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谋昌教授是公认的中国环境哲学的奠基人、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的先行者。他的生态思想推动了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他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他的人格魅力，不仅表现在对环境哲学学术研究的引领上，更体现在他的思想对社会实践的影响中。

[关键词]余谋昌；生态思想；人类中心主义

余谋昌先生是中国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学术人生既丰富又纯粹，论著几乎都是关于生态环境的哲学、伦理与文化研究。理会通的知识结构，使得先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既能深入到专业的技术层面，又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先生生态思想的演变，与中国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并行。德国胚胎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有句名言：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单而迅速的重演。在此意义上，透过先生的生态思想轨迹，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程。

先生年过八旬而学术不辍，每天的主要工作仍是阅读和写作。本人师从先生从事生态哲学研究，对先生的学术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一篇短文难以涵盖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这里仅叙几件重要之事。

一、学术历程与生态思想

先生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公众还是决策者，都还没有环境问题的意识。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环境污染是必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如此，因此，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正视环境问题，看到它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选择环境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据先生介绍，在最初确定研究方向时领导并未同意，理由是：环境问题是技术性的，没有哲学。可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是学术型领导也不能避免被束缚。然而，先生坚信，环境问题一定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难题，需要学者作前膽性的考虑。事实上，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超越国界、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我们能够看到先生高远的学术境界和洞察事物本质的敏锐眼光。

苏格拉底曾告诫学者，哲学家的使命是做社会的医生，既要准确地判断社会的弊病，也要给出治愈的药方。因此，哲学家常常会捕捉现实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态背后的真相，给出警示和解决的方案。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先生，同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一样，常常敏锐地发现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结合生态学知识，给出新的答案。

在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以后，中国于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于1974年5月成立）。在与先生的交谈中得知，先生曾拜访了办公室负责人，了解到国际上环境保护的一般情况，并很快就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因而将生态环境的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经过几年细致和扎实的研究，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如《生态方法是环境科学的重要方法》①、《生态观与生态方法》②、《仿圈学的意义和任务》③等，提出了“生态工业”“生态工艺”“仿圈学”等概念，这些概念都强调了要运用生态学的规律组织社会生产。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像“生态工业”（生态产业）、“生态工艺”这些思想已为大众熟知，并成为现代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仿圈学”一词大家听起来很生疏，而对“循环经济”一定不陌生。事实上，两者大致可以等同看待。仿圈学是一门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的生产模式的学问。我们通常说，废弃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就是从生态学观点来看的。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产物都是下一道工序的原料，因此没有废弃物。“循环经济”试图通过模仿自然生态系统这种物质循环来实现无废料的物质产生。

今天，我们的“循环经济”并没有真正地“循环”起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自然生态过程的完整机制，也没有算清机制实现的能量代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循环经济”只是“仿圈学”的初步尝试而已，实现“仿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先生的学术历程中，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主张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1986年，在为学术会议而准备的一篇论文中，先生论述了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主张为自然资源的使用定价，实行有偿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骇人的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挑战马克思的价值论。当时的《经济日报》约先生写一篇文章，然而最終却因这一观点而未能发表；但先生并没有气馁，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生态学杂志》上发表。其实，《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④一文，不仅仅是提出了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确立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而经济价值只是整个生态价值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一棵树的经济价值表现在它可以作为木材和观赏使用，其经济价值即是木材和观赏价值的总和；然而，它的生态价值却还包含了涵养水分、调节气候、保持物种（基因）多样性等等，其生态价值远超经济价值。经济家们有过计算，一棵经济价值2万元的树，生态价值可达50万元。

可见，先生提出的“生态价值”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践层面也有重要的意义。就理论而言，一方面，它有助于打破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狭义或教条式的理解，鼓励人们用开放和创新的心态去解读经典；另一方面，它为限制自然资源的滥用提供了根本性的论证，也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法规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先生的学术历程在其所著《生态文化论》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二、生态学哲学

按照先生对自己的评价，其学术研究路径是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这一清晰的研究路径从先生出版的论著亦可看出。在我看来，先生早期虽然关心的是环境问题，但并非只是从单一的环境哲学视角，而是从更为深刻的生态学视角对环境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否则，就不会有“生态工业”“生态工艺”“仿圈学”和“生态价值”这样的思想。提出这些概念，表明先生在研究环境哲学问题时，已经在自觉运用生态学思维了，这与先生师从马世骏、刘培桐、王业蘧和陈传康诸先生学习生态学和自然地理学有密切关系。正是早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才使得他此后研究生态哲学变得游刃自如。

先生生态哲学进入深层次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1991年《生态学哲学》①的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论述生态哲学思想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生态哲学领域中国学者研究最深入的著作。严格地说，这是一部关于生态学哲学问题的著作，对生态学哲学核心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看得出，这一定是先生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我在师从先生学习生态哲学之前便注意到这部著作，无奈该书的印数太少（仅1500册），根本无法买到，只能到图书馆借阅。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大学旁边的一个小书店（非万圣书店）看到了此书，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两本。直到现在，在我给研究生讲授的《生态哲学》课上，这本书列入同学们的必读书目。

为什么生态哲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生态学开始？先生明确指出：“生态学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观点，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生态学作为方法不仅在一系列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意义，而且在社会物质生产，如工业生产、农业产生、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活动。”正因为如此，“生态哲学是一种生态学世界观，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②。生态哲学的基础是生态学，研究生态哲学必须深入了解生态学，并从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开始，才能建立起生态学思维，才能自觉地运用生态学方法去分析问题。因此，生态哲学的研究，首先要研究好生态学中的哲学问题。我想，先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系统地研究了生态系统中的哲学问题，才有了这部著作。

在《生态学哲学》中，先生重点讨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态系统的物质运动。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论述立足于三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适应与统一性，外在呈现出和谐性，即生态系统中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使系统成为和谐的整体。书中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并运用了大量生态学研究成果作为证据来支持哲学论证。二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外部呈现的是有序性。按照生态学的一般观点，从个体到生态系统有五个层次，层次内部和层次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有序性特征。书中除了生态学分析外，还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来分析系统内部为何有序度与层级呈正相关（即层级越高有序度也越高），并指出：对生态系统层次的认识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才能取得进展，因此，需要用高层次的认识来指导低层次的研究。在这一部分，先生还用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即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来论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这一哲学论点。三是生态系统的时空动态特征。从生态系统的演化看时间特征，从生态系统类型的分布看空间特征，并从大尺度的时空范围分析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以及生态时间与生态空间的关系。通过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特征的分析最后论证了：（1）物质运动的主要规律（如生物适应环境，生态系统各因素协同作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生态系统的发育进化，等等）；（2）生态学哲学的主要范畴（生态稳定性与失稳，生态平衡与失衡，生态有序与无序，生态灾变与渐变，生态危机与生态发展，等等）；（3）生态系统的动力特征；（4）生态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等。该书的主体是讨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物质运动，但对于生态学的历史，生态学中的主客体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以及生态学与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法律、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都有详细的分析。

该书与其他生态哲学著作不同，它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态特征和生态过程以及机制来揭示其隐藏的哲学含义。在学术文献非常缺乏的年代，这样的学术成果十分可贵，它几乎用到了当时与生态学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而且背后的整体论哲学立场非常清晰。我猜想，先生的研究很可能受到苏联科学家维尔纳茨基的影响。维尔纳茨基是地球化学的奠基人、生物圈学说的创立者。先生在翻译维尔纳茨基的《活物质》①时肯定接受了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地球化学思想和生物圈概念，它实际上是大时空尺度的生态学。后来我才得知，外界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例如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通讯称该书“为中国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有关环境哲学的专著”②。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不仅为后继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例如，在环境伦理学领域，人们一直纠缠于事实命题能否转变为价值命题，即“是”与“应该”的问题，G. E. 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遭后继伦理学有力的反駁）更是一道横亘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何才能将生态法则转变成人类的道德法则？生态学哲学在此就发挥了它的作用，如下表所示。

这可能不是最佳方案，但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尝试，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加强，这一难题迟早会被攻克。

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大讨论

1994年，先生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随后引发学术界大讨论。当时的《哲学研究》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连续发文讨论此问题，以致连《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也加入进来，场面十分热闹。这场大讨论，与其说是讨论，还不如说是争论。一场纯粹的学术争论场面竟然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实在令人意外。二十年过去了，每当谈起这段往事，先生总是轻轻带过。不过，这在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发展史上却是很重要的事件。

这场争论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是应该“走出”还是“走入”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导致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走出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数认为，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中心主义是要负责任的。它虽然高扬人的主体性，但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要想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人类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二是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人类中心主义虽有诸种形态，但并无明确的价值趋向，关键是要正确认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的本质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关系。本质上，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利益，最终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使社会历史发展有了强烈的动力机制，其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因此，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也是保护自然的动机和根据。

三是人类中心主义超越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何种人类中心主义都存在着局限性，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界。但超越并非要否定人类利益，而是要把人类利益放在自然系统中加以通盘考虑，也就是把人类价值和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内在目的性协调起来进行整体的考虑。

应当说，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上，不论是走出、走入或是超越的观点，都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都主张重新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好事，至少有助于人们重视该问题，并在理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有更深刻的理解。然而，今天再来看当时的文章便会发现，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并无相对明确的认识，出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五花八门的理解，如“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近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这样的理解其实无助于人们对问题的澄清。正如杨通进所说，人类中心论辩护的大多数论文，往往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种不同意义的人类中心论混为一谈，并且常常站在前两类人类中心论的角度回答非人类中心论，站在第三个角度对人类中心论提出难题①。

事实上，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过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大讨论，从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提出“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开始，其间也有强烈的反对者，如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概念已经有了相对一致的看法。

反观国内这段历史，确实有一批给人深刻印象的高质量论文，但就整体而言，这场争论弊大于利。我一直在想，二十年过去了，这场争论给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留下了什么，澄清了什么问题，深化了我们对哪些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场热闹的大讨论中，有些人可能连最初先生文中的核心词汇“人类中心主义”是什么都没有认真解读就加入争论，凭借直觉或个人的理解来辩驳对方，甚至出现一些攻击性的语言。这种“堂吉诃德”式的争论带来的只能是从简单的混乱到更复杂的混乱，跑偏的结果其实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关于这场大讨论，有位网名叫“一清道人”的学者在新浪微博上有很好的研究综述。

面对这种情境，先生倒是很平静。一次在先生家里谈到此事时，我提出就近年来的讨论写一篇反思性的综述文章，先生制止了我，明确告诉我不要加入争论，利用时间多读书多思考。现在看来，先生是明智的。

四、为学与为人

中国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队伍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其中凝聚了先生的巨大心血，尤其是在中国环境伦理学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先生不遗余力，使中国环境伦理学与国际环境伦理学交流频繁，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聘请当时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来华讲学，直接促成了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的成立，初步建立了一支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哲学研究队伍。

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事业，先生不仅自己工作勤奋，著述颇丰，还着力提携青年学者。作为先生的直系弟子，我的整个学术道路一直得益于先生的指导，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我非常庆幸自己能遇上好导师。在年轻学者中，张云飞、叶平、杨通进、王国聘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先生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大家都称自己是先生的弟子，如今各位都已成为了学科领域中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先生在学术上给年轻人的学术指导和帮助真正做到了有求必應。只要有利于学科发展，先生都愿为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让我不得不敬佩先生的为人和境界。在我读博期间，有一次，先生告诉我说我的学生去找过他，我很惊讶自己怎么会有学生，后来才知道是我原单位同事的学生，为了能得到先生的帮助，假用我的名义。当我将此事告诉先生时，先生却丝毫不在意地说，年轻人需要帮助，如果自己有能力，就应该帮助他们。

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但从不苛求他人。在学术讨论中，先生总会认真听取对方的观点和意见，只要合理，都会欣然接受；先生谦和待人，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我在第二年进入研究和论文准备阶段，几乎每周都去所里与先生会面，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在工作室里，先生总是先静静地听着我的汇报，然后再提出问题，讨论之后给出一堆的书（大多是英文）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准备。在我论文选题确定的过程中，先生还请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和严谨的徐嵩龄先生帮助我把关（徐先生亦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另一位导师）。先生的言传身教我一直牢记在心，并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践行，我在学生中的良好口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先生。

先生对中国生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我早就有意写点东西。作为学生，自己有义务对这段历史作客观的交待，更重要的是帮助后继者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确立一个标识，即像先生那样为学为人。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