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决策

　　摘要: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决策充当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运行载体的角色,政治决策和其它政治职能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决策经过了一个良性的不断改善的过程。当代我国的政治决策尚存在一些问题,改善和提高现行政治决策的质量是党和国家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不断推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是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决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政治决策;改革;基本要求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4-0070-03

　　政治决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的政治决策:如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J.Friedrich)认为,政治决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一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1]狭义的政治决策:中国学者初尊贤先生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一书指出,政治决策是由具有普遍权威性和强制力的国家政治机构对国家和整个政治系统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2]从现代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看,唐晓、杨帆(2009)采用广义的政治决策概念,认为政治决策是政治行为之一,指政府、政党、政治集团、政治领袖或公民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影响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选择、执行、评估和监督的过程。[3]

　　一、当前中国政治决策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政治决策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一)公民参与程度比较低,利益表达不够充分

　　目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程度低除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外,主要是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尽管我国在公民参与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社会协商对话制、听证制、信访制、基层群众自治制等制度,但受政治体制发展滞后的影响,这些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如信访制度,虽然信访量很大,但信访立案数相当少,大部分信访事项是不了了之。如听证制度,政府更多地是借助这一制度公布政策决定而不是真正征求公众意见。此外,大量的非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后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与利益有关的信息,为决策者将各种利益整合为公共利益提供机会。现阶段,我国人民利益多样化的特点使得执政党整合出以公共利益表达出来的和而不同的人民利益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执政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多元化的协商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每个主体为共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同时也听取其他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在换位思考和协商中各主体寻求能为多数主体认同的公共利益取向。由于现代政策技术程度比较高,因此,公民参与的重点不是具体政策方案细节的制定,而是政策议程的确立。

　　(二)政治决策程序不规范

　　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党的决策系统,还是国家机构的决策系统都存在着决策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突出表现:一是重大问题的界定。无论是党的决策,还是行政决策,都规定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主要通过办公会议和民主集中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对于哪些问题是重大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事实上,一般都是由领导确定。人大决策也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尽管宪法和法律规定地方人大及其会对地方重大事项有决定权,但是由于相关内容比较原则、抽象、笼统,因此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为个人专断提供了空间,而且还为个人的经验决策提供了空间,并最终影响整个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公开性和科学性。二是党的决策系统中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关系。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是党的各级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书记和是党的领导中心和领导集体,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决策。当然,这一情况符合决策的效率要求,也是决策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表现,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它们之间关系的规范程度不高,则容易产生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专断甚至个人专断的弊端。三是政府和人大决策程序的规范程度上。目前我国政府决策程序在是否进行调研、是否进行专家咨询、是否进行听证、是否进行合法性论证、是否进行集体讨论决定、是否追究决策责任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至于人大,相对于地方而言,全国人大的决策程序越来越规范。但是,地方人大,尤其是县和乡镇人大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相当不规范的情况。此外,受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存在规范虚置的情况。四是党政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规范党政关系,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党政关系不清会给我国整个政策过程带来不稳定性因素,影响整个政策过程包括决策的透明性、公开性,进而影响整个政策程序的规范性。

　　(三)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知识不够

　　要动员足够的知识,必须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专家学者和各种政策研究组织的力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专家学者与其他决策辅助人员对重大决策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提出政策咨询报告。二是组织专家学者参与起草重大政策文件。三是征求意见和建议。四是对政策效果进行专业性评估。西方国家存在大量的官方、非官方和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政策研究组织,它们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且还为政党、利益团体的政策活动提供服务。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官方政策研究组织,但其受重视程度长期以来还不如为领导服务的秘书部门。独立性强的民间政策研究组织由于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一直发展缓慢。相对于地方来说,中央对政策咨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也保证了中央决策的质量。而一些地方,政策咨询往往被看作是政策论证的工具,甚至被用来装门面[5]。

　　(四)政治决策过程中动员的信息不够

　　在一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决策最终能否科学并符合实际,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信息处理机构。在多党(包括两党)体制下,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有了生存空间。而利益集团和政党的竞争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在执政党主导的创议模式下,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很难通过这种机制得以体现,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处理机制来弥补这一不足。目前,我国政治决策中的信息机制主要包括4个方面[6]。一是联系群众机制。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执政党政策创议决策模式中,联系群众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执政党要成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党,必须随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人民群众的观点是党的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主要是通过领导成员的基层调研、座谈会、信访机制来联系群众。这些机制有流于形式化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结构内的组织信息沟通机制。即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传递信息。这一机制目前存在两大问题:(1)由于我国责任追究制度化不是很强,所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出于规避责任的内在冲动,各级官员对上级组织存在报喜不报扰的动机,对下级则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动机。(2)由于我国政府层次多,所以很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三是互通情报制度,即领导成员之间及相关部门之间互通信息的机制。这一机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良好的贯彻时,不仅可能流于形式,而且易于产生决策前的事先招呼,甚至是暗箱操作。四是传播媒介机制。传播媒介在我国一直是被定位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党和政府获取信息、宣传政策以及监督政策执行的重要阵地。但是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资金依赖下,这一机制在政策信息的反映上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出于责任规避的考虑,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存在干预新闻报道的情况,使得一些重要信息不仅不为人民群众知道,而且不为上级所知。

　　二、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

　　要实现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增强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效力,政治领导者就必须按照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进行政治决策。[7]

　　(一)推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

　　有学者指出,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如何保证建立一套对政策制定者的有效监督机制成为推进政治决策民主化、提高决策质量的一项根本任务。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并完善决策的政治监督机制,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就是政治参与度的持续提升。塞缪尔亨廷顿与尼尔森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影响公共决策为目的的。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一方面要依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关心决策并愿意参与到决策进程当中来,通过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政治参与度来扩大决策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决策主体的决策者来讲,也要不断的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与民主决策意识。另外,决策者同时必须时刻牢记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相信与依靠群众,做到决策切实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呼声并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

　　(二)推进政治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

　　法制化是科学决策之基石,推进决策的规范化、法制化,一方面要求我们继续改革政治决策体制并建立健全各种为政治决策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与咨询机构,努力实现机构配置合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决策结构;另一方面要坚决地推进决策机制的法制化,完善决策立法和监督。

　　(三)推进政治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

　　推进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是提高决策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改革的一个必然方向。首先,应提高决策者素质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政治决策队伍,杜绝单纯经验决策现象的发生。其次,加强对当代先进决策模式与理念的学习、借鉴。努力避免其可能存在的缺陷,用科学的理念和操作程式来规范决策活动。第三,形成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与良性的政治沟通体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中国政治决策的改进是一项系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努力克服政治文化、心理机理等前述决策制约因素的不良影响,同时积极利用与发挥这些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的正面效应。此外,任何政策都必须接受其现实政治效应的评估与检验,它离不开一个反馈机制以及在既有基础上不断修正与改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8]: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体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四、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基本要求

　　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活动的政治化,促使政治体系特别是国家权力机构包罗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任何社会问题都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国家职能的经济化日益扩大,国家对社会发展承担的重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一切都把政治决策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和扩大了,当代中国政治决策的作用更为突出。政治决策规定了国家的内外政策,指导着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活动的基本方向。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因此,中国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科学化是其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方 涵)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修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初尊贤.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 唐晓、杨帆.政治科学基础[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 李勇军.当代中国政治决策模式初探:构成、优势与不足[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04).

　　[5]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李勇军.当代中国党政领导决策信息机制初探:构成与完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04).

　　[7] 刘中伟.试论21世纪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J].学术探索,2007,(02).

　　[8]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二

　　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方法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经验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