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的重大突破

问题一：伟人生来就是如此的吗？

问题二：伟人在成为伟人之前是什么样子？

显然，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任何伟人都首先是生活中的一个“人”，与其他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谁都不可能一落地就成为伟人——传说中的生有祥瑞、生而知之者，都是人们出于种种目的造出来的神话而已。因此，上述第二个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追问了。然而，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个问题往往被有意回避或刻意夸饰，其结果是：伟人成为伟人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成了一片空白，被人隐去，或者伟人似乎一亮相就是典型的高大全形象，完美无缺。于是乎，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伟人，就常常是已经定型化的、极为成熟老练的形象，无不雄才大略、大智大慧、从容坚定、挥洒自如，他们“当然如此”、“本来如此”，人们却很难感性而细致地知道他们的伟大从何而来。我们欣喜地看到，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以下简称《恰》剧）打破了已往革命领袖影视片的创作模式，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的创作上带来了重大的突破。它填补了红色影视中毛泽东及一大批革命领袖学生时代事迹的创作空白。

20岁前后的毛泽东，正处于其人格生成和性格气质定型的关键时期，他这一时期的成长经历，实际上给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进程带来了巨大影响，绝对不可低估，但无形之中，这段历史以往却始终是领袖题材影视片的禁区与空白。《恰》剧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成为伟人之前是什么样子——“成长”成了这部领袖题材片最耀眼、最具特色、也最具突破性的主题词。揭示伟人成长的奥秘与启示，成为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片最引人关注、也最耐人回味的创作亮点。

《恰》剧令人信服并且令人感到亲切地塑造了既有历史真实性、又有新世纪时代感的少年毛泽东形象，他既有出类拔萃的优点与天赋，又有青少年身上常见的许多缺点与问题。这些缺点与问题不仅没有削弱少年毛泽东形象的光辉，反而增强了这一形象的真实感。少年毛泽东在良师的引导下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不断磨砺自我的经历与精神，更增添了这一形象的独特人格魅力与艺术光泽。毛泽东周围志同道合的同学少年群像，更给这种魅力与光泽增添了令人眩目的丰富性。平实、平易、平视角地表现领袖的成长过程，自然能产生独特的贴近感和亲切感，因此也就能真正让观众产生认同感。这是《恰》剧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启示。

《恰》剧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体现在它开创了领袖题材及领袖形象塑造方式、表演风格等方面的新模式。以往领袖题材历史影视片中的领袖，多偏重于定性化的特型演员和与之相应的表演风格等方面，人物形象塑造上很少有纵向的“生长性”，大多只能在横向的矛盾冲突与情境上做文章。《恰》剧中少年时代的领袖形象则重神似不重形似，重精神气质兼重历史氛围与特定时代精神的彰显，人物性格纵向的生长发展性更给演员表演提供了真实自然、生动活泼的创造空间，年青演员们没有以往特型领袖演员的既定程式，为该剧带来了清新、健朗、活泼、开阔的艺术气息，极大地拓展了领袖题材影视片的艺术空间与表演可能性，为21世纪新一代艺术家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

二、立：用红色青春偶像剧传播核心价值观

问题一：革命领袖也能成为青春偶像吗？

问题二：“红色青春偶像剧”在文化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不破不立。“立”即是创新。随着对于《恰》剧讨论与宣传的不断深入，该剧是一部“红色青春偶像剧”的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既如此，则革命领袖成为青春偶像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应该说，革命领袖成为青春偶像并非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想当年，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就曾让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成为无数爱国青年的青春偶像，使他们热血沸腾，奔向延安和革命，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锐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等也曾使一代青年将毛泽东、刘少奇、陶铸等领袖当作实实在在的青春偶像。那热情、那真诚，决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们……因此，革命领袖，以及雷锋、吴运铎、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英雄人物，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青春偶像。问题在于，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的今天，青少年们对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们所代表的精神境界与追求了解得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淡漠，而今天的艺术生产和传媒内容、传播手段又远不能有效地、与时俱进地让青少年们感受到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精神生活与境界的大真大善大美。《恰》剧的成功，不仅证实了青少年和我们的社会具有吸纳崇高精神生活内涵的强烈心理欲求，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在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之后精神生活的极大需求，更启示我们怎样才能在新的社会生活背景里，让革命领袖再次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青春偶像（这与当下充满娱乐精神的影视青春偶像是有本质差异的）。

以韩剧为代表的“韩流”进入中国已经整整十年了，它让我们看到了文艺产品作为代表国家发展战略的软实力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韩剧、日剧、好莱坞影片及近来火爆的美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填充了国人精神生活欲求的某些重要空白，同时巧妙地用他们的价值观于无形之中影响了许多中国人，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痛切关注与重视的。应对的方法只有一个：打造具有我们自己核心价值理念的、为今天的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化精神产品，并且有效地传播给青少年和全社会。《恰》剧在这方面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探索与开拓。

优秀的红色青春偶像剧在体现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领袖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故事中蕴涵的丰富启示，可以自然而然地负载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没有抽象、枯燥的说教味，自然而然地感染、塑造人，特别是感染、塑造青少年。对国家、人民、亲友的爱心、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发愤学习、思考的精神追求……这些，永远是我们社会应该坚持不懈，努力使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奉行的核心价值内核，围绕这种核心价值精神，营造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社会氛围，是主流影视片的责任，也是作为红色青春偶像剧的《恰》剧提供的一条有益、有效的艺术经验。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一部鲜明独特地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学、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开拓一种新的艺术创作理念和创作模式，进而能够极大地开拓一种社会新风尚，张扬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恰》剧播放过程中“低开高走”、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在长期“去英雄化”、“去崇高化”而导致许多人理想空虚、精神匮乏之后，正在重新呼唤人性回归之后崇高理想情操境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氛围。这或许将成为一种新的契机，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动向，这是有严肃精神追求和起码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们所不能不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的。

三、思：红色青春偶像剧的本质是青春励志片

问题一：少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今天，会被认为是一位“问题少年”吗？

问题二：当年的第一师范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一批革命领袖？

第一个问题并非哗众取宠。以少年毛泽东充满叛逆精神的性格行为与个性特征，以他的冲动叛逆、意气用事、严重偏科、屡“炒学校鱿鱼”、作文喜欢喊口号……少年毛泽东若在当下应试教育的学校环境里，恐怕很难不被当作“问题少年”。然而，《恰》剧最令人感动、令人感到亲切、感到震撼之处，在于它生动细腻地表现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和老师们因材施教，培植、磨砺少年毛泽东等可造之才的情形与过程，杨昌济的传道励志、孔昭绶校长的因材施教，袁吉六的沉潜笃实、砥砺文心，方维夏的细心呵护、润物无声，黎锦熙的笃正弘道、新锐勤勉，徐特立的修身持正、务实笃行……无不感人至深，启人深思。

《恰》剧成功的更深一层原因在于，它在以独特的角度处理和开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同时，寻找到了这一历史题材中蕴含的强烈现实意义，并通过出色的艺术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形象地解答了当时的第一师范为何能够培养、产生一大批革命领袖与英才之谜，从而使人深入反思当今中国的教育状况——这是一个万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而当今的教育机制和教师授业、解惑，却很少真正传道，以致学生道德、精神、意志日渐靡弱，重考分而不重立志修身，重书本知识而不知如何做人，不懂立身、处世、为善之道。青少年如何成才，教师如何育才，学校如何保护学生的个性志趣和才情专长不被僵化、板滞的教育机制磨灭、窒息，如何激励学生爱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立志发愤读书，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无法回避、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年的第一师范能够产生一大批英才，不仅是因为少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站在了当时时代的前列，心忧天下，领时代风气之先，组成读书社团等，相互砥砺，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更得益于第一师范的校长、老师们实行了真正的素质教育，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重授业更重传道育人。相形之下，今天大多数学校的所谓素质教育实在是乏善可陈。《恰》剧生动细腻地表现了千里马与伯乐、大我与小我、立志与修身、人格教育与知识传授等一系列教育本质问题的关系，使人对当下中国教育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入反思，通过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深刻表现与开掘，高度契合了现实生活中热点化的社会心理，同时自然平易地、艺术地传达了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恰》剧在主题、内涵、功能和意义上，实质是一部青春励志片。

在信仰缺乏、精神匮乏的今天，应该塑造什么样的青春偶像？红色青春偶像剧中的革命领袖形象怎样才能成为青春偶像？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社会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艺作品能为社会育才起怎样的作用的大问题。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