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是张謇“教育救国”伟大实践的起点和在南通构建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通州师范为构建南通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引进西方教育文化理念、率先普及义务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创校初期，张謇联合一批士绅解决了通州师范的开办经费、校园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学校章程等难题，学校明显具有高等师范的某些特质和发展趋向。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推行的行政区划改革、“壬成学制”和南京国民政府试行的“大学区制”阻扼了通州师范向高等师范发展的步伐。

关键词：张謇 通州师范 国民教育

三、通州师范的曲折发展

通州师范初名通州民立师范学校，1912年改名“私立南通师范学校”及“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1921年改名“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1927年改名“私立张謇中学”。

通州师范开校时即设有师范四年制本科、两年制简易科和一年制讲习科，培养不同层次的师资人才，以适应地方教育发展的需要。学生文化程度较高，均是“举贡生监”。迄至1927年，毕业生917人。初创时，本科共开设伦理、国文（实为国文典）、历史、地理、算术、日文、体操、教育、理化、博物、图画等十一门必修课程，另在第四年开设政治经济学、农学、英文等三门随意（即选修）课程，由学生任选一门学习。同一时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的课程有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十四门，看似比通州师范多了两门课程，但如果仔细分析，通州师范本科的课程设置实际上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样高等师范的课程设置基本一致。原因一是通州师范“初呈请立寻常科取举贡生监为师范生”，二是“各处情形不同，原奏准试办后随时增改”所致。因此，虽然张謇规划中的“四年后增置高等科”的设想未能实现，但通州师范本科毕业生的质量却是不亚于高等师范毕业生的，不少师范生一毕业就当了一些师范学校的教师。同时，为造就各种地方建设人才，学校曾先后附设测绘科、农科、土木工科、蚕科，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候所等，为南通地方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夯实了基础。1914年，学校为筹备第五次校友会，对毕业校友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留本校和南通女师范校（包括附属小学）32作的32人，在其他各地师范工作的25人，在中学及其他专科学校工作的28人，在各地小学工作的143人，担任省、县视学的5人，升入高等院校深造的9人，约有60%的师范毕业生在教育岗位工作。附设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毕业生有41人在政府机关、铁路局、出版社、盐垦公司等从事专业工作。”再来看第一届本科12名毕业生的情况，除黄恺元情况不明外，其余11人在民国初年的情况大致如下：张汝霖留学日本，何镇寅曾任如皋师范学校校长，于忱留学日本并任南通师范斋务长，史维藩曾任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学监，顾怡生任南通师范教务长，汪尚荣任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教员，凌国荣任南通县石港第二初等小学校长，沙元榘曾任如皋师范学校代理校长，邹辑曾任泰兴县教育局长、江苏省视学，尤金缄留学日本并任南通师范教员，李乃昌于两江师范学校理化分类科毕业后任南通师范教员。学校先后聘请了八名日籍教师和以王国维、江谦、陈师曾为代表的一流师资到校任教。这些专业课程设置、设施、师资等已经大大超过了一般中等师范（当时称为寻常师范）的规格，明显具有高等师范的某些特质和发展趋向。

1912年11月，因学校开办以来“实树各省先声，规模闳远，成绩昭著”，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训令，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代用师范学校”，即代用为省立师范。1921年7月，改称“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期间，由于办学经费由江苏省补贴，办学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校学生由几十人发展到四五百人。

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推行的行政区划改革、“壬戌学制”和南京国民政府试行的“大学区制”阻扼了通州师范向高等师范发展的步伐。1912年5月，北洋政府改通州为南通县，“畴昔是州今是县”，虽然是享誉全国的“模范县”，但已不再具有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行政管辖范围也较清朝时期大大缩小。而1914年12月颁布的《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规定：“高等师范学校采取集中主义”，“所谓集中者，国立是也”，地处南通县的私立通州师范就无法升格为高等师范了。1922年11月1日，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令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了经过全国教育会第八届年会修改通过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改革了师范教育，与中学校并行。1923年8月，通州师范只能遵循“壬戌学制”，改前期为初中，后期为师范，学制各三年，明确为中等师范学校性质。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江浙地区试行“大学区制”，第一代师范归“第四中山大学区”管辖，同时规定师范不得专设，取消“代用”，停止省费补助。受此政策影响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张謇、张詧家族及所创事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打压（如以“土豪劣绅”罪名通缉张詧），通州师范被迫恢复私立，并改称“私立张謇中学”，招收初中及高中师范科学生。

四、通州师范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

张謇曾经自豪地说：“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通州师范因其在初创时期创造的多项“全国第一”，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中国近代教育系自西方输入，早期洋务学堂重在西言、西艺、西政之实施，学堂教习也多聘西人，自身并不注意培养。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撰《变法评议》，其中有《师范论》一篇，开中国讨论师范教育之先河。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奏办的南洋公学附设师范院，虽然开近代中国培训师资之先河，但师范院既非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也和近代培养师资的师范专业相差甚远。开学初期的师范院无确定的课程表，教员何时到校即于何时授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后开始按学科分班授课。除了中学之外，还设西文、西学。中学的教授方法，是用指定书籍令学生自修，按時呈送教师批阅和劄记。当时入学的学生中文程度都比较高，“经史子集”能任选自行研究，基本上是沿用旧式书院的学习方法。西文部分有英文、日文，后来还有法文，由学生挑选一门，边学边做翻译。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不兼职的师范院学生重新编班，因人数少改称师范班。师范班学生又陆续就业、升学、出国，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只剩下几人，师范班（院）随即停办。光绪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馆正式开学，虽然在近代中国最早实施高等师范教育，但也不是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张謇拟就《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由沙元炳寄送两江总督刘坤一。五月，奉“两江总督部堂刘批”，正式批准成立“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张謇等人拟定《通州师范学校开办章程》；通州师范千佛寺校址建筑工程开始。因此，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的创办，乃无可置疑的“是实中国师范学校有独立机构之嚆矢”，引领风气：“后年许，而张公之洞设于武昌；又后半年许，而刘公坤一设于江宁。”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才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从初拟附设于大、中学堂内，改为独立系统。由此可知，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

更难能可贵的是，通州师范又是我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筹设自立师范学校始，至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张詧兄弟二人捐资118937.33元，占学校十年总收入的26.33%；其他绅商捐资28323.889元，占学校十年总收入的6.27%，大生系统企业助资185957.914元，占学校十年总收入的41.7%。以张謇为代表、以“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肩负起了本该由国家承担的建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的重任。

按当时习惯，通州师范应称“学堂”。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撰写的《变法平议》中，张謇也只言“学堂”而不称“学校”。那么，通州师范为什么不称“学堂”而径称“学校”呢？一种说法是，“张先生于学校初意称学堂，光绪二十七年著《变法平议》亦言堂不言校，后从金沙王漱六先生兆芳议，决称师范学校。”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出于对日本学制的模仿。当时日本称“学校”而不称“学堂”。1901年，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翻译日本各种教育法令时也译为“学校”。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当时通州师范称“校”而不称“堂”是十分特别的，因为当时国内的新式学校都称“学堂”，如稍后创办的如皋县师范就称“师范学堂”。十年以后，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才由教育部通令全国将“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因此，通州师范是清末第一个采用“学校”名称的师范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通州师范创办时，师范教育尚附设于大、中学堂内（如南洋公学师范院、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清政府稍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师范学堂章程，当时仅《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可资参照。师范学校如何办学，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张謇在王国维等人协助下，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师范学校章程——《通州师范学校章程》，并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由上海澄衷学堂印书处正式出版。在制定《通州师范学校章程》时，张謇等人直接参照了日本近代有关师范教育的法律法规，有意识地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如《教育世界》刊登的日本明治年间颁发的《师范学校令》《师范学校学科及程度》《师范学校简易科规程》《师范学校预备科规程》等有关章程。日本学者荫山雅博因此指出：“当时罗振玉和他的旧友、后来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的藤田丰八等齐心协力，主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门杂志《教育世界》，介绍了明治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制度、各种学校的课程等。而张謇则彻底地活用了罗振玉等提供的情报，致力于通州师范学校课程的编成。”如《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就基本上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七月文部省令第八号《师范学校学科及程度》的翻版，在教学内容、要求上基本一致，仅在开设课程科目和周学时数上有所调整。

《通州师范学校章程》包括如下内容：一、通海请立师范学校公呈；二、两江总督部堂刘批；三、通州寻常师范学校开办章程；四、通州师范学校议；五、通州师范学校招集生徒章程；六、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七、通州师范学校教习考核章程；八、通州师范学校职务章程；九、通州师范学校管理章程。《通州师范学校章程》规定，在办学范围上以南通州和所属泰兴县、如皋县，以及海门直隶厅与静海乡为主要的办学区域，也允许外府、外省学子入学。在学额设置上最初规定每届招收学生一百一十八名，本地学额占三分之二，外府、外省占三分之一。学制上设定了师范四年本科、两年简易科、一年讲习科三种学制。本科为完全学制，简易科、讲习科是应地方急需教育人才而设立，在本科毕业人数增加后逐步裁撤。同时，张謇在学校创办之初还规划了“本科四年卒业后增高等师范学科”的发展蓝图，准备在寻常（中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创办高等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方面，在科目设置、教学内容和周课时数上基本参照当时日本师范学校的设置规定。在教学内容上则充分吸收了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中学堂章程》的有关内容。在此期间，张謇还写成了《通州师范学校议》《师范章程改订例言》和《中国师范学校平议》，对建设通州师范及创建较为完备的中国师范教育体系提出了完整、具体的设想，呼吁提高教师和师范教育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优予俸给”，以鼓励人们学习与兴办师范教育。

《通州师范学校章程》的制定实施，使近代学校制度在通州师范得到确立，短短数年即获成效：“私念中国师范学校之设以通州为最早，学科组织以通州为完全，学生风气以通州为安静。”

通州师范又是清末第一个制定校训、校歌的师范学校。光绪三十年张謇以《总理开校演说词》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两句“揭书于堂，以为校训”，让它伴随着每一个师范生成长，使他们从中学会为人处世，更学会为“经师”、为“人师”的道理。就在这一年，张謇又作了《通州师范学校校歌》，其词曰：“狼之山，青迢迢，江淮之水朝宗遥。风云开张师范校，兴我国民此其兆。民智兮国牢，民智兮国牢。校有誉兮千龄始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请当时在校任教的音乐、图画教师单林（字竹孙）为校歌谱曲，用笙箫管笛等乐器伴奏，谱略同于昆曲。同年，又请上海音乐家沈心工先生再谱曲，用风琴伴奏。曲谱写好以后，张謇特地请嘉定夏清贻先生到学校教唱。原本歌词中“民智兮国牢”重复两句，张謇认为“更益一句则其气弥厚”，于是改为重复三句。如此，既能表达出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也是对师范生的深意寄托。顾怡生先生在回忆校训、校歌的意义及其由来时说：校训、校歌，“为一校精神所寄顿之物，就本校说，此二物者，虽非开校日所已有，而实胚胎于开校之时，孕育于创校人张先生之手。”顾怡生的概括是十分中肯的。检索《中国师范教育》《中國近代学制史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著作，并没有发现同一时期其他师范制定校训、校歌的记载。

中国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创办，也和通州师范有莫大的关系。光绪二十九年，张謇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先后参观了札幌农学校博物馆、植物园、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附属植物园，加深了对博物馆、植物园辅助学校教育功能的认识。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张謇“规学校公共植物园”。光绪三十一年，张謇分别作《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指出“然以少数之学校，授学有秩序，毕业有程限，其所养成之人才，岂能蔚为通儒，尊其绝学？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建议“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图书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饬下各行省一律筹建。更请于北京先行奏请建设帝室博览馆一区，以为行省之模范。”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建设方案。张謇“揆诸时局”认为是“诚不可缓”的大事，却在昏聩的清政府那里遭到搁置。对此，张謇并未气馁，而是自行实践，把规建中的通州师范公共植物园改建成了博物苑。

博物苑自创办起即明确附属通州师范。《博物苑观览简章》规定：“博物苑之设，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之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本校学生则身受本校之教育，应知此苑附属本校，有共同爱惜之心。”则博物苑乃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学校博物馆，又幸而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祥地。据民国三年（1914年）九月《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第四期刊登的《通州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自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月开工、二十九年癸卯四月开学至宣统三年辛亥十二月止），“支博物苑购地建筑费银元四万二千二百四十元零二角四分五厘。”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私立南通师范学校”的通州师范接到江苏都督程德全训令，因其办学“成绩昭著”，由省改为代用，再更名为“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博物苑与通州师范名义上脱离直辖关系，改名为南通博物苑，属于张家管辖的事业，但仍与通州师范有密切关系。

“盲哑学校师范科”也与南通师范有关，人“盲哑学校师范科”学习者都是南通师范在校学生。民国四年（1915年），张謇先生在博物苑设立了“盲哑学校师范科”，“聘教师毕庶沅、崔文祥分任教授，造就师资，定一年毕业。”“盲哑学校师范科”的课程，盲部有凸字、科学、音乐、教授法；哑部有音学、科学、农工、教授法。“（1916）年十二月师范科毕业者计九人。”“盲哑学校师范科”在当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它既是中国人自办盲哑教育的开端，又是中国盲哑师范教育的源头。

王国维先生在通州师范教授的伦理和国文典两门课程也具有教育史的意义，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国师范学校中教授这两门课程。目前尚未发现南洋公学师范院存续期间，开设伦理学、国文典和国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明确记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授伦理学、教育学课程的是日本籍教习服部宇之吉。也没有史料表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了国文典课程。同一时期（1903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亦延聘日本教习讲授教育学及理化学、图画学各科。王国维就像是一位盗火者，他把近代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汉语语法等科学知识带到了通州师范，使得通州师范成为清末、民国时期江苏重要的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学学科基地。

通州师范为构建南通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引进西方教育文化理念、普及义务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光绪二十七年撰写的《变法平议》中，张謇提出了“普兴学校”的五年建设规划。光绪二十八年创办通州师范后，光绪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建成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建设公立中学，并在通州师范创设测绘科、农科、土木工科、蚕桑专科，1911至1912年开办商校、银行专修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1913年创办第一幼稚园，1916年创办盲哑学校，1920年筹创南通大学，成立农、医、纺三科。此外，还先后开办了法政讲习所、国文专修科、巡警教练所、监狱传习所、镀镍传习所、女工传习所、职业学校、伶工学社、交通警察养成所等职业训练、培训机构。由此，在清末民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南通创办起了一个以通州师范为起点和核心的包括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以及博物苑、图书馆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光绪三十一年南通地区又率先成立了“通海五属学务公所”，对设定学区、建立管理机制、筹集办学经费、规定学校数量和建设标准等地方基础教育诸要素进行科学规划并有序推进。如宣统元年（1909年）按地域和人口设定了21个学区，规定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厢地域以16方里为单位，人口密度较小的垦牧地区以200至300户为单位设立一所初等小学，并依据初等小学毕业生十分之一的人数设立高等小学和农工商小学。到1925年，南通城厢已建成初等小学329所，完全小学12所，中学5所，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4所，大学1所，基本实现了之前的教育规划。

在创办和建设通州师范的过程中，张謇以中西汇通的宏大气魄，既大力弘扬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更不遗余力地推广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教育文化理念。张謇提倡严格教育，要求学校师生努力成为“明公理、修公德、有礼法、不苟简”的模范国民。张謇时代的南通各校都十分重视修身、法政、劳动和体育课程，尤其注重学校考勤、值日、卫生和礼仪。一大批学有专攻的大师名家（如王国维、江谦、陈师曾、吕思勉、屠寄、杨廷栋、朱东润、陈邦怀等），在南通各校任教，培养出了孙支厦、陈学昭、袁翰青、朱汇森、王裕凯等大批精英人才。积二三十年之功，以“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主旋律的南通近代教育文化终于蔚为大观。

以通州师范为代表的南通第一批近代学校，包括南通女师、如皋师范、海门师范、南通中学、农科、医科、纺科、海门中学等，从创校始，即以传播新知、追求真理为己任，因而也就成为南通地区历次爱国运动、进步文化和革命力量的主要活动基地。在张謇时代，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以季方、黄家瑞、顾南洲、王盈朝、刘瑞龙、张冠今、李俊民、朱文英、顾民元等为代表的大批进步师生、青年才俊，又为南通教育文化注入了追求真理、献身民主的崭新内容。

以于敬之、顾怡生、易作霖、李素伯、张梅安等为代表的大批通州师范毕业生会同南通女师、如皋师范、海门师范等校毕业生，坚守崇高的社会责任与教育理想，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南通地方教育事业，使南通成为“我国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县”。

下走前在自治公所议本州教育两年未有进步，其本在教育未能普及，镇乡小学太少，无以供高等小学之取材。由是而上，影响遂及于师范、中学。故议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距校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学，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而昨自崇明久隆镇至垦牧公司，是日小雨，乡僻道路泥泞非常。念如十岁以内之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势有不便，则事必难通。擬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

（宣统三年）二月，张謇提议计划全县小学事，开特别大会。是时，学部定每县每二百户设一初等小学校，本县测绘局测全县既竣，按地度情，议定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校，校设于十六方里之中便于四面而至之学童。计全县八千方里，除滨江临海、岸外草地，应设三百三十二校。完全成立，平均每校七十人，每年有六千人毕业，约十之一入高等小学，至少应设高等小学十二所。初等小学校已成立者八十七校，其在十六方里内有数校者作一校计算，应增二百七十九所校。议定责成各自治公所自本年起于五年内办成。

最初十年，通州城厢（不包括当时如皋、海安、泰兴、崇明各县厅地域）小学的数量平均每年递增10所，1910年达87所，1920年南通县初、高等小学数量达334所，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21.99%，1925年南通县初、高等小学数量达341所，而据1930年全国初等教育在校儿童统计，全国义务教育普及率为21.8%，仅等同于南通县十年前的水平。民国初期南通与无锡、山西一起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义务教育模范区”。对此，西方的观察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南通的）男孩女孩都能就读现代小学——这一系统涵盖城镇及农村的三百多个单位，其分布之广泛，实施之高效是当时除了英属印度之外任何亚洲地区都无法匹及的。”

1920年6月5日至8日，在中国巡回演讲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应南通县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之邀，由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北京大学教授沈默君、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刘经庶、王伯秋等人陪同，到南通考察、讲学。杜威对当时的南通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

今日所欲与诸君研究者，即教育者之责任，是向在宁、沪尝言之，今复欲于此问题，再加研究者，盖南通为中国建设师范最早之地，故言之弥觉亲切有味也，吾人每游一处，或有名胜风景，或有历史遗迹，或为祖宗游钓之乡，或为名士产生之地，辄低回留之不能去，即去而尤思慕及之。今兹一度游通，覺此邦文物，吾后来殆眷恋不忘。而其最足印吾心目中者，厥惟师范教育。譬之在山之泉，不过涓滴，及其奔腾于山下也，流而为瀑布，汇而为江河，浩浩荡荡，灌溉千里。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后来，在其1929年出版的《苏维埃俄国和墨西哥、中国与土耳其之革命世界的印象》一书中，杜威又一次高度评价张謇的“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实践：

此人（指张謇）为了改革而曾从满族王朝内部未能成功地但英雄般地与这一王朝作过斗争。他发现他的计划被限制于高阁、他的努力被阻塞，故他引退至他的家乡而几乎是孤身徒手地开启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历程。据记录，实际上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座最严谨的棉纺厂以及最早的师范学校。鉴于它们之创新，中国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类事物的缘故，他碰到了些反对和降灾祸于他本人及其地区的预言。而现在，这一地区是广为著名的中国的模范城。它拥有优良的道路，汽车连接着各处的农村，拥有多所技术学校，怀有对盲哑人的关爱，乞丐绝迹。

杜威对南通教育发展状况的赞誉是当时考察过南通的中外人士的共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