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仍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不仅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反而将一切责任推卸于下属。而那些在鸦片战争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大吏，几乎无一从鸦片战争中反省出真正的救国之道，不是苟安于世，就是媚敌以换取所谓的和平。唯一有所触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十分不足，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救国之路的足迹最初正是从这里延伸开来。

鸦片战争后，北京的茶坊酒肆之中大书“免谈时事”四字

当道光帝得到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他对此的第一反应颇合其禀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由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而编的《软尘私议》中有一则描绘了战后北京的景象：

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这种现象自然与道光帝的好恶相关。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将一切责任推卸于下属，把奕山、奕经、文蔚、牛鉴等抗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道光帝心中认定，战败的原因在于这批奴才未能实心实力办事，天朝的厄运在于缺乏忠贤智良之臣。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后，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奕山于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停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欣赏，命奕山将图样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然而，造西式战舰有材料、技术等诸多困难，更有经费之艰，各地官员假词推托，他便不再追问。时任两广总督的祁贡于1842年11月因仿造火轮船，“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提议从澳门雇用夷匠。这可一下子触动了道光帝的神经，他宁可不要火轮船，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夷匠入境，连忙下旨阻止。耆英于1843年进呈新式击发枪，道光帝爱不释手，但对耆英提出的仿造一事作朱批曰：“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本来战败的事实，最易使人从器物着眼，进行革新，从而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可就这一步都迈不出去，又遑论其他。

皇帝如此，那么在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们又如何呢？

奕山：苟安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运

奕山于1842年11月奉旨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43年初锁拿至京，圈禁于宗人府。是年9月释放。未久，以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之后，他在新疆迁转多职。

与他人相比，奕山应有较多的机会表现，因为他的职守恰在大力扩张的俄国的正面。可是，他给清朝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灾难。

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吞并哈萨克之后，开始入侵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多次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通商。道光帝恐拒之而引起事端，命伊犁官员妥议具奏。奕山（时任伊犁将军）等人经研究后，同意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奏上，道光帝去世，咸丰帝交理藩院再议。理藩院同意奕山的意见，通知俄方派员前往伊犁订立条约。

1851年7月，奕山与俄国代表科瓦列夫斯基在伊犁谈判。俄方提出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通商办法按《恰克图市约》（清政府和俄国于1792年在边境城市恰克图签订的商贸条约）订立办理。不知《恰克图市约》为何物的奕山，见俄方递出条约“官衔人名均无错误，非该夷捏造”，便同意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了字。

这份看似平等的通商章程，对中国却极为不利，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条约规定“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这在恰克图是对等的，因为地处边界，可在中国内地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就不对等了，中方并不拥有对俄国城市内中国商人的司法权力。结合条约其他规定，实际给予了俄方领事裁判权;二、条约规定，两国贸易“彼此两不抽税”，这也是仿效恰克图的做法。可免税在中国境内城市实行，俄国并不开放相应城市，实际成为单方面免税;三、条约规定设立“贸易亭”，又称“买卖圈子”，由俄国治理，与租界类似。但负责签约的奕山反在奏折中称这套通商章程“可以行之久远”。于是，咸丰帝顺利批准。

1858年春，咸丰帝因俄方多次要求“分界”，命奕山與程拉维约夫“会同查勘”，并指示“勿使该夷肆意侵占”。奕山接旨后，由齐齐哈尔赶往瑷珲。

此时的瑷珲，军事上已不再是中国的内地。自俄国多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特别是在海兰泡（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擅设军事基地后，瑷珲已成为俄国炮口下的一座危城。1858年5月23日开始的中俄谈判，弥漫着城下之盟的气氛。在俄方“鸣放枪炮，势在有意寻衅”的压力下，奕山一下子屈服了。5月28日由他签订的《瑷珲条约》，出让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改为“两国共管”。

1859年中俄北京会谈中，清政府否决了《瑷珲条约》，奕山因此被革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于次年复出，任署镶白旗满洲都统，此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1878年，奕山病逝于北京。

奕山是鸦片战争重要官员中最长命的，宦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本可有所作为，但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鸦片战争前。为了避免衅端、苟安于世，奕山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无条件地妥协和退让，并全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运。奕山病故后，清廷给他的谥号为“庄简”，大约固守旧义可谓之“庄”，久官无功可谓之“简”吧。

耆英、黄恩彤：对外夷只能“抚”，“无事抚以恩，有事折以信”

耆英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持着清朝的对外事务，在如何与夷人相处上面，他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避免衅端，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尽管耆英内心里并不喜欢夷人，可为其宗旨，不惜低三下四与夷人打得火热，毫无天朝大吏的威严。他去过香港、澳门，多次去虎门等地与西方使者直接面谈，对他们的照会也十分重视，几乎是有照必复，绝不拖延。除了公务交往之外，他还特别注重私谊，互相宴请，互赠礼品，企图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把两国公事当作家事那样有商有量地私下解决。耆英的主要对手，自然是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而他写给英国公使的私信，据说有如情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对外事务的时期，中外关系确实比较和缓。但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得来的，只是他对这些利益尚无认识。道光帝也很满意这种安静的局面，1845年3月嘉奖授其协办大学士。

然而，耆英的做法必不能行久。广州士绅民众不满意，怎能如此不辨夷夏？英国官员亦不满足，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新要求。民夷相安的局面还是被打破了，爆发点是广州入城问题。1843年，英国公使璞鼎查提出入城要求，而战后广州民众对英国人的敌忾使耆英不敢轻易答应。1845年，新任英国公使德庇时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耆英仍以“民情未协”相推诿。是年底，清方支付最后一笔赔款，按《南京条约》，英方应归还舟山。德庇时却提出，若不让入城，便不归还舟山。耆英吓得连忙在私信中告饶，称此事“若有游移，我即无以自安其位”。1846年4月，耆英与德庇时在虎门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承认英国人有入城权利，并称“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英方当时未发现，因条约内无具体时间规定，清方可以“时形”为由，无限期拖延。

战后的广州常有民夷冲突发生，耆英为避免衅端，对策不无抑民护夷之嫌。1847年3月，6个英国人在佛山遭石块袭击，德庇时以此为由派军舰内犯。4月1日，英军攻占虎门。4月6日，占领商馆，作出进攻广州城的姿态。最怕动兵的耆英，立即照会德庇时，同意英方的一切条件，其中包括两年后，即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此后，当年12月又有6个英国人被杀，耆英立即派兵包围出事村庄，斩首4人，15人送交审讯。这种处理结果使英方感到满意，却使道光帝略有不满。

一系列的事件使耆英对自己的驭夷能力发生怀疑，广州在他心中已成险境。1848年2月，道光帝命其春暖时分进京，其职务交予徐广缙。对此，一些人认为是道光帝对他不满，另一些人称是耆英差人在京活动的结果。是年6月，耆英回到北京。7月，道光帝免其在广东的职务，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等事务，成功留任北京。他留京的日子过得十分悠闲潇洒，因为他还得到一个肥缺——崇文门监督。

道光帝死后，耆英倒霉了。咸丰帝召见时，他称英国可畏，应事周旋。新皇帝闻此不悦。耆英看出苗头不对，连连以病乞假。而咸丰帝于1850年12月将其降为五品员外郎候补。其后，又因连坐之罪，革职圈禁。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咸丰帝想起这个主张“和夷”的耆英，授其侍郎衔，参与天津谈判。耆英临行前亲授机宜：以钦差大臣桂良等人为第一线，若不能成交，再由自己出面稍加让步，即可成功。咸丰帝对其这一幼稚的外交手法居然十分欣赏，耆英亦因复出而感激涕零。他自以为凭其多年在广东与夷人的老关系，英国、法国多少会卖他一点面子。谁知一到谈判桌上，英法因其无钦差大臣头衔，仅派几名翻译应付，而这些年轻的夷人，手持攻陷广州时搜获的档案，当面念起耆英当年奏折中咒骂夷人的文句。年近七旬的耆英受不了这般羞辱，面红耳赤地离开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一肚子火气，下令耆英自尽。

和耆英对待外国人态度最一致的要数他的老搭档黄恩彤。鸦片战争期间，朝廷派出与英国人交涉的有伊里布、耆英、牛鉴等一品大员，但这些要员们却放不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只是派黄恩彤偕侍卫咸龄前往谈判。1842年夏，黄恩彤随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军谈判议和事宜，于8月29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廷以议和有功，授其二品职衔。因他聪明干练，被耆英倚为臂膀。后又随耆英、伊里布赴广东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此后历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

黄恩彤秉持英国人是绝对打不过的观点，比耆英更加软弱、谄媚。他认为对付外夷只能“抚”，“无事抚以恩，有事折以信”。他对广州民众抗英活动极反感，力主镇压，民众的揭帖也对他毫不客气：“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黄烟筒”是粤语黄恩彤的谐音，“治鬼无方法”一句也颇击中要害。直到去世，黄恩彤都没有改变过他媚夷、“抚夷”的思想。

耆英和黄恩彤在鸦片战争后，不仅没有反思，反而采取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媚夷政策，但这种政策真的能换来和平吗？只是让外国人更觉得中国人软弱可欺罢了。

刘韵珂：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与闭关无异

在鸦片战争的重要官员中，刘韵珂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獲咎处反得升迁的人。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1833年至1843年（道光十三至二十三年），刘韵珂先后任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浙江巡抚。尽管1841年夏定海再陷，镇海、宁波失守，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和钦差大臣裕谦相继阵亡后，他抗英的信心动摇，一度采取软弱的姿态。但在他任职第一年，曾积极设防备战，并与闽浙总督颜伯焘联衔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

战后，刘韵珂也积极重建海防，可他不知近代战术和筑城技术，看不出问题，反觉得“前建各处工程处处为当冲要，无隙可乘”，下令将宁波、镇海等地的海防恢复原样，并没有革新和突破。1843年8月，他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浙海善后事宜折，共计24条措施，以今日知识判断，全都不得要领，却也在军机大臣和户、兵、工部堂官中进行过一番认真的讨论，9月得旨下发。可是，这时的刘韵珂已用不着落实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善后事宜了，他荣迁闽浙总督。

既然在军事上不足以对敌，聪明的刘韵珂另辟蹊径抗夷。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廓抵任，福州正式开放。可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刘韵珂暗中已作部署：一、英商看中武夷山茶叶，他便派兵役在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使茶商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他便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做买卖。最先到达福州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停泊一月无交易，减价抛售亦无效。刘韵珂为了早日送客，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回港的盘费。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致使1846年至184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福州。刘韵珂的计谋成功了，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与闭关无异。不明真相的英、美等国还认为福州不适合做生意，打算以温州为通商口岸。

对待英国人入城，更显刘韵珂“足智多谋”。李太廓初至，他明知战后签订的条约规定英官可以入城，却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拒之入城，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英国公使德庇时见房屋简陋，再提入城。刘韵珂密谕绅士许某上书反对，以示民情不协。当德庇时要挟撤回福州领事时，他见条约有5口之数，恐英国人藉此另换口岸，便同意领事入城，但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贴城墙，人迹罕至的乌石山（今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平民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为清方操持。

刘韵珂对上述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密片。正折上一派官话，而密片让道光帝留中不发。据其称，知情者仅为布政使徐继畲一人。英国领事始终没有发现这位大度的、能与之礼尚往来的一品大员，暗地里居然行此阻挠钳制之术。刘韵珂在密片中表白其目的：“福州若不能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从这里看出，他是想回到战前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尽管他的手段让英国人在福州吃了一些苦头，但他的做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

1849年广州反入城胜利后，刘韵珂这一套不吃香了。人们希望看到直接的对抗，对他表面上媚夷的姿态极为反感，对他背地里制夷的手法又不知情。1850年12月，咸丰帝让刘韵珂回到原籍。刘韵珂去职不久，福州口岸贸易巨增。

以上这些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最深刻的反省和最强烈的复仇欲。可从这些战后的经历来看，以琦善、奕山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几乎没有对鸦片战争作出反应，因循守旧，苟安于世;有的像耆英、黄恩彤一样采取媚夷政策，对外国人妥协谄媚;刘韵珂虽然以阴制的手段对付外夷，但其思想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发生任何有利于国家变革的改变。

一批知识分子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

对鸦片战争作出最大反应的要数知识分子，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魏源。魏源本是一个学者，战前就著有《老子本义》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他书斋问学的平静，1841年8月他与林则徐会面，收到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研究新课题的转移。1842年底，魏源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非今日同类著作能比拟。而该书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更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魏源心目中“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前两项直接对应“船坚炮利”，后一项又与清军在战时的懦怯有关。这是曾参与江浙防夷事务的魏源，最为直观的反应。他的“师夷”方法主要是聘请“夷匠”，并翻译外部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思想虽不够充分，却十分可贵，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是，魏源的这一思想是不确定的。在《海国圖志》中，既有“师夷”“制夷”的言论，也有无须“师夷”即可“制夷”的言论，安南（今越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是他用来说明土法“制夷”的生动事例。

《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枬的《海国四说》。梁廷枬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当过祁贡、徐广缙的幕僚。这部于1846年完成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其中对蒸汽机有详细的描写，但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

无论是魏源还是梁廷枬的著作虽然都介绍了新的东西，但其中缺乏思想上的彻底改变，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导致眼界不够开阔。当初，英美两国都曾向中国赠书，但被清朝婉拒，以至于魏源等人写作时，苦无材料。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

魏源、梁廷枬等一批知识分子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这种思想并未能为时人所接受，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清朝的不幸。后来，《海国图志》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将它翻译学习，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是魏源没有料到的。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

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接连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

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疾速发展的日本，打到中国门前。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相同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率领4艘军舰由上海驶入东京湾，抵达江户湾口。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培里送来的国书，不知所措，选择了采取软弱的姿态，以要得到天皇的批准为借口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蒸汽动力战舰被油漆成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缺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到1858年，日本已被迫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10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日本毫不抵抗的行为自是因为幕府的积弱，但反过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进行了抵抗，也将遭遇与中国一样的惨败。然而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本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日本诗歌形式，以滑稽、讥诮、讽刺为主题的狂体和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美国军舰对日本人来说仿佛浓茶一般，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日本成功了，他们打败了国土面积25倍于自己的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86年后，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终于开启了转折。

鸦片战争结束101年后，1943年，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142年后，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降下米字旗，回归中国。

由此，鸦片战争的一切痕迹已经或即将消除。或许，将来的人们只能从香港中环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译名命名的“朴甸渣道”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遥远的战争了。

（来源：《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作者：茅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