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人尽皆知的概念。经历了历史的漫漫岁月，人们好像已经穷尽了历史的真谛，不需再追问“历史”到底是什么？但，似乎又没有谁能不假思索给这个广泛而抽象的问题提供一个确切而完整的答案。在这种情形下，对历史的追问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了，特别是研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题材历史小说，就更显得迫切而必要了。

一、易碎品与符号

汉语历来重视文字的结构和组合。汉语小说也深受其浸染，这为我们研究当代汉语小说提供了一个切入的思路。基于此，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可先从“历”“史”两个层面分别来梳理其字面的基本内涵。

“历”，古为“歴”，上面两个“禾”，意味着丛林和原野；下面一个“止”，甲骨文中是一只脚的意思。上下合一，不言而喻，“历”就代表着在丛林和原野中穿行。其意义的重心在于“穿行”“越过”。在这个意义上，汉代的许慎在其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也对“历”发表过相似的看法：“历，过也，传也”。在此，许嗔对“历”赋予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应该说，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对其流传于后世约定俗成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在此，“过”侧重于对空间变化的描述，“传”侧重于时间变化的描述。可见，对“历”的解读是包涵了时空在内的两厢移动和变迁。由于“历”的这种特性，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将“历”推演为考察季节、确定年月的“历法”。

“史”，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表示一种从事记事的特殊身份的人或者职位。《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可以理解为以中立公正的态度记录事实。《周礼》中则把“史”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官职，并明确规定：“大史的职责是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保管邦国之间盟约的副本，参与历法和祭祀日期的确定；小史则掌管王国和畿内侯国的历史记载，在祭祀、丧礼、会晤中协助大史的工作；内史主要保管国家的法典和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官府、都鄙的政事和年终统计；外史则负责书写天子下达给畿外诸臣的命令，保管四方诸侯的历史记载。还有御史，保管治理诸侯国、地方以及百姓的法令。”

从上述对比、分析可见，“历”和“史”在历史上各有分工，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各安天明、各司其职。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往往统一于一身。“历”“史”的合流意味着穿行在时间的丛林中并记录下发生在其间的事情。尽管二者关系密不可分，但，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学术的分类并没有“历史”一说。今天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历史”，都可以用一个“史”字完全替代，所谓“史学”“史家”“史籍”即是如此。我们现在所用的“历史”一词借鉴于日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用西方的科学术语和学术概念，首先用“历史”二字指认西方的“history”，并于近代被诸如梁启超等留日学子引回国内。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日本女学时就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他说：“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兼外国史）……”之后，随着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推动，“历史”一词便从此在国内流行开来被广泛使用。

历史的记录和流传，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大体相似。一般情况下，历史产生于文字之后，不同的种族都有专门人员记载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事实上，对历史的回忆和描述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历史的生成形态是“口耳相传”。这大概是记述历史的最原始的方式。在人类的童年，没有文字作中介的条件下，人类只有依靠口头表达、用耳收听、以脑记忆、再由口传播，才能完成历史的承传。例如在中国的《诗经》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就包含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

显然，记忆是不可靠的。口述的记忆是易碎品，岁月的流逝和主观因素的意想，加上不同口述者不同理解的过滤和意识形态的介入，导致信息的磨损和丢失甚至被篡改，都在所难免。先祖的聪慧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历史的记录方式后来都改由相对稳固的方式加以标识。这就是所谓的“结绳记事”。在此基础上，人类历史的产生从第一阶段的口耳相传到第二个符号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当文字从抽象的符号和图案中出现，今天意义上的所谓的历史才算初具雏形。其后，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历史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较为完善的“历史”形态才得以成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叙述形态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描述，还呈现出其多样性，比如：地图、建筑、绘画、照片、录像，等等。不久的未来，历史或许还会出现新的叙述方式，比如今天可以预见的多媒体、互联网，等等。但是，不管历史的表现形态如何变化，文字都是必不可少的媒介和最基本的方法。

二、本体与认知或思辨与分析

以上是对“历史”一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考量。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哲学史上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并且，这期间，对“历史”内涵的指认都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变迁？

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历史哲学的范畴内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现在通常谈论的“历史”，包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即人类出现以来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历史的回忆和思考。即人类是如何将经历和创造的全部过去加以保存和解释的。换句话说，历史包括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知。

在漫长的繁衍和劳动过程中，人类对自己的认知一刻也没有停止，当这种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活动进化为一种自觉的专门的学问时，就是我们眼下通常所谓的“史学”。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史学也不例外。同样，和两种历史认知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二是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由于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同时，人创造的历史也由人来书写，可知：历史本体的理论即人是如何创造历史的，或者说人经历和创造的历史是怎样的；历史认识的理论即人是怎样写历史的，或者说人经历和创造的历史是如何被回忆和表述的。

对两者的区别，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W.H.沃尔什有过精确的说明：“前一个术语所关心的是研究自然事件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第二个术语，其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上述的历史本体理论和历史认识理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缠绕，相互交融，互为表里，互相促进，“通过回答人怎样创造历史，历史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具体地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而通过回答人怎样写历史，历史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对历史认识或历史研究活动本身进行批判”。

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历史理论并非固定不变之物，它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修正旧的内容，增添新的内容，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理论，就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有时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理论。归根结底，一个时代的历史理论是时代条件、社会现实以及对前人历史理论批判继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当历史理论上升到哲学层次，被称之为历史哲学。1951年，W.H.沃尔什在著名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按照上述历史的两层含义，第一次将历史哲学分为两支：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讨论人怎样创造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以克罗齐、柯林武德为代表讨论人怎样写历史的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这种区分事实上是当代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20世纪以前，历史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大致相同，都是力图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宏观的历史过程，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产物。

思辨的历史哲学于十八九世纪占据哲学认识的主流，其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注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理性的原则和规律。“他们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写出这样一种叙述，要表示出来它那‘真正的’意义和‘本质’合理性。”这种历史哲学是历史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论的，客观主义和本原主义的，其主要哲学观点有四：一是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相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二是赋予历史进程一个“最终目的”，其实质是以这种“目的论”并以“历史的终结”的名义说服人们为所谓的“未来”勇于牺牲自己的现在；三是认为历史具有“客观必然性”，整个历史的演进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其间有“因果关系”，是必然和必要的；四是认可“本原主义”的历史观，即总是想象出一个事物历史的源头，并将其于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用以强调这个“历史本原”的稳定可靠。

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着重分析了文化的宿命，在他看来，文化为何起源、如何生长这类问题是人的理智无法探求的宇宙秘密，所以他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侧重于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如何激发了文化的兴起，又促使文化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主要讨论了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了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通过这样全面的研究，来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实证研究，把重点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来。德国历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就此曾明确提出将自然科学和文化-历史科学区别开来，他说：“历史学家不仅应当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把过去连接起来，而且应该真正对过去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来估量过去的价值。”伽达默尔也认为其“洞察到了所谓认识主体具有客体的存在方式，因而主体和客体属于相同的历史活动”。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分为“深化历史主义”和“反叛历史主义”两个层面的取向。“深化历史主义”是一种有机论的历史观，表现为从历史主义的思想传统内部对其进行反思批判的种种努力，呈现出远离科学而与典型的人文科学的文学结盟的倾向。他们无不强调历史与文学的通约性和文学在历史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诗具史笔”，更要“史蕴诗心”。他们敏感地抓住了心灵体验对历史阐释的不可替代性，“用心物交融的观念对抗机械观的物质观念，主张到时间的流逝中去体验历史的深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深化历史主义”可以说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和反拨；“反叛历史主义”主要有感于人们背负着沉重的客观历史主义的重负，提醒人们必须通过反思整理自己的思想，着重抨击了缺乏反思的客观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它的代表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了“谱系学”的方法，“反叛历史主义”以及这种“谱系学”的方法后经福科的阐发对新历史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当代史”与“思想史”

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流派产生了许多大家，其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影响甚远。二人都认为历史科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只提供有关个体的知识，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知识。同时，他们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

克罗齐认为历史是思想的产物。历史只有经过人的思考才能显示意义，史实与意义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历史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关于个别事实的客观报道，而是思想活动的一个结果。在他看来，也正因为历史就是思想活动，而任何思想活动对于思维主体来说总是发生在此时此刻，所以历史可以说是此时此刻活动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

同时，这种在历史学家头脑里涌现的过去的历史总是和现在的生活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种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确切说是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加以思考、理解和记述。从上述的逻辑思辨可以推演出他的明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综上所述，这里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是此时此刻的思想活动；二是历史是由当下的兴趣引发的；三是历史是按照当下的兴趣来理解的。在这里，克罗齐认为当代性是历史的本质特征，他强调了历史与生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认为如果不承认精神本身就是历史的话，那么，人们就不能理解历史思想的变化过程。

在他的观念里，一言以蔽之，曰：历史存于人心。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头脑中对过去思想的重演”。所以，他认为“过去不是现实，无法被经验知觉。历史知识也不是直接的，它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只能靠推理去接近它”。在他看来，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不是已死的历史，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因为历史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过程”。因为事件一旦消逝就永不复返，而过程“无始无终，只有转化”。

他还把“过程”划为自然和历史之分，认为自然过程仅仅是事件的集合，而历史过程是由人的行动构成，这行动后面必然有行动者的思想动机，只有了解了行动者的思想动机，人们才能理解行动以及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历史过程。柯林武德说：“若人的行动仅仅是事件，历史学家就不能理解它们，严格来说，他甚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只有当它们是思想的外在表达时，它们才能为历史学家所知道。”

据此，柯林武德推出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归根结底要研究隐藏在历史行动背后的人的思想动机，只有掌握了思想，才算理解了历史。同时，他还指出，这里所谓的“思想”一是具有相对独立l生和超越性，二是具有普遍性。根据思想的这种特点，他认为，重演过去的思想绝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将其纳入现实思想情景中的过去的思想。当历史学家重演过去的思想时，并非一味屈从于历史，而是首先将现实的精神生活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考虑和解决。

在这里，柯林武德通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揭示了当代历史学家言说历史的秘密：“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且每个历史学家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自己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

W.H.沃尔什把历史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影响深远，但，我们发现，他对另一些重要问题却没有展开。比如，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明确指出了“历史学是典型地以这样安排的一种方式在叙述过去的行为的”，他还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写出这样一种叙述”，等等。

遗憾的是，对此他却没能上升到历史哲学分类的高度上看待。按照安可斯密特的观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历史哲学的新趋向主要来自研究历史写作的语言和文字的形式”，这就导致他所说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在沃尔什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将历史哲学继“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后，再划分出“叙述主义历史哲学”。

四、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相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来说，将注意力从历史的“实在过程”和“认识过程”转向了“历史叙述”的层面，以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历史表述以及历史话语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批判性地考察“表述”历史和“关涉”历史时的非透明性、能产性、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

詹姆逊的一句话可以视为其认识前提：“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由此可见，“文本化”是其认识的核心概念。

作一比较，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来说，“文本化”是客观、透明的，历史的真实可以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在文本中显现。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所有历史叙事中都含有虚构成分，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语言的理论和叙事本身可以作为历史编纂学表述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去‘寻找真实’然后把‘真正发生了什么’写下来”。对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来说，它虽然发现了“文本化”可能对历史造成的扭曲，但其将原因归之于主体因素，认为历史成了主观形式和历史学家的内在生活世界，因而可以通过对认识的分析重新抵达历史的真实。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就是要针对此揭示语言的文本性、相对性、建构性以及其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机械论，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是有机论，那么，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考察历史的范式就是语言论。

综合有关论述，这种“语言论”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复数小写历史的增值；二是文史界限的消弭；三是斩断了历史文本与历史文本指称对象以及历史文本的记录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凸现了历史的“叙述性”。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和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在精神实质上一脉相承，不分轩轾。可以说，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为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理论在20世纪末的异军突起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新历史主义作为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范围内的核心部分将其从文艺学的角度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以上对历史哲学的描述，主要为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清理理论背景。如前所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可谓是水到渠成。作为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新历史主义在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已初显端倪，中经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进一步深化，随后直接吸收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精神营养，在西方后现代主思潮的影响下，大胆跨越了历史学、文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在当代文论的论坛，经过众多理论家的多向言说，最后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以下，尝试对新历史主义做一个清理。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一份集体宣言中发布了新历史主义流派成立的消息。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其代表人物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等等。到底什么是新历史主义？作为始作俑者，格林布拉特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一文学文本的策略。”曾其总体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做出自己的否定判词上，它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拒斥非历史决定论而张扬主体的反抗颠覆论。这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性，使它终于告别了旧的历史方法，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策略意义的、开放社会的新历史观。在构成上，由于新历史主义脱胎于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跨学科的开放性理论，其内容也极其驳杂，而且也不具备自己关于文化人物、比喻和想象力的哲学与语言，只有借用别的领域的术语和方法。在批评倾向上，它有意识地解构经济与非经济的二分法，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它一反心理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批评者不应把文本看作自己的病人，去找寻诸如“踪迹”“边缘”“未被言语道出的意义”一类的泄漏隐情符号。它毫不掩饰地宣称，批评者与文本的关系是相互关系的“同谋”。基于上述看法，人们通常用新历史主义来形容文学批评运动的动向。

由于新历史主义是以在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语境中考察文学问题的身份出现的，其观念、方法注定会打上深深的文学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一）将“历史”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的无限丰富都与“权力关系”相连，并且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所以，它通常以研究文本与权力的关联方式来显示其文学观点。新历史主义的“权力”概念来自于福柯的《性经验史》，指渗透在社会、文化、政治关系中的控制和抵抗力量，在这里，“权力”是历史中的各种力量的总称，与“话语”理论紧密交融，互为彰显。它既有压制性也有生产性，在文学中大多表现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巩固和破坏。新历史主义坚持“权力”的无所不在和不可避免，也被人批评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和复杂。

（二）将历史分解为“历史性”和“文本性”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互相交错、互为依存，路易斯·蒙特洛斯为此提出一个充满灵感的定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个提法因简明整饬、朗朗上口而被广泛引用。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所有的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二是对文本的所有解读活动，都不可避免具有社会历史性，受进行解读的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三是所有的文本不仅“表述”历史，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文化事件，参与了对历史的建构，同样构成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人类只有通过历史文本才能了解历史本身。但历史文本并不能客观再现历史事实，由于“文本化”的过程会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历史文本“表述”的历史是历史的变形；二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文本会转化为历史依据，并再次充当历史阐释的中介。这种关系使阐释者与历史文本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导致“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相互渗透，从而填平了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之间的鸿沟。

（三）将历史看作“小写的历史”“对话的历史”“即兴的历史”所谓“小写的历史”是指一元化的正史不可能将历史的无限丰富性一网打尽，以此向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缝隙投注足够的目光，将历史分解为“诸历史”，从而把“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众多的由叙述人讲述的历史故事（his-stories，her-story）；所谓“对话的历史”是指历史不是既往完成的，相反是一个开放的、对话的过程，历史的延续和依然进行的延续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同时，人类认知历史的实践在阐释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和内容；所谓“即兴的历史”是指在构筑“小写的历史”和“对话的历史”的时候，历史关注的焦点会转向一向不为人知的历史的废墟和边界，这种选择题材的方式和他们的批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会导致“任意并置”的即兴式写作。

（四）方法论的“四个具体转换”一是从对“艺术”的讨论转向对“表述”的讨论。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表述的历史”，对历史的研究就是研究如何“表述”。这种转向使历史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从根本上颠覆了学科界限的合法性。二是从对历史现象的研究转向对人类主体的历史调查。即对历史的最终追问落实到格林布拉特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造型”，历史就要探讨历史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复杂关系对人的身体和主体I生的塑造。三是从对历史显在主题的研究转向对隐而不彰的历史主题的开掘。对此，怀特曾说：新历史主义“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逸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他还强调，“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四是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话语分析”。这也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特征。新历史主义不再强调对历史话语的内在意义的“深度”分析，而是强调对“话语形成”的分析，着重关注这种“话语”与其他“话语”以及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五、拼贴与融合

通过以上对新历史主义的粗线条勾勒，可见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代理论的有力塑造，它在拓宽了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因未能将各种理论有效融合而显示出较为明显的“理论拼贴”的痕迹，其理论资源的驳杂性、学派边界的模糊性以及批评范围的跨学科性引人注目。因此，难以将其划归哪个流派门下，他们也称：“不愿意加入这个或那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

为了有效说明新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与相关理论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对当代文学特别是新题材历史小说的影响，最后还有必要对其做一探源溯流。

新历史主义从多种理论流派中汲取过营养，但其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文化人类学、解释学以及巴赫金历史史学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与它们的关系是既有选择地吸收，也与它们进行着积极的对话。

（一）马克思主义 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马克思主义可谓是它的重要生成语境，是理解新历史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同时，二者的关系也很复杂。爱德华·佩切尔认为新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版本”，弗兰克·林特利查认为新历史主义是“对一种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福柯式的转换”。不管怎么评价，新历史主义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特别是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卢卡契、葛兰西等人的影响，都强调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但，同时它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法。

（二）解构主义 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特别是解构历史学也有较大关联，它们共同对传统历史观念和学科界限进行了颠覆和破坏，新历史主义借用福柯的理论强调“谱系学”的当代性和“权力”的生产性，但它却不像福柯那样反对主体性，而是再三强调历史的“表述”观念。

（三）文化人类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人类学相同的是，都注重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突出人的“自我塑造”的可能性，而且还采用文化人类学的“厚描”的方法试图对文学做出说明，但，它又反对将注意力放在对一般文化文本的说明上，而是强调对“文学艺术”进行文化描述。

（四）解释学 新历史主义和解释学、接受美学一样，强调意义的阐释性和阐释的历史性，但，它却不那么强调“视界”之间的“融合”，而是主张以怀疑、批判的态度解释历史。

（五）巴赫金历史诗学 新历史主义大量借用巴赫金历史诗学的观点，将历史作为“对话”“大众文化”“多重声音”来看待，用以对抗“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客观决定论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主观决定论，但，新历史主义对巴赫金历史诗学将“狂欢节”理想化以及把它看成大众文化的同义词不敢苟同，借用福柯的“权力”的“生产性”观念加以反驳。

在当代文化理论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新历史主义，以其视野的开阔和内容的驳杂所引人关注。而它的这些兼收并蓄的观点给当代文学特别是新题材历史小说以极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