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这个新厂，小瓦特负责生产，小博尔顿负责销售。

1800年，老瓦特和老博尔顿退休。作为“富二代”的小瓦特和小博尔顿，面临专利技术已经过期、企业如何生存发展的抉择。他们开始“向管理要效益”。按照厄威克的说法，“1795年以后，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设在伯明翰附近的索霍工厂已最早显示出实践中的科学管理的迹象”，“这种令人惊异的‘工业组织中的早期实验’，不是发明蒸汽机的先驱者马修 · 博尔顿和詹姆士 · 瓦特这两个创建人的成就，而是他们的儿子马修 · 鲁滨逊 · 博尔顿和詹姆士 · 小瓦特的成就”。

后来的研究者对索霍工厂的早期科学管理进行了总结。他们发现，正是蒸汽机技术的应用，推动着工厂管理的革命性变革。在索霍工厂的二代时期，管理上的变化，包括了市场调研和预测、厂址的选择和决策、流程设计和机器布局、生产计划、生产工艺的标准化管理、机器的作业标准制定和管理、统计和成本核算、职工培训、工作研究以及以工作研究为基础的薪酬制度、职工福利制度、经理人培训制度等等。总之，“当时在索霍工厂自觉运用了管理技术，虽然其规模较小，但其系统性却不亚于现代的公司”。所以，厄威克才把小瓦特和小博尔顿这两位排列在管理先驱者的首位，而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引用他人的话说：“事实上，当代最先进的工厂措施中，没有任何一项是这两位人物没有预见到的。不论是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福特（Hey Ford）或当代其他任何专家所计划的任何事，没有一项不能在1805年以前的索霍工厂的措施中发现；而且，索霍工厂的成本核算制度较当代许多成功的公司所采用的制度更为优越。因此，这个早期工厂虽然在制造工艺技术方面极为优越，但其技术方面并没有超过其管理组织方面的成就。”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老瓦特和老博尔顿，主要依赖技术创新，而小瓦特和小博尔顿，则主要依赖管理创新。或许，这种管理创新，正是在专利即将过期、技术优势不复存在的压力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没有蒸汽机技术铺垫，所谓管理创新就没有土壤。套用钱德勒“战略决定结构”的名言，可以把它变化为：技术引领管理。

管理推动技术进步

然而，对技术与管理的关系进行这样一种简单定位，未免过于浅薄。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论证，尤其是道格拉斯 · 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论证，技术进步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的因素。在关于西方经济史的研究中，诺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窠臼，看看是什么在支配着技术。人们一般认为，技术的变革引发了生产的变革，生产的变革引发了社会的变革。从时序上看，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种说法回答不了从另一个角度的质问——为什么许多技术会失传？为什么有些先进的技术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社会变革？在古老的中国，人们会对考古发现的许多精美文物赞叹不已，即便是秦俑陪葬品中一个毫不起眼的箭头，其抛物线外缘的箭头形状，也会让今人疑惑当时采用的制造技术怎能如此先进。但是，如此先进的技术，却未能得到传承和发展。还有，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然而真正把印刷术用于工业化生产，却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实现的。技术发明能不能出现，有了发明能不能应用，应用以后会不会失传，诸如此类的问题，统统不是技术本身所能决定的。正是这种普遍性疑问，使诺斯把眼光放在制度上，尤其是所有权和财产关系上，强调是产权性质、交易成本、公共政策和制度等因素决定着技术的地位和用途。用通俗的话来说，英国和尼德兰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产权和制度革命。而一旦涉及到产权安排、制度变化，管理就是绕不过去的坎。产权和制度问题，本质上是广义的管理问题，“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把诺斯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现象。即便是战争领域，技术也具有相对性。根据埃默森等人的研究，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年）之前，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普鲁士的军队几乎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而法军在意大利、北非等战场上有着战争经验的积累。单纯从武器来看，最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普军配备的德雷泽步枪（Dreyse needle gun）远远比不上法军配备的夏塞波后膛枪（Chassepot rifle），无论是射程还是杀伤力都差了许多（当然，也有人认为当时法军装备的夏塞波后膛枪数量不足，但根据历史数据，当时法国生产该枪已达上百万枝，所以这种说法缺乏根据）。普军的装备优势，仅仅表现在克虏伯大炮上。学者普遍认为，普法战争中法军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战略与指挥上。普军取胜的奥秘，是毛奇（Helmuth Karl Bemhard von Moltke）建立的参谋本部制，以及良好的计划和训练。正是普法战争的启示，使科学管理时代的哈林顿 · 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写出了《十二条效率原则》。

反过来，强调管理的地位，又不能排除技术对管理的影响。早期工厂取代作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动力变化。正因为蒸汽机替代了畜力和人力，而一台蒸汽机需要带动多台工作机，所以要建立车间。正因为车间的蒸汽机一开动，所有工作机都得干活，所以才需要统一上下班。工厂制度的形成，同机械化技术紧密关联。工厂体系的变化，又同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变化紧紧伴随。假如没有电脑和网络，很难想象会有弹性工作日的安排。

“鸡与蛋”的循环

从技术与管理的互动关系看，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的使用催生了大工厂。而大工厂的效率追求，诞生了科学管理。电力革命以来，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诞生了事业部制和分权管理的新型模式。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以来，诞生了知识管理的相关探索，不但科层组织受到挑战，即便是创新性更强的矩阵组织也受到挑战。管理实践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互相渗透，管理理论的研究同管理实践的变化遥相呼应。所以，讨论技术与管理谁起决定作用，很有可能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误区，从二者的互动关系来掌握可能更为恰当。

在管理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生产技术的创新与管理技术的创新并行。从整体上看，技术变革往往首先诞生于生产领域，然而，随着生产领域的技术变化，管理方法与技术也会产生变化。一旦生产领域发生了技术革命，管理必须随之转型。迄今关于管理是否发生过革命的相关研究还很少，仅仅是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针对美国的大工业发展历程，提出了管理革命（或者叫做经理革命）形成了美国的“经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至于信息技术革命对管理的冲击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至今有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如果梳理技术革命与管理变革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在技术革命后，管理的重大变革几乎是必然的。而管理学界经常出现的所谓革命性理论，如果没有技术革命垫底，这种所谓管理革命往往底气不足。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流程再造，尽管在企业经营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多数再造的实施并不理想，距流程再造的创始人迈克尔 · 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士 · 钱皮（James A.champy）的承诺差之甚远，致使流程再造变成了运动式的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恐怕与其“彻底变革”的愿望，与没有彻底变革的生产技术来托底有关。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种判断：某一管理理论，究竟是时尚性质的过客，还是革命性质的转型，取决于其有没有技术支撑。当今管理学界有不少人研究管理范式的变化，如果从技术变革与管理的变革的互动角度来观察，可能会形成新的认知。而库恩（Thomas S.Kuhn）当年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范式概念，恰恰是以科学中的革命为立论基础的。假如企业运营中没有出现技术革命，那么，管理学也只能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一旦出现了技术革命，那么，管理转型也就在所必然。更进一步，从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可以对克里斯滕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和“维持性创新”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是，管理变化是否可以引发技术革命，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当人们说“转型”时，突出了管理变化对技术变化的追随。但当人们说“革命”时，则突出的是制度变化对技术变化的引领。而制度变化是由管理决定的。这方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管理学提供一个参照。然而，管理学界这种研究尚不多见，有待于人们向纵深发掘。互联网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由美国的战略管理引发的（具体来说，最初的互联网，是美国国防部为了实现核战争条件下的通讯，于1969资助建立的ARPANET网络开始的），发展到今日，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深刻变化。都是管理变化，流程再造多数以失败告终，而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战略设想（分组交换试验网）却诞生了改变全球的互联网。现在来看，哈默和钱皮两位学者的精心构思，在管理实践中连续受挫，而五角大楼的一个计划，起到了引领技术革命的作用，这对于今天的管理研究，无疑能够形成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