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俄两国在历史上同为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为了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两国都从多个维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中俄两国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主要涉及制度安排、体制改革、工业化以及科技发展等几个方面,其中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表现。

关键词:俄国;中国;生产力;路径比较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B

从历史上看,中俄两国同为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都面临着振兴民族经济的历史重任。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国都从多个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在对两国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学术界多集中于转型时期两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探讨,很少从历史的角度对两国生产力发展路径进行整体比较。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宏观层面梳理两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对比分析其异同之处。

一、制度安排与生产力发展

(一)社会主义制度曾是两国的共同选择

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制度安排合理就能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无产阶级革命前,俄中两国旧的经济制度和反动政权已经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世纪末的俄国不但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还保留着大量农奴制残余,俄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政治领域中沙皇政府不仅庇护封建制度在经济领域的残余,而且还对人民进行野蛮和残暴地镇压。列宁认为俄国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自下而上地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剥夺大地主的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动政府,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压迫中国人民,那时的社会生产力均被这些反动阶级所控制的落后生产关系和反动政权所束缚。毛泽东认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中国人民要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就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2]。可见,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视为俄中两国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

(二)俄中两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比分析

1.俄中两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相同点。俄中两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有着相同的表现。第一,两国都坚决维护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便展开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消灭了国民经济中的私有成分,最终形成了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大陆私有经济的力量被严重削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并未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二,两国都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要求,俄中两国在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中都竭力贯彻这一原则。列宁认为按劳分配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3],斯大林把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联系在一起,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4]。按劳分配也是新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5]。邓小平肯定了按劳分配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指出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长期性,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6]。

2.俄中两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点。俄中两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实现形式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第一,公有制实现形式不同。俄中两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化程度不同。前苏联形成的是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这一结构形式持续了近50年的时间。我国虽然也确立了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但我国的私营经济却并未被完全消灭,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两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程度也有所不同。前苏联的全民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被严格限制,集体农庄尽管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集体农庄并没有自主权,实为变相的国有制。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在整个公有制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每个社队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有着相当的自主权。第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也不完全相同。前苏联长期坚持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必然要求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与之对应。我国最终确立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分配制度只能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

二、体制改革与生产力发展

(一)原有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俄中两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随着两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原有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缺陷逐步突显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原来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明显减弱。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已下降到几近停顿的程度,其科技水平也要比西方落后15至20年。1983年,安德罗波夫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投入大量资金之后,我们得不到应有效益呢?为什么在生产中掌握科技成就的速度不能令我们感到满意呢?是什么在这里起阻碍作用呢”[7],他认为阻碍前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管理体制问题。

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毛泽东也转入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的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情况下的矛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曾一度对我国三大改造后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在毛泽东初步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将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加大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认为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8]。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俄中两国都将体制改革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比分析

1.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似性。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改革的背景和改革的目标上。第一,相似的改革背景。俄中两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伴随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这一体制逐步转变为俄中两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是大体相同的,俄中两国都积极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相同的改革目标。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俄中的领导人都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调节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有专利。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暴露之后,俄中两国逐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修正原有计划管理体制,并努力推动本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此,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共同目标。

2.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点。俄中两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性质、路径以及方式等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第一,体制改革的性质不同。任何经济体制都是同一定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原先设定的目标发生转向,改革的性质发生变异,最终让位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二,体制改革的路径不同。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将积弊最多的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改革的对象。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关系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财税货币问题开始。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选取农业作为突破口,在农村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才逐步转向城市。第三,体制改革的方式不同。客观来讲,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期,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整体来说是十分谨慎的。后来,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对经济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失去耐心,提出了“加速”改革的口号,前苏联的渐进式改革迅速走上了激进变革的道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紧缩银根,提高税收,实行“无赤字”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了渐进方式,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维护社会稳定中不断推进改革,努力实现改革与社会稳定的统一。

三、工业化道路与生产力发展

(一)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共同选择

经过四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三年的卫国战争,苏俄原本薄弱的工业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列宁深刻感受到,如果不把俄国转到比先前更高的另一种技术基础上,就根本谈不上恢复国民经济,更谈不上社会主义。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电力在生产领域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替代蒸汽力使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列宁敏锐地洞察到物质技术基础的这一变化,他把俄国的经济复兴与电气化紧密联系起来。在列宁的倡议和主持下,苏俄政府集中了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1920 年2 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决议。列宁高度评价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对它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并认为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实现将使俄国“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9]。在列宁电气化构想的基础上,斯大林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领导苏联人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其中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确立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举,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方针。

(二)俄中两国工业化道路的对比分析

1.俄中两国工业化道路的相同点。建国初期,在我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学习前苏联的工业化经验,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11]。既然中国一度选择了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俄中两国的工业化自然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两国工业化都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无论是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还是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苏联,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四面包围之中。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民族独立,俄国急需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大林一改西方国家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路径,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斯大林提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2]。为保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保证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工业化就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这一点必须肯定”[13]。

第二,两国都主张高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斯大林始终将前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前苏联必须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并提出“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4]。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高速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党中央在1957年提出要用十五年时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再次提出了“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

第三,两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十分重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激情。为了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前苏联在全国开展了以突击队为主要形式的竞赛活动,最突出的标志是1935年8月掀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前苏联以年轻的挖煤手斯达汉诺夫为表率,号召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的高潮也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庆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的石油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涌出了一批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优秀创业代表。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将大庆人的经验推广到交通、财贸、文教等多个部门。

2.俄中两国工业化道路的不同点。俄中两国的工业化在统筹兼顾的力度、资金技术来源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两国工业化过程中统筹兼顾的力度有所不同。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有着极其鲜明的军事备战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军事工业是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其他一切建设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重工业的发展。由于照搬前苏联经验,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诸如资金材料供应紧张、农业轻工业生产不稳定、粮食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毛泽东认识到前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中国应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批评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第二,两国工业化的资金技术来源不同。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各国资金、技术和设备严重过剩,前苏联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资金。前苏联的许多新兴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都是由美、德、英、法等国的公司直接帮助建立的。据统计,仅1929年至1933年间,前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工业设备就达15亿卢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国除了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工程外,很少吸收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工业化初期,我国更加重视自力更生的意义,强调依靠国内力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目标。对外开放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之后,中国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力度才不断增强。

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

(一)提高科技水平是发展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只是使俄国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9]。伴随前苏联工业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对科学技术和知识人才的需求就变得更加强烈起来。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体现了其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中国科学水平低下以及工农业不发达的状况,毛泽东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运用程度视为改变中国社会经济面貌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4]。

伴随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蓬勃发展,邓小平认清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6]。在以后的谈话中,邓小平还多次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对比分析

1.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相似性。俄中两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起点和重点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第一,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起点低。从历史上看,俄中两国不但经济落后,而且科学技术匮乏。列宁时期,俄国的教育水平极其低下。据《俄国识字状况》统计,当时的苏俄即使在最发达的欧俄地区,每一千个居民中识字者也只有422人;最落后的西伯利亚地区,每一千个居民中识字者只有134人,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工业化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十分匮乏,严重依赖西方。萨顿在其所著的《西方技术与前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中,以详尽的历史材料论证了西方技术援助对于前苏联经济发展的意义,指出1930-1945年间前苏联的技术几乎全部是从西方国家转移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状况可谓“一穷二白”。正像毛泽东所说,我们能造板凳,能造桌子,还能造纸,可是我们不会造飞机,不会造坦克、大炮、汽车,就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俄中两国就是在这样落后的起点上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的。第二,俄中两国都以重工业科技研发为重点。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服从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为维护民族独立,俄中两国都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俄中两国的科学研究也主要围绕重工业的发展而展开。例如在航空航天、机器制造、化工冶金等方面,两国科学技术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差异性。关于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区别,可以从总体水平、均衡程度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第一,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不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但从数量规模上来看,我国现在仍然赶不上解体前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70%的科技资源。尽管俄罗斯在改革过程中遭遇了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滑坡,但其科技潜力依然巨大。在科技投入水平、科技产出水平以及科技意识等方面,俄罗斯均超过中国。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评估显示,在科教领域,中国的整体水平只有俄罗斯的1/2。第二,俄中两国科技发展的平衡程度不同。尽管俄中两国都曾将重工业领域的科技研究作为科研重点,但中国在强调重点研发的同时兼顾到了科技发展的整体平衡性。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其科学技术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军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重工业技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发展较快,而应用研究、消费工业部门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水平不高。俄罗斯在科技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正好给中俄两国开展科技领域合作提供了契机。第三,俄中两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同。总体来看,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了多种措施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曾反复提出和强调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也曾指出“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4]。与俄国相比,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在拨乱反正以前,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够。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我国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着较多的反复。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1959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又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1961年为知识分子进行了“脱帽加冕”运动,但后来又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直到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我国才对知识分子给予了正确的定位。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2.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3] 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3.

[4]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8,76,373.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6]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1,88.

[7] 宫达非.中国著名学者前苏联剧变新探[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244-245.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0.

[9]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367.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81.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06-707.

[1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1.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00.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51.

(责任编辑:关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