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厄恩斯特·迈尔写的《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精辟的见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方面是科学家头脑里思想的发展。他写的这本书着重介绍了生物科学家头脑思想的发展，虽然具有生物科学的专业性，但是也为其他科学工作者带来阅读的兴趣：因为各门科学的科学与“头脑思想的发展”往往有共同之处。读了《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接触过生物学的人可以梳理一下自己头脑中生物学发展的线索，而不曾接触过生物学的人可以因他这本书拓宽眼界，因为正如迈尔说的：“研究一个领域的历史是理解这个领域的概念的最好途径”。更重要的是，不论你对生物学的兴趣有多少，都可以从作者的笔触中欣赏到历史研究中最可贵的公正。

作者关于生物学历史上一些事例的思考，对读者极有启发。

例如，他谈到“许多传统的科学史(及其标准教科书)被神话和假造的传闻逸事包裹了起来。”带着这个观点分析达尔文伟大发现的契机，不难看出：“人们一直重复是贝格尔(Beagle)号上的经历使达尔文成了博物学家这种神话，但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达尔文一八三一年参加贝格尔号航行之前，已经成了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博物学家……他具备的知识令人惊叹，不仅关于昆虫……而且关于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海洋无脊椎动物、化石哺乳类和植物都具有广博的知识。”的确，参加贝格尔号航行在达尔文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但在此前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论证生物进化规律提供了极多的新材料，正是在前人思想材料积累的基础上，达尔文建立了进化论。如果没有他，历史也会把这付担子交给别人的，与达尔文一起发表进化论的华莱士就可能是这种人，尽管他的理论很不成熟。

这一类神话不难在科学史的其他地方找到。比如牛顿是由于看到苹果树上的苹果掉下来而想到万有引力的；瓦特因为儿时看到祖母用水壶烧开水，最终发明蒸汽机，等等等等。其实在牛顿之前，有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尤其是约翰·刻卜勒，为万有引力论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瓦特之前，由于生产的需要，热机的研究已经兴起，有了法国工程师卡诺的蒸汽机工作原理，瓦特的贡献是大大改进了蒸汽机的设计。这种编造科学史神话和传闻逸事的所谓历史，错误在于以个人经历的偶然性去掩盖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恩格斯论述的那样：“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1页)“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

迈尔指出：“正如在生物学史中所极为经常发生的那样，相互对立的理论没有一个在最后流行起来，相反是折衷的融合。”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见解。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很多人在探索怎样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发展成为复杂的有机体。关于有机体的个体发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预成论者认为卵中存在某种预先形成的东西，作用在于使卵转变为成体，更为极端的是，干脆设想卵里含有同一种类的一切未来世代的预成“小体”或微型；而渐成论者认为，是一个全然不定型的卵逐渐分化，形成成体的器官。现在的胚胎学就可以证明，两者都包含正确的因素——渐成论者阐明了初始阶段的卵基本上没有分化，预成论者肯定了卵的发育受某种预先存在的东西(即现在认识到的遗传程序)控制。即使在生物学史上，也不容易找到完美的例子去印证林妹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妙人妙语。作者很有见地地指出：“如果以为任何一个时代总是由一种思想基调亦即说明框架或思想体系所决定，又由一种新的而且常常又全然不同的概念框架或思想体系所取代，则是错误的。”

迈尔以为：“在传统上，学者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一种如果不是诽谤性的也意味着贬低的语言提到他们对手的研究……因为历史学家是从外边来看待这些表述，很可能没有认识到这类声明纯粹是从心理工具，是贬低对手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人们都看到，这有两种情形，一是如同他说的：“只要有科学争论，失败的一方的观点后来几乎毫不例外地被胜利的一方曲解了。”很明显，这是受到“辉格派”科学史观的影响，这种科学史观是用科学家对于现代已经确定的科学解释贡献的大小来评价科学家。就是伟大的达尔文也难免是这样，他曾明确地否认从拉马克的书中获得过任何益处，“那是十足的垃圾……我从中没有得到任何事实和观点。”事实上，拉马克因其理论面受的冤枉几乎把他的成就全部抹杀掉了——获得性遗传的概念从古到十九世纪广泛为人们接受，拉马克只是简单地用它为进化理论服务。拉马克理论中的进化与意志的作用无关，误会部分在于错将“besoin”(需要)译成“wan”(想要)，而不是译成“need”(需要)。

另外一种情形更让人遗憾：甚至未见得成功的理论借助政治强权来打击有可能成功的对手。比如倡导了小麦春化法的李森科，凭仗当时的宠信，无情打击了苏联的其他生物学派，尤其遗传学派，使原来居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一撅不振，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件事又表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生物科学的兴趣常常要比对于物理科学的兴趣大得多。

关于意识形态之争，迈尔提到了“无产阶级科学史”以及他自己的看法：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编年史家特别阐述了以下论点：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科学家的思想，但是一直到现在，科学史在实践中完全忽视了社会背景环境。他们认为，结果就是，现在的科学史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和无产阶级科学史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说，所需要的是以‘激进的，历史来取代现有的科学史。这种要求就最终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统治的思想不能和统治阶级分开的主张。因此，无产阶级科学史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科学史的。”

“然而，存在着以无产阶级方法写作的科学史，这个论题是和以下三组事实相冲突的。首先，人民大众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和现在掌握着科学的阶级的科学理论不相同的科学理论。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当科学家放弃了一种思想之后，‘普通人’还常常坚持它。其次，在科学家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流动，每一批新的科学家中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级。第三，就决定叛逆性的新思想产生的因素来说，在某个社会阶级中的出生早晚要比是哪个社会阶级的成员重要得多。以上这些事实与那种社会经济环境对于特定的新科学思想和概念的产生具有支配性影响的论点是相冲突的。虽然，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负有证明这种观点的义务，然而到现在为止，他们并没有提供出任何具体的证据。”

仔细思考一下迈尔反驳无产阶级科学史的三个论据，不难看出，迈尔自己也没有超越阶级分析的圈子——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这一态度似乎有悖于他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公正。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属于哪个阵营，总会有人来指责他因阶级局限导致的不公正。其实，由自然科学并不具有阶级性这一特点所规定，人们在研究反映自然科学发展的科学史的时候，并没有必要仅仅限于阶级的影响这一方面。

事实上，历史人物本身除阶级属性以外，还有诸如气质、心理等等对历史发展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这些避而不谈，就不免会有意无意地犯不顾史实的错误。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3页)

在具有必然性的思想发展方面，中国历史的轨迹与西方的也大不一样。一方面，西方有近四百年的科学稳步发展，这对人们的世界观有深远影响，而中国人少有自由学术思想的浪漫，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西方人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人从未经历过宗教强权的箝制。对中国思想影响最深远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理学。西方学者很容易把中国的这种儒家传统与他们理解的伦理学认同起来，也许基于这种理解，迈尔教授在为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表达了他真诚的愿望：“在我看来似乎进化的思维……较之笛卡儿——牛顿的物理主义传统更接近于中国文明的传统。倘若如此(只有进一步研究才能证实这一假设的正确与否)，那么，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观念也许会导致某些古老的、传统的中国文明恢复活力……它也许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但愿迈尔意指的“某些古老的、传统的中国文明”不是那扼住中国人喉咙的“存天理灭人欲”。

有一点要肯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公正地总结中国的科学思想史，乃至思想史，以填补传统历史学及科学史学上的某些空白。

(《生物学思想的发展》，〔美〕厄恩斯特·迈尔著，刘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版，17.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