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看来，“过去不一定是表现历史记忆的一个忠实符号，只是借古代之重以显现时权威的一种策略而已。”[1]历史因为其叙述性不仅不可能体现真实和真理，而且往往成为拥有权力的人以历史真理的名义压迫异己的手段。传统上被视为“真实的”历史被问题化了，历史的权威在当代的解构思潮之下，受到了极大的挑战。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白人作家J.M.库切的作品虽然大多不以历史为主要题材，不能归入历史小说的门类，但却在对当下权力和压迫问题的关注中，充满了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以颠覆大历史权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要指向。

历史的虚构性和意识形态书写

新历史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其实是像文学一样，是一种叙事，“事实上，叙述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模式”。 [2]由于叙事总是一种情节的建构，所以，在对历史场中未经加工的历史材料进行选择并进行情节编织时，作为阐释主体的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他自身的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模式都在阐释过程中影响着作为客体的历史意义的走向，也就是说，历史的材料自身本无意义，是遵循不同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的或时代的历史话语赋予真实事件以意义，所以历史的叙述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的、神话的和寓言的性质。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蒙特洛斯也提出了一个和海登·怀特相似的概念，即 “历史的文本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指人们不可能接触到真实而全面的历史，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历史中充满了需要阐释的空白点，而历史的阐释过程摆脱不了主观性，因而极其复杂。海登·怀特和蒙特洛斯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历史的虚构性质，突出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态参与和权力支配，在他们的洞察之下，“历史就不再是客观的、透明的、统一的事实对象，而是有待意义填充的话语对象。”[3]他们提出的这种新的历史观无疑是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和对历史权威的巨大挑战。

在与狄克·潘尼尔（Dick Penner）的一次访谈中，在对历史进行界定时，库切提出“历史将意义强加于时间和事件之上，但那时间和意义实际上是语言的，它们是语言。”[4]库切在这里明确意识到被编码入语言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描述中的存在，而在《今天的小说》（The Novel Today）这篇论文中，库切更明确地显示了与被视为真实的历史权威的对抗姿态，库切宣称，“历史不是现实；历史是一种话语，小说也是一种话语，但是一种不同的话语。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携带着程度不同的说服力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试图宣称自己的至高无上，宣称自己是一种话语的主人形式，而像我这样的一些人，也不可避免地，通过说历史只不过是某种在人们的合意之下讲述给彼此的故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5]库切如此激烈的态度说到底不是针对历史自身，而是指向历史叙述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意义强加。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态度，挖掘历史叙述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和虚构性质便成为萦绕库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历史的形成有赖于掌握历史纪录和历史阐释权力的人，对于一个历史文本，人们首先要问的是谁在书写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选择材料、编织情节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倾向也编织进去，使形成的历史符合自己和自己所属社会集团的利益。在《黄昏的大地》的“雅各布·库切的叙述”部分中，围绕18世纪殖民探险家雅各布·库切深入南非腹地的旅行这同一事件，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叙述，通过对这些各取所需的叙述的视角的对比，库切表明通过增删材料和历史话语的阐释，历史是可以被改写的，被改写的历史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制造，从而印证了库切在开篇位置引用的弗劳伯特（Flaubert）的名言——“重要的是历史哲学”，即按照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去对历史材料进行再生产。

在《等待野蛮人》中，刑讯室中的场景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性，人们能够得到的历史只是官方的纪录，由于死无对证，官方的单方面言说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行政长官面对乔尔上校率领士兵折磨野蛮人俘虏的暴行，为捍卫人性的尊严而站出来大声喝斥，可在此后的审讯中，乔尔上校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嘲笑，“我猜想你是想走进历史成为一个烈士，但谁会把你写进历史书里去呢？……人们对历史背后的事情不会有兴趣。”面对被形成的权威历史的暴力，个人的反抗因为无法进入历史而显得如此无力和无奈。行政长官在受尽凌辱和折磨之后被释放出来时，释放他的军官更是明确地告诉他：官方根本没有他被监禁、被调查的纪录。纪录历史的人可以随意地将一段历史抹去，历史的公正如何实现，受到迫害的人又如何寻求历史的补偿便成为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历史的纪录因为其情节的编排模式和语言结构特性而具有虚构性，作为历史另一组成部分的历史阐释更是一种特定历史话语下的知识运作，因而具有明显的人为痕迹。面对同样的一堆行政长官从废墟上搜寻来的杨树木简，乔尔上校将它们解读作行政长官与野蛮人的某个组织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行政长官则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历史暴力的证明和被压迫者发出的战争、正义和复仇之声。很难说哪种阐释更接近历史真相，更为客观，只能说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书写，因为过去的历史材料自身本无固定的意义，有待意义的填充，持任何倾向的解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在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书写的众多历史的较量中，最终的结果总是掌握权力的人书写的历史将其他的历史压在下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显性历史。反过来，也正是通过将异己的历史压制在历史的下面，书写和阐释历史的人获得和巩固了支配性权力。所以官方的权威历史的形成往往暗含着一种权力的压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虚构性却被说成是真理的历史成为文化征服的一件重要工具。

库切对历史虚构性的揭示和对历史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历史噩梦的最终形式就是权力政治”，只有打破权威历史的迷梦，人们才能够真正解决当前的文化霸权问题。

文明与野蛮的暴力循环

启蒙时代对理性的尊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知识领域的广泛影响，使得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观呈现为一种具有进化论色彩的整体历史主义：即认为历史是理性的产物，各个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整个历史的发展呈现为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线性关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总是进步的取代落后的，文明的战胜野蛮的，历史事件总能够在这一整体的结构中得到解释。以对传统知识的解构和颠覆为基本指向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则认为：历史不是理性生长的历史，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持续的，而是具有偶然性和碎片性。历史的发展模式不是进化的线性上升过程，而是不断演替的循环模式。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话语影响的库切的历史观中，也带有某种历史循环论的色彩。这种历史循环论在库切的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他对文明与野蛮这两种力量的历史较量的思考之中。

对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的思考是《等待野蛮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库切的思考非常宏大，不仅仅指向了南非的现实语境和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关系，而且从更深层意义上，包含了作家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演变规律这一“大历史命题”的深沉思考。在叙述者“我”（行政长官）的认识里，文明与野蛮是错位的，“我”没有见到野蛮人的切实的野蛮，可却多次亲眼见到文明人在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着折磨和残杀，是文明人在掠夺别人的财产、强奸别人的妻子、在市场上缺斤短两而又欺行霸市，也是他们在破坏着边区小镇的生态环境，文明历史的获致伴随着野蛮的暴力，在这样的叙述中，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变得模糊。在库切的思考里，文明与野蛮的力量关系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在整个历史进程里，历史在以循环更替的方式演示着权力关系。行政长官站在一片文明的废墟上，不禁遐想到：自己或许正站在一个被淹没的文明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头顶上，摧毁了这个被淹没的文明的正是曾经被他们视为野蛮人的人，曾经的野蛮人成为了历史的主宰而变成了文明人，历史正是在这样交替着，帝国对野蛮人的征伐正是又一次的历史演替。《等待野蛮人》的结尾虽然并没有确切地告诉人们什么，但又似乎暗示着充满文明与野蛮之争的历史的再一次重新洗牌。

从《铁器时代》的书名中，就可以见出库切所受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赫西俄德在《农作与时日》中，提出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在道德上不断堕落的历史，先后经历过幸福的黄金时代、次等的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互相杀戮的铁器时代，历史就是这四个时代的不断的循环更替。《铁器时代》中对种族隔离末期南非暴力现实的描绘，暗含着库切这样的认识：南非现在正处于互相杀戮的铁器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暴力引发暴力，并导致人类道德和价值的失落。这种人性的极度堕落不仅表现在屠杀黑人少年的白人士兵的冷漠无情上，而且表现在暴力教育之下的黑人孩子们对他人的不尊重和对自己生命的不珍惜上。面对人性准绳的丧失和人性的普遍冷漠，柯伦太太不由感慨，“铁块一般的孩子，……铁器时代。后面是青铜时代。要过多久，在他们的循环里，才会回到柔和一点的时代？粘土的时代，泥巴的时代？”深受时代的耻辱折磨的柯伦太太一方面预见到了黑色复仇大军对迫害、剥夺他们的白色政权的颠覆，另一方面也充满了对新的历史暴力轮回即将开始的忧虑。

如果说暴力历史对自身的重复在《铁器时代》中还只是一种预见，那么在《耻》中则变成了南非的现实。颇有意味的是小说中发生的两次强奸事件，这两次强奸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侵犯。不同的是，前一次强奸事件的加害者成了后一次事件的受害者。这种历史场景的重复是在叙述的表层之中的，除此之外，作品还有一些对潜在的历史重复的指涉：针对卢里和露西父女的抢劫事件与当年白人殖民者放火烧掉黑人的房子、将他们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强奸他们的女性、霸占他们的财产的场景异常相似；受害者的无处求诉、警察的消极怠工与种族隔离时代饱受迫害的黑人们的遭遇如出一辙。在将角色进行大翻转之后的历史又陷入了对自身的循环，难道历史的更替只能以暴力作为动力，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的权力强加为形式？刚刚走出种族隔离阴影的南非非要再次陷入历史的暴力循环吗？有没有另外一种可以代替暴力的历史动力？应该建立怎样的一种历史的伦理才能使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走出暴力的阴影？睿智的库切陷入了深沉的对历史问题的思索，这些问题的敞开一方面出自库切对南非现实问题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人类历史价值和历史伦理的冷峻审视。

库切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历史循环论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以历史循环论作为武器向欧洲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历史进化论挑战，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历史循环中的暴力动力使历史的兴亡更替缺失了一个道德的维度，只有建立起一种新的体现人性价值的历史伦理，才能够使依旧在暴力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走出历史的阴影，使整个人类的历史摆脱暴力的轮回。虽然对于这种新的历史伦理的内涵，库切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在他的作品和学术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库切的同情总是在被剥夺、被损害的弱势群体一边，或许库切认为这可以构成判断历史正义性的一个标准。正是对新的历史伦理的呼唤使得库切的历史思索摆脱了大多数历史循环论者所容易陷入的历史虚无主义。

综上所述，库切的历史观是极为复杂的。他一方面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向传统的大历史权威挑战，在南非后殖民语境中，这种挑战具有颠覆文化霸权的意义。另一方面，库切的历史思索建基于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当下问题和人类整个历史境遇的忧虑的基础之上，因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当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1] 霍米·芭芭.献身理论[J].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98.

[2] 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4.

[3]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96.

[4] Penner, Dick. Countries of the Mind: The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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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M.Coetzee.“The Novel Today.”[J]. Upst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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