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逻辑》

作者：（美）谢德华

译者：曹槟孙豫宁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3月

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想传神地描绘全球化的模样，那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谓的“平的世界”。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全球化就是向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地外包其核心生产活动。

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说世界各地携起手来开展贸易，同时又胶着般地进行竞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等级制生产体系中，而这种等级制生产体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

在生产活动日趋分散的同时，等级制和控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进一步加强之势。世界非但没有“变平”，反而比以往更为等级分明。整个工业并没有变得像自成体系的巨型筒仓那样，向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自行流动，而是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这种碎片化以过去的技术条件和组织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劳动分工形式日新月异。

然而，新型劳动分工与任何劳动分工一样，它的全部生产环节最终必须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成品。不论生产工序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并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将零部件组装为成品，中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全球化使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用传统的所有制术语来说，就是生产过程的“去垂直化”。但是，要让这种涉及多个企业的新型生产过程正常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垂直的权威体系进行协调和控制。如今，这种权威关系不能再局限于某个公司的范围内，而是必须在整个生产网络中畅通无阻。

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生产活动日趋分散，但权力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分离出来，重新配置到了新的地方，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是“平”的，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平”，因为分散的生产活动要想成功地生产出成品，仍然必须由一个等级体系发号施令。因此，在全球化大生产的网络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头企业和从属企业以及规则的制定者和接受者，从航空航天业到汽车制造业，从电信业再到饮料行业都是如此。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少数领头企业发号施令，其余企业则只能唯命是从。就拿如今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中国制造”小物品来说吧，比如苹果iPhone手机、戴尔笔记本电脑和惠普打印机等，它们的设计和组装由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进行，高科技元件却是在日本和韩国生产的，半导体又是由硅谷的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设计的，软件则是在西雅图编写、班加罗尔调试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否则，这些东西要么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里，要么就是在我们按键时无法正常运转。

中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融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全球体系。当时中国参与全球体系是因为濒临困境，迫切需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一大堆问题急待解决，中国来不及同国际社会成员国优雅地握手。如果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做，中国应当首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但事实上，中国是先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来，然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打扫屋子。中国最终会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既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球商界促使它作出的选择。

所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增长不是这个国家在改写经济发展规则，不是它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也不是它自己在故步自封地发展。相反，这是中国在融入这个世界体系，一个由世界上的发达工业经济体（最主要是美国）创造和主宰的体系。通过按照西方发达工业世界的游戏规则进行全球一体化，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们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了一场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本文摘自《中国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