命中汉人官员鲜有自杀者，而据《清史稿》的忠义传、吴自修辑的《辛亥殉难记》、罗正钧辑的《辛亥殉节录》等书记载，或投井死、或仰药死、或被斫死的汉人官员即不下四五十人，满人则更多，因此“罕有”或“几个”实难自圆其说。

话说回来，辛亥革命的反思在史学界已经有很长的脉络，《辛亥》中的诸多见解，诸如为晚清新政辩护、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作用、革命党人的暗杀情结、辛亥革命结局的多歧性阐释、各地革命形态悬殊等都并不新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本书没有意义，对历史保持反思的态度是必须的，重要的是站在何种的立场上去反思，在什么样的认知前提下进行反思。

张鸣借助于讨论辛亥革命这一事件，更多地是想传达出对革命这种激进行为的看法。豆瓣上有读者指出的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其实是“20世纪中国的革命究竟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前行？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张鸣是不太喜欢革命的，太过激进暴力，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换而言之，当张鸣采用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去重读历史的时候，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激进含义就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失去宏观把握历史的兴趣，在实证主义的态度下，革命现实组织层面上的偶然性和无序性凸显出来，原先作为一个宏大事件被叙述的辛亥革命成为了碎片化的人物演出。既然革命只是带来了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而渐进改良能够使得中国避免暴力流血，和平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那么“告别革命”的逻辑结果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实20世纪中国历史血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种逻辑的悖谬之处。但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后革命时代，《辛亥》所涉及的“革命何为？为何革命？”这些问题的答案竟显得如此暧昧不明。这是今天反思辛亥百年要面临的最根本性问题，也是所有今天的讨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在何种立场上回应这个问题，更是关涉到对整个中国革命合法性的认知问题。国内著名学者章开沅在回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关于如何看待辛亥革命问题时回答说，“历史做伦理评判是说不清的。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前人苛求，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者，要尽力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再跳出来加以宏观地把握，但这只是合理的解释，还不能认为就是客观的解释。……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就是最好的纪念。”

过去是一片神奇之地。历史对事件的记忆是最久远的，历史对事件的遗忘也是最深刻和残酷的，因而在这辛亥百年的时候，希望读者与研究者也能对历史多一分理解之同情，多一分敬畏与审慎。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