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探析司法调解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调解原则的适用及其检讨;调解的技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对探析司法调解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它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为贵的传统伦理道德、它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关于自愿原则与合法原则、关于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这一规定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这一规定有违调解制度的初衷、给个别法官进行强制调解，以判压调提供了条件、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加强对当事人合意的指导等也是十分重要的、调解的技巧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具体材料请详见：

　　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调解人)的介入和斡旋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根据调解人的不同身份，调解可以分为私人调解，社会组织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等类型。本文将从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调解原则的适用及检讨、调解的技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司法调解问题进行研究。

　　一、调解的历史发展及作用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了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至两宋，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多，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臻于完善阶段。明朝还在各州、县、乡设立申明亭，张榜贴文，申明教化，同时由乡官受理当地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加以调处解决。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制，传统的调解仍成为解决纠纷的首选。至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司法机构即已建立了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1949年以后，在继承人民司法工作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十六字方针。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以避免民众产生审判为辅的错误观念。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法院调解提到总则中，专列一章，对调解的原则、形式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将法院调解纳入了规范化的轨道[1].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其基本内涵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诉讼程序，使纠纷得到解决。

　　诉讼调解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调解解决争议，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协议的自动履行，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也有利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方式，发挥着其他方式所无法达到的作用，素有东方经验之称。这不仅是因为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更主要的是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它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为贵的传统伦理道德。几千年来这种传统文化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在中国具有很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谓和气生财，这是调解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其次，它符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当事人的诉讼需求。民事诉讼所解决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诉争各方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当事人间既已发生纠纷，其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价值取向就是通过诉讼尽快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调解恰好适应了当事人的这种需求，这就使调解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它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我国民诉法规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2]，而对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当事人选择或者接受调解是其对自己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处分和行使，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其在诉讼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也无法实现。

　　第四，它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无数实践证明，调解可以减少当事人间诉讼利益和诉讼心理的对抗性，促使大量易于激化的矛盾妥善解决，从而达到化干戈为玉帛，使冤家对头重归于好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社会亲和力，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虽然有时调解一起案件要比判决费时费力，但对当事人来说，不但可以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还能化解矛盾，控制上访，减轻诉累。[3]

　　综上可知，调解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

　　二、调解原则的适用及其检讨

　　如前所述，调解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制度的基本原则。现行民诉法第九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对这些原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表述，但其内容有所不同。第九条和第八十八条只规定了自愿与合法两项原则，而第八十五条则强调要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对事实清楚且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可进行调解的规定[4].因此，调解的原则通常被理解为三个方面，一为自愿原则，二为合法原则，三为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1、关于自愿原则与合法原则

　　自愿原则是说调解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任何人不得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上的自愿，指是否调解，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调解，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二是实体上的自愿，即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互谅互让自愿达成的，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强迫压制的结果。

　　合法原则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程序上的合法和处理结果上的合法。一方面，调解必须按照民诉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另一方面，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审判实践中，自愿与合法原则的适用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片面强调当事人自愿而无视法律的规定，所达成的协议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表面上看，这类协议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实际上则是在当事人对相关法律并不知晓(或明了)的情况下，基于错误的认识或者外界的压力达成的，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当事人随时可能提出反悔，推翻已达成的协议，不仅原有案件未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还可能引起新的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自然也无法实现。

　　有这样一个案子：A驾驶从B处借来的汽车带C外出，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C 腿部受伤。 A 弃车逃逸。经交管部门认定，A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C伤愈后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车辆所有人B赔偿经济损失6万余元。经调解，B同意支付赔偿金3.5万元，该案遂调解结案。调解书下发后，B以审判人员强制调解为由申请再审。审查过程中，我们的承办人员强调的唯一理由就是当事人自愿。我们暂不考虑这种自愿的真实性(是否强制性自愿)，仅通过对B的诉讼地位的分析，就有理由对调解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首先，该案发生于新交法颁布之前，而原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本案中，A作为交管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人，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身为车主的B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在没有证据证实A无力赔偿的情形下B亦不承担垫付责任。据此B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应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更不要说与原告达成什么协议了。其次，依据法律规定，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予驳回。根据前款分析，B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在起诉时对被告主体资格的确认有误。在此前提下，法院首先应当解决的应当是程序问题，以理顺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盲目地进入实体审理，并在对当事人所处地位以及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充分释明的情况下强行调解，进而酿成错案。本案承办人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从而导致已调解的案件无法付诸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亦无法实现，案结事了就更无从谈起了。

　　同样，机械强调调解的合法性而不顾及当事人的意愿，则会抹煞调解与判决的区别，无法实现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的最终目标，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只有把握好这两项原则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调解手段，妥善解决当事人的争端。

　　2、关于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如果说自愿与合法原则适用中的问题只是人们在司法过程中不经意发生的司法错误的话，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则更集中地表现为立法上的缺憾。

　　首先，这一规定混淆了调解和判决的界限。

　　众所周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判决的基础而非调解的前提。在判决中法官必须一丝不苟的对待事实问题，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调解则不同。调解制度设立的现代法治基础在于自由价值，包含着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意义。毕竟当事人是最清楚案件真实情况的人，是非问题往往也心知肚明。他们自愿进行调解并最终接受调解协议是其内心在客观实际上进行自身利益衡量的结果，就应当推定为事清责明。在这一前提下，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必要。

　　其次，这一规定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的自由合意。纠纷者提起诉讼的目标是追求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我国民诉法明确规定对判决前能够调解的案件可以进行调解[5].就是说，从起诉立案到判决之前的整个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都有权申请或接受调解。这种权利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不因事清责明而产生，也不因事不清责不明而丧失。当事人选择调解并达成协议完全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只要不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法院就应当予以认可。更何况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只是为了讨个说法，根本无须查明事实，也无须分清是非，有些案件的事实根本无法查清，而当事人有调解的愿望。如果片面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这些案件就不可能调解解决。

　　全国十佳法官钟蔚莉曾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30万元，但所提供的证据多为白条，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案件事实根本无法查清。审理中，钟法官发现原告曾为被告单位的副总，双方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后来又有十几年的业务往来，这次起诉只是因为业务上的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原告起诉的目的并不在于经济上的得失，主要是为了讨一个说法，且双方均有调解愿望。在这一前提下，钟法官从双方以往的感情基础和今后的合作关系入手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没有纠缠于无法查清的案件事实，最终以被告给付原告10万元调解结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案件中，如果钟法官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可能就无法达到这一效果。可见，对那些事实无法查清，责任无法认定的案件，绕开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雷区，通过调解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是切实可行的。且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免去当事人诉讼之累，减轻法院分析判断之难，收到双赢的结果。

　　第三，这一规定有违调解制度的初衷。

　　调解的精髓在于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调解的意义也无庸赘述。调解较之判决在冲突解决过程中的迅速、快捷更是不争的事实。调解协议的达成完全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既然当事人已申请调解或接受调解，就表明他们对法官所适用的程序和对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已经认可，当然也包括对事清责明的退让，因此法院没有主动干预的必要。如果对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寸步不让，锱铢必较，非分出个是非黑白、高低上下，则不仅耗时耗力，牺牲了程序利益，也容易增加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不利于调解的达成。

　　第四，给个别法官进行强制调解，以判压调提供了条件。

　　要做到事实清楚，法官就必须进行严格的调查;要分清是非，就必须由调解人作出主观判断。在这一过程中，调解人的意志难免渗透或强加给当事人，从而使强制调解或以判压调的现象屡见不鲜。实践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形：每每遇到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其调解的期望值与法官设定的方案相左时，我们的法官都会说：这个案子如果判决会如何如何无形中增加了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使之不得不服从法官的意志，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这就给一部分法官的强制调解带来了便利。

　　综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规定应当废止。在新的立法中可借鉴刑事诉讼中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为认定案件事实基本准则的做法，确认对事实基本清楚，责任基本分明的案件，应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三、调解的技巧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谈到调解，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即调解的方法和技巧。这个问题已被无数的法官们总结过多次了。比如钟蔚莉法官提出的以法服人法、道德感召法、以情动人法、舆论影响法，政策宣讲法、判例引导法等[6].在遵循这些方式方法的同时，我们还应充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考虑案件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调解;二是正确认识法官在调解中的定位;三是要情、理、法多管齐下，从多角度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四是要适当把握做调解工作的时机;五是要用准社会资源帮助法官调解[7].

　　此外，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加强对当事人合意的指导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问题。

　　如肖扬院长所说：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此，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需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8].在司法实践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冲突是时常发生的。

　　有这样一个案子：高某租住金某的私房，因该房被房管部门鉴定为危房，高某遂要求修房，金某当即表示同意并帮高某将房内物品搬出，高某亦移居他处。后高某因参与活动被劳教。金某遂以高某下落不明，所住房屋长期空闲为由提起诉讼，要求高某腾房。金某隐瞒了上述情况，致法院在高某未到庭的情况下缺席判决其腾房。在此过程中，金某将危房修复并另行出租。高某解教后，以金某隐瞒事实，致其丧失居住权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腾房判决。对该案的处理就存在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的问题。若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法院必将撤销原判决，同时对金某要求腾房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从而使高某的居住权得以恢复。这一结果无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这一看似正确的判决并未将相关各方的住房问题彻底解决：随着高某居住权的恢复，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新房客的住房权将受到直接的威胁;第三人的问题若不能妥善处理，高某的住房权将无法实现，且极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形成新一轮的诉讼;高某的住房权若不能兑现，势必对解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发挥灵活性的优势，通过变通的方式，妥善解决纠纷，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此，承办法官认真分析、研究了诉争房屋的性质，国家有关标准租私房腾退的政策精神，以及与诉争房屋相关的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并及时与政府部门取得联系，最终敦促政府相关部门按照标准租私房腾退政策对高某进行了安置。同时对金某欺骗法院，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促使其承认错误，撤回了起诉。至此，一起涉及三方利益且存有明显不稳定因素的腾房案件圆满解决，诉争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妥善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往往会受到事倍功半的良好效果。

　　关于对当事人的指导问题。

　　我们常说，司法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当事人间权利义务之争的最终裁判者。由此，司法与裁判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如前所述，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礼俗社会，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根深蒂固，所谓好事不经官，好人不过堂。近年来，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观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人们在踏入法院大门的那一刻起，往往诚惶诚恐，手足无措。对我们的法官也往往敬畏有加，言听计从。加之他们本来就是法律的门外汉，诉讼中迫切需要得到法官的指导和帮助。而我们的法官不仅是纠纷的裁判者，还应当是法律的传播者，当然负有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指导其完成诉讼的职责。这一责任明确了，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反之则可能事与愿违，旧的矛盾没解决，新的矛盾又随之产生，案结事了更无从谈起。

　　我们接触到的一个案子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焦某(原告)与巫某(被告)因感情不合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并领取了调解书。调解书下发后的第三天，焦某向法院申请再审，理由是调解书中有关住房的条款违背其真实意思，故要求撤销。该调解书的相关条款是这样的：被告名下住房归被告所有并居住，原告住房自行解决。被告于调解生效后10年内给付原告房屋折价款15万元。应当说，这一条款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当事人对房价款的给付期限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原告认为调解确认的房价款应当在10年内随时给付，最迟不得超过10年;被告则认为，其给付该款的时间应为10年期限届满之时，此前不负有给付义务。双方为此产生争议，致焦某申请再审。这里至少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事人的法律意识问题，另一个则是法官对当事人的指导问题。如果我们办理该案的法官在调解达成时多想一步，多说一句，当事人因对调解主文产生歧义而一方拒绝履行，另一方申请再审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出现。

　　诚然，调解的技巧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只有调解的愿望而无调解的技能，调解就是一句空话，充其量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是无法完成错综复杂的各类案件的调解工作的。而要完成这一愿望与技能统一，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注释：

　　[1] 王盛万、黄金波：《民事诉讼调解初探》，载《综合来源》第2005-7期第3642页。

　　[2]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得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3] 2005年中国法官十杰金桂兰语录。

　　[4]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1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37条。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

　　[6] 钟蔚莉：《论提高法官调解能力的途径》，载2006年6月16日

　　范文二：浅析法律援助现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对浅析法律援助现状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宣传力度不足、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 现状 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 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 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代理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 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 社会律师承办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 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 　　785 　　706 　　38 　　0

　　2005年 　　394 　　1617 　　361 　　17

　　2006年上半年 　　259 　　814 　　252 　　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 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 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 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 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 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 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 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 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 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 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 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 编著 《遇事找法法律援助》 中国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