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研究走过了20世纪，“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在文学研究中走向融合，印证了“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然而，在我国当前文学批评中存在不同程度地忽视“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的倾向，或者将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曲解为“庸俗社会学”､“历史决定论”而予以否定，或者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旗帜而陷入历史相对论的泥潭，或者将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割裂乃至截然对立，将其一推崇到极致而否定它者的存在，或者虽说肯定但对其的具体理解､阐释存在各种误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文学研究的盲点和片面性的发生。

关键词:文学 批评 方法论 研究

以“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进行文学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同时这也是我们当前进行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科学的方法论。然而，在我国当前文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忽视“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方法的运用，具体表现为:或者将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曲解为“庸俗社会学”､“政治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而予以否定;或者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旗帜却陷入历史相对论的泥潭;或者将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割裂乃至截然对立，将其一推崇到极致而否定它者的存在;或者虽说肯定但对其阐释存在各种误区，如将“美学的观点”等同于“形式研究”，而把“历史的观点”等同于“内容研究”，或将前者视做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把后者则为文学的“外部研究”;等等。由于不能准确地把握､自觉地运用“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导致文学研究步入误区。

自新时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清算“极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又不断引进､借鉴西方各种文艺理论观点和方法，使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新格局。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由过去片面地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性特征的一端陷入了过分彰显审美性，把“审美性”视做文学的本质规定，以肯定文学的审美特征来解构､否定一切非审美因素的窠臼，由否定以往的政治化文学研究模式走向了纯审美化研究模式，其代价是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内的一切历史方法､历史因素置于文学研究视野之外的“不在场”。

一

从文学研究的嬗变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维度是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参照轴线，是文学活动的平台，理所当然是文学研究的“绝对视域”。

以世界范围看，回顾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文学研究，由片面凸显“社会—政治”维度而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审美特点的研究视角的倾向到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力张扬审美性特征研究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始终漂浮､摇摆于“历史的观点”与“美学的观点”两极之间，难以真正做到二者辩证统一地作为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然而，正是20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形式主义､文本主义等理论所表现出的轻视文学研究中历史维度的自我封闭的局限，才出现了理论界再次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回归历史”的呼声。文学研究的这一嬗变轨迹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作为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并以此反思当前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文学——一种带有审美特质的历史现象和富有历史蕴涵的审美现象，总是与人类的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问题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必然引发我们的思考。在人类意识中，作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时空一体的历史，无始无终，充满神奇的色彩，引起人们无尽的思索和无边的遐想，成为文学活动探寻的对象。当人们反观人类自身时，“历史”便跳入思维视野中，我们试图通过把握历史来了解人类自己。因此，历史维度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轴线。

古希腊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尚未产生，历史与文学浑然一体，后来人们试图在两者之间楚汉划界，于是，文本与背景､文学与历史､真实与虚构等二元对立的范畴并峙，通过界定“文史”之异，将历史作为文学的“背景”(参照系)来进一步说明文学的特点。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亚里斯多德的“文史相异”的观念历经岁月变迁而逐渐积淀成人们意识中颠覆不破的“真理”，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与虚构，甚至与不真实划上了等号，历史以真实为生命，以对个别事件的再现为己任。于是，文学被视为镶嵌于历史“背景”之上，历史是阐释文学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决定文学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的文学观是建立在静态､孤立的共时态研究视角和方法基础上的，将文学与历史相划分，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忽视了在时间流程中历史与文学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引发的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缺少动态的､联系的､历时性的研究，这种只静止无运动，只孤立不联系，只共时少历时的研究所得到的“历史”其实是“非历史”的。

旧历史主义时期以意大利的维柯､法国卢梭､德国赫尔德以及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为代表的时期。思辨历史哲学相信，历史中起作用的是历史进程，历史进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代或以前文化时必须避免一切价值判断。由于历史哲学观决定历史方法，而那个时代的历史哲学观又是历史决定论和客观主义的，于是，反映到文学研究中，同样是历史决定论和客观主义论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学观认为，文学与历史相互分离并且文学产生于历史之中，文学是系列历史和自然力作用的结果，历史对文学具有决定作用，文学不过是对作为“反映对象”——历史——的反映而存在，于是，历史与文学之间便形成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文学的任务就是反映､再现历史的“真实”。

这种文学研究模式虽然注意到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文学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但由于其文学观的“错位”——将文学研究作为了解社会､探究历史的途径和工具，某种程度上忽视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文学变成了历史的“附庸”，实质上取消了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这种只见“历史”不见“文学(审美)”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成为20世纪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靶心。当然，这里的“历史”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的观点”中的“历史”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

自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主流日益趋向形式主义化研究，俄国的形式主义及英美的新批评即为典型代表。他们不约而同地极力倡导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认为“文学性(审美性)”是文学的本质规定，于是，以审美性取代了对历史维度的思考。

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现实的艺术作品，这与作者与接受者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心理无关，文学作品不过是一种构造和游戏。因此，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性(审美性)。他们将文学研究分作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他们过分倡导文学的内部研究，基本上排斥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等种种外在因素。这是对旧历史主义方法的矫枉过正，因而也就丧失了文学研究应有的意义。新批评同样将矛头指向了文学批评中的旧历史主义，他们抛弃文学与作者､读者､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等因素的联系，只注重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维度而忽视历史性维度，其不足是明显的。结构主义文论上承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注重文学文本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并发展到极致，同时，又开启了解构主义那种颇具颠覆意味的解构思想。注重文本“构造”和“关系”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而推衍出来的，并贯串到结构主义文论之中。他们师承皮亚杰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观，认为“结构”具有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性，他们反对印象派一类的主观批评，试图以稳定的结构模式把握文学。巴尔特倡导“零度”写作，而“零度”写作则是对作者主体性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