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诗人诗作存世状况、朝鲜半岛古人名与字情况、科举发展状况等方面均可看出，高丽朝前期是朝鲜半岛汉文学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而真正促成汉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便是政治上宗藩关系下的慕华思想以及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并不断完善的教育制度。

[关键词] 高丽；汉文学；动因

[中图分类号] I31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1 -0070 -09

[收稿日期] 2017-0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项目编号：14ZDB06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代中国影响下的高丽汉诗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CZW034。

[作者简介] 刘畅，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影响下的域外汉诗发展研究。（扬州 225000）

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滋养哺育了周边的国家，韩国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新罗国遣唐留学生、写下著名《檄黄巢书》的崔致远为人熟知，高丽与宋贸易渐受关注。中央四台《国宝档案》“海丝传奇”栏目，曾在2015年11月5日讲述崔致远的在华旅程；2016年3月7日《友通高丽》节目介绍宋丽贸易。统一新罗及其以前的朝鲜半岛古代诗文集，虽然只有崔致远一人作品传世，但他高质量的诗文创作，足以使其符合“韩国汉文学鼻祖”的称号。

这很容易令人产生一种印象——朝鲜半岛古代一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从小学习汉字、创作汉文，国家整体制度均与中国历代王朝相仿，在科举制带动下，汉文学也一直蔚为大观。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一、高丽朝之前朝鲜半岛的汉文学有了初步发展 与中国不同，朝鲜半岛在15世纪朝鲜世宗朝之前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与日本相似，朝鮮半岛古代早期文献也有借汉字表音者，到统一新罗时期，汉字虽然已成为官方文字，但这也并不等于人人都会写汉字、用汉文创作。

从《三国史记》讲述的强首故事我们即可知道，就在新罗统一半岛的前夕、唐太宗即位（626）之时，唐给新罗的诏书，满朝只有强首一人可以读懂并撰写回表。

唐玄宗时，有邢璹出使新罗之事记载如下：

（孝成王）二年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賛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往吊，祭赠太子大保，且册嗣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发，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帝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璹以老子《道德经》等文书献于王。[1]（121）

当然，仅就史书只言片语，我们不能断定当时大唐派去新罗宣传的是儒学还是道教李能和：“唐使邢璹受命玄宗者‘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而及其来献，则乃老子《道德经》等文书也。其言与事，一切相反，甚有疑义。盖以‘惇儒’‘儒教’之文句，信其为来传儒学，则未免大误也。盖邢璹，儒其名而道其行，如傅奕一流之人。又，玄宗皇帝，奉道之君也。天宝元年，尊老子为玄元皇帝，躬享亲庙，以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而配享之矣。尊奉老子如是之笃，则其命邢璹往演经者，当为老子《道德经》无疑，邢璹来献老子《道德经》等文书乃履行其使命也……读史者于此等处，不留心细究，多被古人欺去，惜哉！”（李能和辑述，李钟殷译注：《朝鲜道教史》，首尔：普成文化社，1977年。），但足以说明新罗重视文教，也说明大唐对于新罗的重视、通过文教化成天下的意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罗整体汉文学水平有多高，笔者以为，正如史书所载，此时的新罗不过“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而已。

新罗从神文王二年（682）开始创办国学，元圣王四年（788）才开始启用读书三品科。这是在国家中央教育机构（国学）中选拔优秀学生的制度，虽然这是一种类似于科举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并没有在全国实行。同时，不论国学教育，还是读书三品科，都与骨品制紧紧相连，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覆盖、吸引到极少一部分人。

到9世纪后期，新罗派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出现崔致远这样的汉文学家，其根源在于大唐帝国的向心力和先进文化的熏染。直接原因则是新罗本国骨品制对于人才登用的限制——留学大唐成为六头品贵族们的人生天梯。而与留学大唐的新罗人大都出身六头品相对应，汉文化并未广泛深入到新罗内部。具体原因如下：

政治上，直到新罗末，朝鲜半岛的汉化官名才基本确定下来；思想上，终新罗一朝，朝鲜半岛思想界都只是士俗信仰与佛教占据主流；文学上，只有崔致远一人有诗文集传世，有作品传世、甚至仅有名号传世的汉诗文作者屈指可数。

我们从朝鲜半岛古人姓名、表字上也可以看出，直到新罗末期，汉文化仍不过是星星之火。朝鲜半岛古代早期，由于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姓名称呼并非汉字的、中国式的。比如高句丽始祖朱蒙，就是因为“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1]（174）直到统一新罗时期，也只有大氏族（王族与六头品贵族）才有汉化姓氏，拥有表字的人更是寥寥可数。据笔者统计，《韩国人名字号辞典》[2]一共收入名、字约13124组，截至新罗末期，则只有约13组；韩国的申用浩教授统计出《三国史记》列传所载62人中，仅5人名、字兼有。[3]（56）

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都有汉化的姓名、表字，甚至别号，士人阶层的孩子们从小就有机会学习汉字、典籍，创作汉诗文。但在朝鲜半岛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统一新罗末期，汉文化还没有真正融入读书人的生活。

二、高丽朝初期汉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新罗末，汉诗文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但高丽初，汉文学发展并不充分。

（一）诗人与别集

据笔者估算，终高丽一朝，共有330余位诗人，传世别集近百种。高丽前期，仅大觉国师一人有传世别集，其余有30余位诗人、150余首诗（含残句），主要载于《东文选》、历代诗话及其他总集、史地著作等。其中，高丽朝初期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太祖至成宗六朝，大抵仅有太祖王建、王郁、崔承老、东京老人的十几首诗（含残句）传世；再至文宗以前的第十一代王靖宗朝，大抵仅传张延佑、李铉云、显宗王询三人五首诗（含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