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动物园里已经是春意融融，我再次走进熊猫馆旁的“野性中国”工作室。这间不足20平米的房间，既是一个没有APP纸张的办公室，又是一个没有一次性纸杯的接待室。正在忙碌的史立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的谈话从她去年的英国之行开始。

英国自然影像的盛会

去年的这个时候，史立红意外地收到了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 （Wildscreen Festival）主席的信，她被邀请以终审评委身份出席10月在布里斯托尔举办的电影节。“当时我还觉得有点不敢相信，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回信婉言谢绝。”但是电影节主办方表示，由于她年轻女性的身份、在NGO做过保护工作的经验、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背景，还是希望她的加入能使评委团的构成更加平衡。

其实这不是史立红第一次与Wildscreen Festival打交道，除了她与奚志农拍摄的《追寻滇金丝猴》在2002年获得电影节“TVE”大奖之外，2005年，她还作为发言者参加了电影节的交流会。谈到布里斯托尔，史立红说，在这里举办电影节不是偶然，“这儿的公众保护意识非常高，而英国的自然历史纪录片行业在全球范围都非常领先，所以这个地方汇聚了很多独立的摄影师、导演等制作人员，近年来，布里斯托尔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然历史纪录片行业的中心。”

每逢双年的秋天，在这个美丽的英国西部港口城市都会举办一次自然影像电影节，在为期4天左右的电影节期间，除了公布评奖结果，参加者更看重的是交流和交易的机会，包括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在内的许多大公司都会派代表出席。“因为在这里，集中了过去两年内制作的最高水准的自然历史类纪录片，除了能在几个不同影院观看滚动播出的入围影片外，代表们还可以根据手册上的片目介绍，从片库中借出你想看的影片观摩，而且还会有很多独立制片人与大公司相互约见谈合作。”

电影节上最吸引眼球的是特种器材展示。“比如特别特别长的摇臂和微距镜头，还有各种防水罩，像这些东西只有自然历史纪录片才会比较常用，很专业。”

史立红最喜欢的是电影节设立的小型研讨会，一些业内权威人士会来参与讨论当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包括行业发展趋势、最新的技术、拍摄中的伦理问题等等。

中国自然影像的危机

可以感觉到，这几年国外对中国纪录片的关注越来越多，在2006年的电影节上，主办方专门设立了一个“聚焦中国”单元。人们向史立红等几位中国代表提出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纪录片本身，而是更关心中国的保护事业。史立红带去了一个事先制作好的宣传短片，她说这是一种展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是多么丰富。

“但是相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来说，中国的自然地理纪录片却是非常落后的，当然这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非常可惜的是，2006年电影节没有一部中国影片入围，从电影节回来的史立红想了很多。“经常有国外的制片人跟我们联系，想到中国来拍摄，由于进入保护区拍摄需要国家林业局的许可，所以非常困难。但是随着逐渐的开放和合作的增加，这个大门正在打开，这对本土摄影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全世界影像行业的情况证明，自然历史纪录片、野生动物纪录片是最畅销、最长盛不衰的题材。“Discovery本身有一个Animal Planet频道，国家地理刚刚也推出了一个National Geographic Wild，都是专门以野生动物为主的频道，整天不停地播出。在国内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台的相关题材也是收视率非常高的，但是国内电视台播出的片子基本都是从国外收购的，本土化的节目不知道一年有几个小时。”史立红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拍摄获得的影像是不是一种掠夺呢？这些几乎无法反馈给当地、对当地起不到直接的作用的影像，已经被掠夺了很多年。”以非洲为例，西方摄影师从60年代就开始去拍，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非洲的纪录片基本都由西方制作，很难看到由非洲本土团队拍摄的。想象有一天中国也像非洲一样，满眼看到的都是白人在我们的保护区里拍摄，你会是什么感觉？我们从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买来外国人拍摄的中国自然影像，在电视上看到时，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

从Wildscreen Festival划分细致的奖项，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外，自然历史类纪录片行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有的人专门写剧本的，有的人是专门导演的，有的人专门制作特种拍摄器材，有的人专门写音乐，一个大的纪录片，一定会有专人做前期调研。”史立红说，“但是在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是空白。因为现在关于纪录片本身，能找到的资料就很有限，况且我们还没有把自然历史纪录片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划分出来，就更谈不上行业的发展，理论的积累、建设。”

从制作的经验、资金、设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影像工作者没法和西方相比。所以电影节特别设立了一个颁给发展中国家的奖项。

2006年获得这个奖项的是一部印度纪录片，是关于一位在野外研究小熊猫的科学家，孪生兄弟Bedi Brothers跟拍了两年，捕捉到了很多小熊猫产子等从未被纪录过的影像。“除了良好的制作水准，你可以从影像中看出摄影师投入的巨大精力。”史立红说。另一部获得新闻奖的影片是关于保护蓑羽鹤的栖息地的，印度女记者身后被规划的湿地和政府官员的当场抵赖形成鲜明的对比。“非常勇敢，你能体会到各方面给她的压力，但是她还是报道了”。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奖和市场现在是两个问题。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审美观点、制作标准都是西方的，如果想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只能遵守别人的游戏规则，迎合别人的口味，必须更加娱乐化。史立红有些无奈地感叹：“必须服从规则，才能在这个圈子里说话，你的声音才能被听到。”

“Wildscreen Festival等这类自然影像类电影节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奖励最好的，让你看到这个行业的标准。我知道我们离这个水准还差得很远很远。”

用影像保护自然，更加坚定

目前国内自然影像拍摄者有很多不同类型，但是完全投入专门去拍野生动物的并不多，“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史立红说，“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中国的野生动物摄影者与他们所拍摄的动物处境非常相似——珍稀，“无人喂养”，且环境恶劣。

2006年获得Wildscreen Festival新闻奖的是一部宣传片——美国的一个环保机构反对加拿大捕杀海豹。史立红说：“他们拍到很多工人在冰面上把海豹打死。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个地方，肯定会含着眼泪同意他们的观点，愿意加入他们。这说明，大型的环保组织已经开始意识到，应该用影像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个非常震撼的片子就是有力的证明。” 这与野性中国“用影像保护自然”的观念不谋而合。

“野性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口号是“纪录中国正在消失的野性自然”，史立红明显感觉到一种留存中国自然影像的紧迫感。一步步走到今天，“野性中国”纪录的功能仍在继续，同时还设立了支持拍摄濒危物种影像的基金，帮助更多愿意加入进来的拍摄者。“我们希望能推动中国的自然影像行业。”史立红说，“如果是你的东西是最好的，会有商业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了影像之后，才能开展一系列的保护活动。我们与环保组织合作，用影像做活动，目的就是获得公众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生态的关注。”

今年3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野生动物电影节（The Wildlife Asia Film Festival）上，奚志农被授予对亚洲的自然保护做出特殊贡献的“马来熊奖”。“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电影节，但是奖励了对自然保护做贡献的人，这是对我们理念的认同，是一个适时的鼓励，证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采访结束，史立红的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们是filmmaker，但不是仅仅停留在filmmaker。”

史立红在“聚焦中国”上发言

史立红

199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4年至1997年在中国日报文教部任记者，其间积极参与了刚刚起步的民间环境保护运动。

1997年10月至1999年4月，任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联络官员。

1999年9月与奚志农一起创立民间环保组织“绿色高原”，在滇西北从事自然保护宣传和教育工作，同时进行纪录片《滇金丝猴》的拍摄。

2002年1月，史立红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2001年度全球未来领袖”，是继张朝阳、胡鞍钢之后第四位获此称号的中国人，是唯一一位获奖的中国女性。

2002年10月，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获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这是中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迄今为止在国际上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2002年初史立红与奚志农一起创立“野性中国”工作室，主要致力于纪录中国正在消失的野性自然，并用影像的力量来推进自然保护。

2002年8月至2003年5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主攻纪录片创作和影视人类学。

2004年，史立红独立拍摄制作纪录片《怒江之声》，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怒江的原住民对于怒江建坝的不同声音的纪录片。该片应邀在2005年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放映，并已被香港中文大学收藏。

2006年10月，史立红应“自然银幕电影节”主席的邀请，成为这个国际电影节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