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国人喜欢怀古，而不大喜欢前瞻。理由是中国历史悠久，历史资源无比丰饶，更有克己复礼及向往三代之治的心理遗存；证据是面向未来的科幻片乏人问津，而历史故事影片则人人津津乐道。果如是乎？恐怕还有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是在我国电影史上，历史片并未真的发达繁荣，繁荣发达的其实是古装片。若把古装片全当作历史片，很可能大错，例如《西厢记》，就只是虚构的戏剧传奇，而非真实历史故事；更不用说，神话或武侠剧中的人物也着古装，但其故事和人物与历史并无关联。古装片把历史、传奇、神话和武侠剧一锅煮了，把它们统统当作历史的前尘往事，那只能表明，对历史的理解尚处于原始阶段，只看重“古装”的历史包袱皮，而不看重历史内容的真确性。电影人把古装当作魔术师的幕布，对历史玩李代桃僵，如此消费决定生产，市场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是电影初级阶段症候。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写曹操之奸、刘备之忠、诸葛之智概念化，而读者和观众偏偏对此简单化形象如醉如痴，有什么办法？

问题之二，是当代影坛不断有人挑战观众的消费心理习惯，试图对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作出新诠释，试作艺术提升，结果却不很如人意，有些叫座但不叫好，有些则干脆既不叫座又不叫好。从十几年前的的《秦颂》《荆轲刺秦王》到近几年的《孔子》《赤壁》《赵氏孤儿》《鸿门宴传奇》《王的盛宴》，票房口碑俱佳者如凤毛麟角。这有消费方面的原因，如观众受既定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片品味，电影作者轻易随性挑战观众的意识形态及其审美习惯，结果是观众不满，于是不买账。更深一层，部分观众或许患有遗传性“历史痴呆症”（有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为证），迫于环境压力及时髦风尚，一些人只活在当下，既不前瞻也不后顾，冷落历史片甚至漠视历史，又有啥办法？

问题之三，历史片不如人意，当然也有生产创作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电影生产者对历史、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及历史片缺乏确解、深思、卓识和创意，一些作者恐怕是错会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哲理，当真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乱抹胭脂。例如《王的盛宴》，作者让刘邦说“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这句核心台词确实聪明伶俐，用于刘邦的生平概述或许也还合适，问题是作者让影片围绕刘邦内心的深度恐惧即自我观照展开，让刘邦沉浸于梦魇，甚至干脆出声呼喊“梦魇呀，有鬼呀”，把二千二百多年前的草莽枭雄变成了21世纪的文艺青年，其小资情调未免让人难以消化。刘邦作为侥幸获胜的赌徒，杀人害命是家常便饭，对付或明显或潜在或纯属臆想出来的争权劲敌，很难想象他会噩梦连连喋喋不休。“彼可取而代之”一说足以证明，刘邦的理想不过是胜者为王，而其为王之道亦不过是对前人的文化复制。至于刘邦晚年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那是纯粹个人心理层面的事，把杀韩信这幕历史大戏归因于刘邦心理恐惧的梦魇，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了演绎这场人造梦魇历史剧，把萧何、韩信等著名历史人物弄得面目模糊，更不考虑张良为什么“不再和刘邦玩”，难怪观众对影片的共鸣不那么强烈。

历史片确实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多种多样，或历史情境不实，或历史人物不真，或历史故事线索不清，或历史主题不明，有些干脆是诸多原因的集合，一言以蔽之曰，历史片的剧情不够生动感人。个中原因，张艺谋曾有个说法，即某些电影人还没学会如何讲好故事；李安近期有个说法，更显语重心长：某些电影人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素养，某些电影人显得过于自恋。过于自恋的人，习惯于自我中心，不懂得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边界，不能真正进入历史人物所在情境，更不能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压力和行为设身处地，把历史片搞成作者的精神自述传，这样的历史片如何能够感动观众？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素养，即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对历史人物心理压力或动机缺乏体验，对历史大势及命运力量缺乏深刻洞悉和把握，又如何能拍好历史片？进而，即使为拍片而头悬梁、锥刺股，博览群书韦编三绝，若讲不好历史故事，既不能让历史人物的形象鲜活生成，更不能让历史人物与其命运的搏斗成为故事情节的基本动力和主要线索，以至于剧中人物变成作者或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谁会喜欢这样的所谓历史片？

照理说，历史片市场潜力巨大，历史片创作生产前景广阔。理由很简单，历史是人类经验传承的基本渠道，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对历史的好奇心可谓人类第二天性，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沦为欲望奴隶及纯粹的经济动物，讲述历史故事的类型影片就不会中止，更不会灭绝。精彩的历史故事和优秀的历史片，不仅可以引导观众熟悉历史并热爱历史，且是治疗历史健忘症或历史痴呆症的有效良药。问题的关键是，电影人能够生产出怎样的历史片？

责任编辑/辛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