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的腾飞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我国新闻传媒通过人本化的慈善新闻报道，不仅增强了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彰显了社会良知，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传媒在受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使人文精神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得以生动体现。

【关键词】慈善新闻；人本理念；慈善文化

“慈善”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就已存在，《礼记·月令》中就有“天子布德兴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之”[1]的记述。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政治的强势、市场的竞争、媒介角色定位等构建了慈善新闻传播的主导性框架，同时也构成了现实中复杂多元的传播图景。

慈善新闻

慈善新闻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人们对慈善新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慈善新闻就是与慈善公益事业相关的人或者事的报道，它包括救助弱势群体、发展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保护环境等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新闻报道。”[2]

慈善新闻除了具有一般新闻所具有的真实、新鲜、客观、及时等特点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公益性：公益性是慈善新闻最本质的特点。社会公众是慈善行为的对象，慈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慈善性：就是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或遇到危难的人进行救助关爱活动的性质、作用及程度。慈善新闻通过对社会中一些弱势群体真实生活的报道，唤起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关注，以达到对这部分人进行救助的目的。

社会性：慈善行为面对的是社会公众，慈善新闻要从社会需要出发，面向社会发布，反映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利益。

我国慈善新闻报道的人本化发展趋势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的民间社会性救助事业，主动自愿是其一大特点。“慈善事业，通常是指众多的社会成员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所从事的一种无偿的、对不幸无助人群的救助行为。它通过合法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捐助的方式，按特定的需要，把可汇聚的财富集中起来，再通过合法途径，用于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受助者。这是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保障的补充体系。”[3]向善是人的自然本性之一，慈善事业作为一种人类基于爱心基础上的善举，其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行为人要有慈爱之心，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使中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贫富两极分化也在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缩小贫富差距自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中国社会需要慈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慈善事业已逐渐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慈善事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新闻传媒具有构建社会环境的功能，随着其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它在培养人们的慈善价值观、普及慈善文化、强化人们的慈善意识、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应该承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慈善新闻报道的作用不可忽视。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报道慈善救助活动，宣传慈善人物的典型事迹，培育公众献身公益的精神，在全社会构建积极正面的慈善价值观，增强公众的慈善意识，进而引导人们从事慈善活动，使慈善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综观我国慈善新闻报道，其叙事策略在经历了政府意志和市场利益为主的双重构架后开始转向关注普通人的慈善行为，致力于培养普通人的慈善意识，通过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大量报道，吸引和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媒体一直不乏对慈善的关注和报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拿出一定的版面和空间报道各种各样的慈善新闻，但媒体的视线并非都放在慈善精神的传播、慈善意识的培养上，不少慈善报道是对商家作秀的展示，更多地集中在对少数企业家、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慈善行为的过分渲染和炒作上，呈示给公众的慈善事实通常是一个个由企业、社会团体或明星们为提高自己的美誉度而举办的“活动”，使人们认为慈善仅是那些“有钱人”干的事，和自己无关，在社会中造成人们对慈善价值的错误理解，从而导致慈善精神被扭曲，违背了慈善的人文精神。媒体慈善报道的主旨是凭借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通过慈善事实的报道，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弘扬不仅是企业家、明星的社会责任，更需要全社会所有人的参与。宣传和普及慈善价值观，媒体不仅要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家、明星予以褒奖，还需对大多数默默参与慈善事业的普通民众给予一定的关注。

近年来，媒体开始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平凡人的慈善行为进行报道，引导人们自发自觉地参与慈善，让受众逐渐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慈善永远是人类所需要的，慈善体现在人们的各种行为中，善举不仅是富人才能参与的“游戏”，社会更需要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善举。2010年年底，全国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草根慈善家阿里木用自己卖烤羊肉串赚得的钱捐资助学的事迹，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阿里木是个普通人，却做出了不普通的事，他的善举更能打动人心，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同时，我国媒体慈善新闻报道方式也越来越人性化。在以往的慈善报道中，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记者编辑往往会对受助者的困难作“原生态”的报道，通过营造痛苦、不幸、无助的画面来获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样做其实对被救助者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居高临下，容易使受助者在接受捐助的同时也背负沉重的思想压力，也容易使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形成恩赐和叩谢的关系，形成两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更容易伤害被救助者的人格和尊严。当下大多数媒体在慈善新闻报道中，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报道被救助者的贫困、不幸和苦难，更尊重和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培养他们的自立意识，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救助，更注重精神上的鼓励，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强调符合人性、人情的传播，体现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从良心、爱心这些品质出发，不断开发人类自身的潜质，提升人类文明进步的质量。

慈善对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起着重大作用，慈善决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事，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包括大众传媒的积极响应，明确慈善之本，引导公众树立开阔深远的人本慈善理念，并对大众的慈善认知进行正确的宣传与引导，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是现阶段我国媒体应有的职责，也是新闻传媒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途径。

倡导适应时代精神的慈善文化

慈善事业的发达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我国的慈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慈善组织规模较小，缺乏制度的制约，普及程度较低，公众的慈善意识较弱。“新闻媒介对于慈善的关注和报道，其积极的社会公益价值取向和实践，可使慈善文化、慈善意识进入公众视野，有利于培养受众的慈善文化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慈善理念。”[4]

当下，在慈善报道过程中，一些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偏差。如慈善报道所营造的“有困难找媒体”等媒介氛围，常使媒体扶弱救助功能被无形放大，使人们把媒体误认为慈善组织，这就歪曲了媒体的功能，也是对媒体权利的误用和滥用。还有一些媒体慈善报道理念与慈善本质有悖，把捐款当做是慈善的唯一形式，把捐款多少当做衡量捐款者爱心的标准，“点名捐款”、“公布捐款数额”时常见诸媒体。2006年1月22日，沈阳《华商晨报》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贫困父亲写信遍求中国富豪》的报道，公开了农民刘福成为给女儿治病写给施正荣、刘永行等富豪的信，随后，对有捐款意向的富翁热情报道，还没捐款的富翁则在报道中一再被点名。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一些媒体报道了万科捐款200万元及王石的“十元论”，从而引发网民对万科及王石的围攻和谩骂。慈善的本质是“行善者”出于爱心基础上的主动、自愿奉献，他们的捐助行为原本不应该受到丝毫胁迫，否则就失去了慈善的意义，但在媒体强力介入、公开点名的道德绑架下，不仅扭曲了慈善自愿的本意，变成了在舆论压力之下，捐助者为维护自己形象和名誉的被动应对，同时在无形中也贬低了其捐助的慈善感召效应。而大多数人只是抱着“看客”的心态看富人们到底会不会捐钱而已，把自己置于事件之外，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媒介的这种不良行为不仅会损害富人对慈善的热情，就是一般人也会对慈善心生冷漠，这无异于挖掉了社会慈善的道德根基，有悖于慈善的人本理念。选择捐还是不捐，捐多少，通过什么渠道捐，都是非常私密的个人选择，媒体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即公布姓名、捐款数额是对人的财产自由处分权、隐私权、名誉权的侵害，是对人文精神的误读。

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全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树立。具备正确、健康的慈善价值观，人们便会积极地、自发地、不求任何回报地参与慈善事业，从而推动慈善事业更快地发展。

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风险加剧，现代社会风险类型增多，后果严重。从传统的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5]在一个风险社会中，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随时都会遇到灾难，这就需要来自他人、社会的帮助。人作为整体性存在的态势，互惠互助是其存在的前提。所以，就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言，助人就是助己，即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任何人都有救助别人的义务，而不在于你一定是拥有万贯家产的“富人”，只要你有能力，只要是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者就有责任对那些因天灾人祸而遭遇生活变故、落入困境的人提供救助。作为与穷人阶层相对应的概念，富人阶层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标准。“富人”作为社会改革的受益者，往往拥有广泛的社会、文化资源，享有特定的权利，因为经济资源可以同时带来社会、文化资源，因此，他们参与慈善救助更是一种义务。当今中国需要社会救助的那些群体，有的是体制改革的牺牲品，有的是因自然灾害陷入困境，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因为改革的成果尚未被惠及，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每个公民也同样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扶持，只有如此，社会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文明才能得以体现。对于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传媒作为社会主义慈善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宣传和普及适应时代精神的慈善价值观时，应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媒体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和社会行为示范功能，通过生动感人的慈善新闻报道，来鼓励、引导和示范，大力弘扬善人善举，使人人心中潜存的慈善心得以被唤醒、被打动，从平常的点滴善举做起，并转化为一种自觉、自发的慈善行动，将中国传统的“性本善”、积德行善、扶危济困、慈悲为怀、感恩等道德观念与社会责任、社会道义、公民素养、社会公平等公共价值观融合，引导人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慈善理念，构建真正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罗宜虹、郭习松.慈善报道转型探析[J]，新闻前哨，2009（11）.

[2]朱力.起步中的中国慈善事业[J].南京社会科学，2000（12）.

[3]方筱萍.新闻媒体与慈善事业的发展[J].魅力中国，2009（5）.

[4]王小波.试论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意义、影响因素及其途径[J].道德与文明，2006（2）。

[5]孙红英.我们的责任——媒体在慈善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J].政协天地，2008（2）.

（作者为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