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韩国

韩国国家关键技术选择

1961年,韩国开始推行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制定了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政策,加强科技教育,引进人才和技术,建立科研体制,开发科技资源,经济发展目标由"进口替代"型转为"出口导向"型战略。70年代世界先后爆发两次能源危机,韩国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遇到挑战,产业政策开始注重强化工业基础,提高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改善工业技术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韩国认识到,技术上如不能自立,国家生存、安全、和平无法保障,甚至"大韩民族的同质性"和民族的统一事业就不能实现。韩国政府、产业界一致认为技术开发政策的成功与否,将左右韩国的未来。韩国总统卢泰愚于1991年4月发表了科学技术政策宣言,提出到2000年要使韩国科学技术达到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水平。

韩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前瞻工作,把这一任务纳入到R&D管理范围之内,并且完全由国家机构负责,由韩国科技研究院(KIST)所属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I)的研究小组主持。韩国卓有成效地开展大规模的技术前瞻工作,始于1992年配合科技部制订"高度先进国家计划(又称HAN计划或G7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增强科技能力来提高韩国的工业竞争力。

韩国政府在制定G7计划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确立了国家目标,然后根据国家目标来确定需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从而确定了新的科技政策。韩国科学技术部通过组织G7委员会(由来自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发起G7计划。委员会中有5名协调委员和14名专家。G7计划的前瞻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前期准备。包括韩国技术能力的国际比较、国家R&D计划的回顾以及统一对技术计划有关问题的认识。为把前瞻工作引入决策制定过程,最初的步骤是协调政府的各个相关部门,然后作出各相关部门应追求G7计划的决定。

2、确立优先目标和选择关键技术。G7委员会在科学技术跟踪的基础上,提出了214项备选技术。这些技术分成五个主要领域:微电子、机械制造、先进材料与精细化工、能源、生命科学与生态系统。

五个技术领域中的前瞻研究是由G7委员会的分委员会来组织和监督的,除电子领域有4个分委员会之外,每个领域都有2个分委员会。这些分委员会(包括G7委员会)的作用是监督每项技术的研究途径,并根据上述指标讨论每项技术的影响。在这一阶段,高度重视国家目标的一致性、G7计划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来自不同机构的代表们的参与和执行的一致性。

G7委员会最终选出了11项技术:5项面向产品的技术和6项基础技术。面向产品的技术被认为将大大提高国内工业在未来的竞争力,而基础技术被认为将保障技术源的能力并因此保障本国科学技术能力。

3、制定具体计划。这一阶段是对每个领域的组成技术进行调查,并决定研究小组和R&D预算。科学技术部的代理机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STEPI)征集与11个技术领域相关的研究建议。申请者将组织其研究小组并向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提交建议书,征集申请者之后,每个领域的专家组将对建议书进行仔细评审。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协调员将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讨论对建议书进行评价过程中的每个案例。

4、执行阶段。这一阶段是对研究与开发过程和最终结果的控制和评价。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效的资金流动。因为预算是按财政年度拨给的,如果难以保证有适当数额的经费来继续研究,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失败或延误时间。为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有人提出拨款应与应用研究周期相一致,控制和评价系统仍在研究中。另一方面,制定了R&D管理的培训与教育计划,主要是培训研究组的组长,并提高研究人员自己管理研究项目的能力。

1991年,韩国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第四条规定:国家每隔5年要进行一次中期和长期技术预测,前瞻覆盖时间由20年扩展到30年。

当然,韩国的技术前瞻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是:

一是科技体制分散。除了统管科技工作的科技部以外,还有7个部也承担与各单位业务有关的R&D任务,各自都设立了自己的R&D管理机构,独立地开展技术前瞻工作。作为科技总管的科技部在协调各部科技政策与R&D的任务方面日益力不从心,而且它的科技资源也不断被转让,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技术前瞻最后阶段涉及到课题与资金分配时,各部都要突出自己,互相争抢,结果往往造成课题重复和资源浪费。产生这种弊端的主要原因是韩国科技虽然发展很快,但国家创新体制根基不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科技管理机制。

二是技术前瞻工作不健全,方法单一。韩国第一次德尔斐调研侧重于收集各个课题的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前瞻的规划工作做得不够落实、深细。由于任务不同,各部门的科技战略的制订程序各异,它们的预测方法也应是多种多样的,但目前韩国除了德尔斐预测法外,很少运用其他方法。

三是由于韩国技术前瞻工作历史较短,预测远未普及。总的来看,官方机构多于私营部门。由于预测工作成本高,又缺少专家,在一些较小的单位更难以推广。

计划实施及危机后的调整

为落实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和技术发展战略,韩国集中资金和人力,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国家重点科技发展计划。主要是:

1、G7计划(先导技术开发计划,1992～2001年)

该计划分为产品技术开发事业和基础技术开发事业两部分:(1)G7产品技术开发事业,包括半导体产业、通信产业、家电产业、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精密化学产业。(2)G7基础技术开发事业,包括新材料技术、机械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技术、能源技术、原子能技术、人体工程技术。主要目标是在这些技术领域内确保世界一流水平,到21世纪初进入西方七个工业国行列。

在HAN计划实施3年后,韩国有关方面对HAN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该计划是成功的,是制订科技政策与R&D计划的典范,其重要原因是有效地进行了技术前瞻工作。1997年投资2.8亿美元,正在从事第二阶段高速电力铁路、下一代超导等7个领域的课题研究。同时,正在着手制定该计划到2001年结束后的后续计划"POST-G7计划"。

2、战略性研究开发计划

该计划主要是研究开发可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所需的尖端产业技术、国家未来发展所需的大型科学技术及公共福利技术。1997年投资0.82亿美元,重点开发生命工程、SOC支援技术等公共福利技术,其开发领域包括旱涝灾害及海洋污染等的防灾减灾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下一代计算机及节能技术、核心软件、智能型多媒体等。

3、大型科学技术开发计划

根据1996年颁布实施的《宇宙开发中长期基本计划》,在同美国TRW公司合作完成了卫星设计后,1997年投资约0.5亿美元,用于研制卫星零部件,以完成60%的国产化指标。计划到2001年投资近1亿美元,用于研制高性能三级科学火箭,包括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及卫星发射技术等。

4、海洋开发基本计划

投资达330亿美元的"海洋开发基本计划"(1996～2005年)已由海洋水产部组织实施。科技部1997年投资310万美元,用于开发太平洋深海底资源勘探技术及进行黄海综合调查。

5、开创性研究开发振兴计划

所谓开创性研究,即跳出以往技术的框架,以全新的概念和思维扎根于基础研究中,从中发现新技术,创造新产业,为迎接未来新的产业革命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做出贡献。可开发的领域包括物质和材料、生命科学、尖端技术基础、大科学等领域中的表面及界面的控制分析、新物质特殊材料技术、利用染色体信息的生物体控制及生物质能技术,超高压、真空、高温等极限技术,超大型研究装备技术等。

6、原子能技术开发计划

1992年-1996年原子能技术开发投入约5亿美元,1997年设立原子能研究开发基金后,原子能技术投入规模急剧扩大,计划在1997年至2006年的9年间约投资26亿美元实施原子能技术开发中长期计划。

7、软件产业技术开发计划

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且具竞争优势的领域,从整体上提高软件产业技术水平及产品竞争力。除政府增加投入外,还鼓励企业积极发展软件技术,使软件开发投资在销售额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5%逐步提高到12%。计划建立500家软件企业,培养7万名技术人员,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40%,到2001年实现产值200亿美元,达到1996年产值的1.3倍,其中出口25亿美元,以使其成为新的出口主导产业。

8、情报通信技术开发五年计划

为到2000年进入"七大情报通信先进国"的行列,根据"情报通信技术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开发无线通信技术等薄弱的核心技术。

9、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5～2015年)

投入560亿美元巨额资金,用于建设可贯通全国80个城市,联接3万家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所、医院及主要民间大企业、可传输声音、数据和图象的高效通信网络。

10、生物工程科学发展计划

1994年韩国政府曾通过《生物工程科学发展计划》,决定投资16万亿韩元(约200亿美元),到2007年将韩国的生物科学技术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产业。这项又名"生物技术2000"的发展蓝图分为生物材料、保健医疗、农林水产业和食品加工、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可替代能源以及基础生物科学等六大领域,并选定了10大研究课题,即新生物工程材料、生物机能工业化利用、医药生物工程、生物学分子研究、染色体的分析以及利用遗传工程进行生物育种和体内繁殖、食品生物学研究、生物多样化和环境保护、环境及安全评价和可替代能源的研究。

1997年,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快经济的复苏,韩国政府提出短期内国家科研计划首先要以改善贸易收支、开发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实用技术和商品为首要目标,投入353亿韩元,重点开发替代进口技术和战略出口产品技术,如机械零部件、超小型精密机床、非存储半导体、预定型半导体、平面显示装置等。主要工作有:

--作为中长期开发目标,韩计划投入1208亿韩元,实施"重点国家研究开发计划",重点开发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产业技术和提高生产质量水平的社会公益技术,其中包括数字广播技术、自动化技术、钢铁材料、机器人技术等32个领域。

--为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先进产业群,韩已开始着手制定《21世纪未来(Frontier)研究计划》,着眼于2010年以后的技术发展,选择10个以上韩国强项技术领域,进行重点开发,确保韩国十年后能在这些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投入781亿韩元,重点开发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繁荣的技术,主要包括民军两用技术、航天技术、防灾及环境技术、基本建设技术等。

--作为新的知识产业,政府已确定27个21世纪韩国重点发展的知识产业。27个产业中,知识制造业有14个(新材料、生物工程、新医药、航空航天、精密化学、数字家电、电脑、新能源等),知识服务业有13个(音像业、出版业、广告业、设计业、经营咨询业、软件业、广电业、教育医疗服务业、信息通信服务业等)。

--制定《未来核心技术开发5年计划》,包括7个产业,共103个研究课题,其中:信息通信产业19个,有远程光通信技术、漫游通信技术等;生物工程22个,有抗癌新药、爱滋病早期诊断技术等;新材料和精密化学16个,有树脂2次电池、人工器官等;影像产业4个,有模拟仿真软件等;骨干产业23个,有半导体技术、新一代汽车等;机械工业国产化19个,有超精密机床、医疗仪器等。

值得借鉴的经验

韩国政府在关键技术选择和实施各种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发展战略,对韩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韩国目前主要的骨干产业(如电子工业、核电工业、通信业等)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发展,无一不是得力于国家对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国家科技计划的成功实施。

1、韩国重视国家技术前瞻和中长期科技预测工作,先确立国家目标,根据国家目标来确定需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从而确定科技政策。在此过程中,吸收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特别是企业的参与,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2、韩国制定和实施国家关键技术选择计划,注重技术与产业经济、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实现了技术与经济的有机结合,较好地避免了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3、技术发展战略和科技计划是一个时期内国家意志和目标的体现,但不是固定不变的。韩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对国家科技发展的目标、重点和科技计划做出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六章启示与建议

根据本文对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选择国家关键技术的思路、过程以及实践结果的分析与评价,可以得出以下对我国科技发展有益的启示与建议: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要体现国家发展目标与技术发展战略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形成两极争霸的政治格局,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世界警察"自居,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将发展军事技术摆在首要地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更是以"世界领导"自居,多次宣称要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其科技发展就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服务。因此,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工作,首先就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

1990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一份国防关键技术报告,选出了22项对于保证美国武器系统长期处于优先地位最为关键的技术。1991年,美国白宫发表的《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也明确指出:"技术优势是军事能力的基本因素。海湾战争提醒我们,先进技术在保持国家安全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国防经费减少而技术革新速度迅速加快的今天,美国工业界能够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经济上可承受的高质量高性能的军事系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优先任务。"由此可见,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自始至终是为了保持美国的军事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一首要目标服务的。

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只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美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对其它国家具有全面的比较优势。保持美国在重要技术领域的领先来实现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就是美国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欲达到的目标。正如美国"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在报告中所指出,"由本委员会所选定的关键技术,几乎全部在经济繁荣和国防安全两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国际竞争中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日本从70年代开始,就拟定了产业技术上的追赶战略,具体目标是要使若干重要的产业技术迅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日本通产省作为主持实施这一战略的政府部门,积极推进大型工业研究开发计划,政府通过关键技术选择和有关的发展措施,促进产、学、官合作,扶持企业开发和利用新技术,从而在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和先进制造技术等部门获得成功,使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实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2号经济大国。

韩国的关键技术选择工作,始于1992年制订"高度先进国家计划(G7计划)"之时。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增强科技能力来提高韩国的工业竞争力的计划。韩国在制定G7计划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确定了国家目标,然后根据国家目标确定需要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而制定有利于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相关政策。

由此可见,关键技术选择不是一般的单纯从技术发展的层面考虑的重点技术领域的选择,而是紧紧围绕实现国家目标的需要而开展的技术选择工作,同样,对于已经制定了的关键技术,则需要根据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竞争格局进行动态的修正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迅速的提高,但在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上,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序虽然上升到第7位,但与排在前3名的美、日、德三国比较,仅分别占它们的1/9、1/4和1/2,若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其差距更不在一个数量级水平。因此,我国在产业技术发展上,只有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突出优势领域,抓住关键技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针对我国国情和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态势,在"赶超"战略已定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国家关键技术是实现我国国家目标的战略举措。首先,应由立法机关将其作为一项关乎国家前途和发展方向的大事,为之立法,把制定、调整国家关键技术制度化、法制化。其次,鉴于国情和国际竞争格局都是变量,可以委托科研单位或民间机构进行系统的追踪研究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为国家关键技术的调整提供依据。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必须立足国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准确把握国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是各国政府正确选择国家关键技术及制定技术发展战略的前提。如前所述,日本曾由于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估计错误,导致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大大落后于美国,与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把握未来科技优势对确保科技大国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化,为通过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目前,不少国家政府都把技术预测作为政府的一项系统的和长期的工作。例如,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差不多每五年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技术预测活动。每一次都在评价前次预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想法,不断改进预测方法和内容。可以说,日本的一些企业之所以能够较早地将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些新技术应用于自动化、柔性制造系统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某些技术领域赶上和超过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得益于日本政府坚持不懈进行的技术预测活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的技术预测工作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技术发展预测与市场发展预测相结合;重视对竞争对手的预测。在我国过去的规划工作中,作为拟定技术发展战略前期工作的全面、系统的技术预测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建议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对国际科技发展的趋势进行定期的预测研究,使我国的科技发展找到潜在的机会,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准备。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国情

如前所述,国家关键技术选择是直接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而国家目标的制定,则必须以本国的现实国情为依据。一个国家的关键技术选择同样必须以本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才能研究对本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

美国是世界上消费能源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最多的国家。因此,如何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美国国家关键技术项目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能源技术,特别是节能、储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另外,美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特点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强大的空中运输和攻击能力对美国至关重要。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商用航空市场的领导地位和军事上的空中优势,航空与航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来就是政府不遗余力的资助项目,也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项目。另外,美国是世界上公路交通最为发达和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因此,缓和公路交通拥挤状况、改善行车安全、提高燃料利用效率、减轻大气污染等问题的研究,也列入国家关键技术项目之中。

日本是世界上天然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之一。日本消耗的铁、铜、铝、镍等重要矿产品,进口率高达95-99%,石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从战略上看,这种状况对日本极为不利,一旦国际形势发生突变,资源供应中断,整个经济将陷入瘫痪状态。为此,日本通产省在推进关键技术计划的实施中,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目标,由资源消耗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节约资源、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9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压缩钢铁、重化工等产业的生产规模,大力发展微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就是实施上述技术发展战略的结果。

根据以上所述,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应以本国国情为依据,推进主要产业发展为目标,选择的技术既可以是高新技术,也可以是创新的传统技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有不少产业部门的发展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以石油能源的消耗为例,我国已探明的可采石油储量并不丰足,石油产量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因而从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约7000万吨,占石油总消耗量将近三分之一。据测算,2010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将接近3亿吨,而自给率将下降到57%。这种状况对于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问题:一旦发生国际争端,石油进口渠道切断,国内又无战略储备,我们将何以应对?因此,应当加强对石油勘探与开发技术、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技术的研究,并相应地提高石油的战略储备。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应着眼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点

美国"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提交总统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本委员会在选择国家关键技术时,特别侧重创造新产品及其生产工艺。"该报告指出:"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中,技术的推广应用正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战略角逐场。日益增多的情况是,成功的企业不一定就是最新技术革新的发明者和研制者,而是能够将有关产品迅速投入市场的强者"。该报告要求,"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推广利用。发现、研制和推广必须实现一体化,必须视为齐头并进而非依次前行的活动"。特别应当指出,在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的开头,引用了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倘若美国打算保持和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我们就必须不断发展新技术,而且必须不断学会将这些技术更有效地转变成商品"。

从美国的关键技术选择工作来看,它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发展优先领域或重点项目的选定,也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而着重在技术的近期实际应用和推动多个技术领域的发展。更具体的说,关键技术选择着重强调的是,技术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依靠本国的技术能力或产业基础实现商品化、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关键技术选择应着眼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点上,其内容应强调研究、开发、应用的一体化。正因为如此,开展关键技术选择研究工作,不仅需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参与,还需要生产部门的企业家、工程师和管理专家,以及市场预测与研究专家的积极参加。

1992年,我国也曾开展过一项关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问题的软科学研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该研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方法论方面的探索,而且参与技术选择和咨询的专家,绝大部分来自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科技管理部门,来自生产部门、企业界的为数极少,因此,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偏于纯技术导向,与生产和市场发展趋势缺乏紧密的联系,以致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和影响。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是科技与经济的接合点,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只有企业成为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力军,技术发展和创新才能充满活力。国外的经验证明,企业的积极参与和良好的官产学合作,在促进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主要是作为产业技术发展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去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直接行为者去参与和直接干预产业技术活动。国家关键技术计划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公告牌"。政府部门必须通过制定政策、优化环境、完善社会支撑体系,为研究机构、企业提供一个有利于竞争、合作与发展的空间,从而引导企业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

国家关键技术选择工作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如前所述,国家关键技术选择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的具体体现,必须立足于国际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从现实国情出发,跨越部门与学科的界限,在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选择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动员全国各部门、各行业的技术力量联合行动,保证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显然,只有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主持国家关键技术选择与具体实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关键技术计划,就是由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指定的"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这是一项从国家利益层面上考虑的关键技术选择计划,从而成为指导美国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大学的研究与发展行动的战略思想。以此为开端,1992年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后,立即开始了政府支持产业技术发展的具体行动,对于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关键技术战略是通过一系列大型技术计划的推动而逐步得到实施的。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等,主持实施这些计划的都是通产省。另外,日本从70年代就开始持续进行系统的技术预测工作,也是实施关键技术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工作,其预测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动员力量之多,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这项工作也是政府部门牵头,联合民间企业共同完成的。

韩国的G7计划,是韩国科学技术部1992年开始组织的第一个跨部门的大型科技计划,其目标是发展本国的特长工业技术,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在21世纪初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计划制定前的大规模技术预测工作,也是由政府部门负责组织,由韩国科技研究院所属的科技政策研究所主持进行的。

从我国来说,关键技术选择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必须从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的发展出发,选择那些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重大技术予以优先发展、推广和应用。必须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门机构来组织实施,否则就不能保证其权威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