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理解和阅读城市，需要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始。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记录了城市的社会风俗人文信息及其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传承和发掘城市优秀文化、塑造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与增强市民认同感、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手段。当前，天津文学创作及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天津文学史》的出版，首次绘制了天津文学发展流变的全貌，为天津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塑造、津味文学与城市民俗文化，地域文学的文化精神、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文化共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研讨，以期在文学与城市的视野中探索天津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文学与城市文化形象

闫立飞

文化的繁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天津把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作为当前及今后的一个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一、城市与文学。城市不仅是文学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作家的文学活动大都集中在城市，而且以其内在的特性影响了文学创作，使文学形成某种共性。这一问题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充分的研究，如泰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艺术史为例证明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自然条件与植物生长那么密切。鲁迅从对“京派”与“海派”的批判中论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富丽堂皇，形成了“京派”文学的高雅气派和纯艺术的审美追求；上海作为开埠的商业城市，早经欧风美雨的浸染，形成了“海派”文学的洋场文化气派和求新追异的艺术指向。“京派”、“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的同时，也是城市制约和影响文学创作的典型例证。

城市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城市本身也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乔尼在《梦想之城》一书中说：“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以及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的可能性……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城’，一座‘梦想之城’。”对于老舍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梦想之城”，北京让他怀想和热爱，“我真爱北京，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正是这种热爱激发了老舍创作的欲望，使他写就了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离婚》、《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对于曹禺来说，是天津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雷雨》就是城市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日出》则是对城市印象的艺术抒写，天津使得这两个剧本的“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的地方的情绪”。

城市还是文学创作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泰纳论述巴尔扎克时指出，“他先描写城市，然后描写街道和房屋。他解释房屋的门面，石墙的窟窿，门窗上的构造和木料，柱子的基座，苔藓的颜色，窗栏上的铁锈，门窗上的裂口。他解说房间的分布，壁炉的式样，壁衣的年岁，家具的种类和位置，然后过渡到衣服和用品。”从对城市的分析和表现中，巴尔扎克揭示出巴黎城市的风俗人情及法国的整个社会。被看作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的茅盾的《子夜》开头是上海一个典型地区的全景：“苏州河、黄浦江沿岸的外滩，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茅盾通过对城市的体验和描绘，展示了西方现代性在上海的到来，以及上海城市“洋场”特征，小说的故事就是在对上海的描述与剖析中展开，上海城市构成了小说故事的背景和基本框架，是茅盾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样本。

二、城市形象与文学创作。城市作为影响或制约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文学作品不仅记忆了城市的历史，而且也以想象的方式重构了城市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文本。记忆和想象是文学重塑城市肉身和再造城市形象的主要方式。

城市是城与人的合体。经济、建筑、历史等学科以量化指标、设计规划、人物事件等方式解释和说明城市的过去与现状，可以把丰富的城市内涵用简洁的说明文字进行概括，却无法接触到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的思想所感，无法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市民群体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络气息，却因“只缘身在此山中”，完全属于城市的缘故，无法看清楚城市的形象面貌。老舍指出，“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要看清楚和描述城市形象，必须是生活在城市又能跳出城市、类似于本雅明笔下的“流浪在城市中的波西米亚人”，也即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为审美观照对象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作家以其定居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城市的叙述者与代言人，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不仅深入到城市人的无意识层面，而且也由此把握住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形象内涵。

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契合既是城市魅力吸引的结果，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萧乾谈及北京城市的魅力时说：“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一九四零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为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北京城杂忆·游乐街》）宋安娜在《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一书中谈到了犹太人伊莎贝尔·梅纳德对天津的感情，“她说：‘天津，中国，始终萦绕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无法从我的生命中抹去。’于是，她在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之后，在移民美国多年，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社会之后，却拿起笔来，写她在中国天津的生活。她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梦——犹太人在天津长大》”。天津之所以让伊莎贝尔魂牵梦萦，除了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之外，也与该城市的国际性特征及其文化的开放包容性有关，而这些都构成了天津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