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以界定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与范围，系统梳理了孔子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用调查法考察了不同性别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在教育改革与军事心理学领域，潘渊积极倡导会考制度的改革，并提出了人武教育并行的国民军事心理学理念。

关键词 潘渊；策动心理学；心理发展与教育；会考；军事心理学

分类号 B841引言

近年来，伴随由12个部委联合发起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等抢救性重大工程的开展，以及《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等一批论著的出版，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为了改变辉格式（whiggish）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研究，寻找“失落”的中国心理学先驱变得尤为关键。本文回顾了潘渊及其心理教育思想，旨在还原潘渊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尝试通过介绍其经历与研究工作，管窥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2潘渊其人

潘渊（1892～1974），字企莘，浙江绍兴人，祖籍上虞汤浦，我国现代心理学先驱，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与翻译家。1910年，潘渊毕业于浙江省城官立高等学堂，1916年应考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分配到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当职。1926年，在鲁迅、周作人等的合力推荐下考取官费赴英留学，潘渊先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教育学，一年后转伦敦大学，专攻心理学，师从著名心理学家、英国心理学会主席、因素分析之父Charles Edward Spearman教授以及著名精神分析学家John Carl Flügel教授。1930年7月，潘渊以《情绪和意志之关系：特指享乐论与策动论而言情绪与意志之关系》（The Relation of Feeling and Con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edonic and Hormic Theories）一文获得伦敦大学文学院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加入英国皇家心理学会。随后，潘渊前往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地考察学习，相继拜会Michotte、Pieron、Wallon、Piaget、Claparide、Jung、Bühler、Koffka、Lewin等心理学界宗师（潘渊，1931）。

1931年，潘渊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后，应湖北教育厅长之邀任湖北教育学院教务长、教授，一年后辞职赴京。后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1931～1933）、北京大学（1933～1937）任心理学教授，执教“情绪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从1934年7月开始，潘渊积极响应周先庚、陆志韦的号召，连同樊际昌、陈雪屏等驻京各大学的心理学者每月聚餐一次，讨论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及将来出路等问题，并在1935年11月份的聚餐会上与陆志韦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心理学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西迁，潘渊本意打算将妻儿护送回绍兴上虞老家后奔赴西南。无奈因交通线路被战火破坏，只能驻足留守。直至1939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校长竺可桢报请教育部同意在浙江龙泉筹建浙大龙泉分校，并函邀潘渊赴龙泉任教。为不耽误教学，时已年近半百的潘渊徒步800里，行走15天，出任浙大龙泉分校心理学教授，兼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教授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英文等课程，也是当时龙泉分校唯一的部聘教授（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潘渊继续任教直至解放。解放后，潘渊由马叙伦、马寅初两人推荐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山东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并于1953年12月20日与章益、傅统先等组成中国心理学会济南分会筹委会。1955年，潘渊因年迈体弱回绍定居。但他垂暮之年不废著述，仍多次参加浙江省心理学会年会，发表教育心理学论文多篇，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James的心理学名著《心理学原理》。其间，潘渊还受时任浙江省省长周建人邀请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顾问，编译外文书目，直至1974年逝世。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5年第7期 （总第23期）陈安娜陈巍越中遗珠：潘渊其人及其心理与教育思想略评3潘渊的基础心理学思想

从Aristotle的知、意二分到Kant的知、意、情三分，心理学中对于知、情、意的划分素有其历史。对此，潘渊所持的立场是人的精神生活可以知、意、情进行划分（Pan，1930）。就“知”（认知）而言，潘渊对记忆做出了独到的论述，认为心理学中有关记忆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一个关于“身心”问题的讨论，即有关“心理和客观实在与脑的关系”的讨论。相较于Wundt的构造流派以心身平行论的观点解释心理现象，潘渊则认为记忆是心理和身体在侧重客观实在的基础上相辅相成的一种产物。同样，相较于反对联想主义的机能主义代表James所持的矛盾的记忆观，即一方面主张心理学家在研究记忆的时候应当重视实际材料，抛弃灵魂，而另一方面却又把许多分散的心理作用保持在一个“统一体”中，想要有一个类似人格或灵魂的东西（James，1890）。潘渊（1963）主张记忆是脑的技能，这种技能需由外界刺激引起，并以大脑皮层细胞的可塑性为基础，以此实现对外界事物的头脑反映，即让这些外界事物成为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概言之，相较于Wundt构造派的联想主义和James的机能主义记忆说，潘渊的记忆观强调客观现实的环境作用，看重大脑与身体在将客观实在转换成主观心理时的技能表现。

在对心理做出知、情、意三分划后，连带出另一个困扰心理学界的问题，即意志是由情绪诱发的抑或情绪是由意志诱发的？针对这个问题，McDougall（1908）曾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策动心理学”（hormic psychology）学说：“心理学应注重研究本能、情绪、情操和意志，而过去的心理学过分偏重认知方面，忽略了对情和意的研究，而情意不仅和本能有亲密关系，也是本能奋力追求的目的，激起了的情意活动和认识活动一起构成整体的主动活动”。潘渊（1936f）对此表示了赞同：“在麦独孤之前，研究者对本能的定义只顾及到意的方面，只顾及本能的生物倾向，忽略了“知”和“情”对本能的心理作用。麦独孤对本能的定义，很好地考虑到了知、情、意这三者的心理作用，将本能认作是知、情、意这三者综合作用的产物”。

那么，如何验证麦氏主张的合理性？例如，我们想要某物究竟是因为它们是让人愉悦抑或是因为我们想要它们而使其变得令人愉悦？为了对此问题做出回答，潘渊作了系列实验研究，设置了两个实验组，A组“假设为在试验中所采用之态度（欢迎、不相干和嫌恶）受心理过程之情绪状态（令人快乐之刺激物、令人不快乐之刺激物和中性之刺激物，主要是对听觉、味觉、嗅觉、痛觉、触觉和视觉这些感官的刺激）之影响”，即“情绪决定意志组”；B组的设立是为验证“意志能否追逐情绪，被试在其后究竟可否以相反之意志将情绪唤回”，即“意志决定情绪组”。实验结果如下：第一，对于“令人快乐之刺激物”，当个体持欢迎的意志态度，会增加对刺激的快乐体验，同时隐没刺激产生的不快乐要素并使快乐要素变得明显。但倘若持过度的欢迎态度，快乐体验不增反减。此外，个体若增加对自己身体的注意，以此清晰所持有的欢迎态度，会增加对刺激物的快乐体验，这类特殊动作包括伸手或深呼吸等，其中怀抱动作尤能增加对快乐刺激物的快乐体验。当个体持不相干的意志态度，对刺激物的快乐体验会变为较少快乐甚至中性。当个体持嫌恶的意志态度，快乐的感觉体验有变成不快乐的趋势。第二，对于“中性之刺激物”，欢迎的意志态度一般可使其由中性变成快乐（或多或少）的刺激物。第三，对于“令人不快乐之刺激物”，欢迎的意志态度可压抑、含忍刺激的不快乐因素，或联想唤回刺激物的快乐因素，或采取自虐的意志态度，或通过接近的行为方式，可降低刺激的不快乐因素，或使刺激变为中性甚至可使不快乐刺激物转变为快乐刺激物。最终，潘渊通过十个严格的心理学实验，经过数以千次的统计计算，得出了数十条定律，初步证明：意志能决定、变更并引起情绪，情绪可以停顿意志，但情绪不能变更意志。也就是说，情绪和意志并非是享乐论认为的“我们想要某物是因为它们令人愉悦”，而应该是策动论所认为“某物令人愉悦是因为我们想要它”。此后，Jusmani（1969）持有与潘渊相似的观点。

参照《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中国留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16～1961）》（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07～1962）》（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等史料，潘渊于1930年发表的有关情绪和意志关系的论述极有可能是近代中国心理学留学生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唯一涉及情绪与意志的研究工作（袁同礼，2010）。从某种程度上，潘渊的研究是对McDougall“策动心理学”的系统推进。

4潘渊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思想

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心理学分支学科，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潘渊基于思想史的立场对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界定。在《教育心理学史略》一文中他深刻地指出，“教育心理学本为一种应用心理学，溯考其发展之形迹，虽具系统而有条理的科学史，为时甚短，即在今日尚在形成之中。吉光片羽，东鳞西爪，如研究人类之天性，以应用于教育，本心理学之见地，以讨论学习与教育之方法者，则我国及欧西自古以来之哲贤，也时有意见发表，而此等应用心理学原理于教育，使心理学与教育学发生关系者，均可为教育心理学史之适宜材料，故可谓其虽只有一个短的历史，而有长长的过去。”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在1962年，已经70多岁高龄的潘渊撰写了《孔子教育学说对于教育心理学之贡献》。在潘渊之前，虽也有学者对孔子教育心理学思想予以探究，但相较于前人，潘渊（1964）得出的“二十余条孔子教育心理学思想”更具系统性，对教育者来说更具实用性和现实意义。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就受教育对象而言，在教学之始，教学者需借助强调学习意义的重要性来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在此基础上再对受教者的禀赋、能力、天资做类别判断，并从个体的动机行为考察其个性特征，做到因材施教，但又需有教无类。第二，作为一名教育学者，在教学过程中，需遵循“入门、升堂、入室”三步骤，重次序，先易后难，从已知到未知，把握主次。结合孔子的思想，潘渊认为教育者还可采用思学相结合的教学法和产婆术的诘问法，重启发辅导，避免机械注入。在打开学生“知”的时候可采用提问、复习、测验、访问和参观（环境教学）等方法，当然这只是学习的开始，重点在于当学生的学习认知被打开之后，要将意志和情感渗入其中，即针对学生内在心理的批评、鼓励和自我改造等方式。

除了追溯历史，借助对孔子教育心理学思想实用价值的考证来明确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之外，潘渊进一步指出，若需进一步明确教育心理学的职能和功用，还需对其内容和范围作进一步确定。就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和范围而言，一方面，以教育实践为落脚点，对学生学习所需本性予以探讨；另一方面，以心理学为依据，就有利于学习的原理和原则展开研究。例如，改进学习方法，依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资质高下来选择适宜的教材，以此来促进教学目的的达成。由此，潘渊（1936e）认为可将教育心理学视为一门应用性的心理学分支学科。

在当时的西方心理学界，关于男女两性心理上差异的研究已有历史。相比之下，在教育心理学领域，除了Caldwell和Nowry就西班牙与美国儿童、英国与美国儿童学校课业成绩来研究两性之间的差异外，却鲜见有关“两性在学校成绩上之差异”的研究。为了检验“欧美既有中学女生成绩优于男生之说，而吾国通俗亦有中小学女生成绩优于男生之见解”，潘渊开展了一项关于男女学生学习差异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对472名小学和初高中学生的学科成绩开展了四项调查。调查一：对200名高一和高二学生的7科学科（党义、国文、算学、物理、生物学、历史和英语）成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生的各科成绩均优于男生。调查二：对99名初一学生的3科学科（国文、英文和算学）的月考成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生的三科成绩均优于男生。调查三：对73名小学生的3科（国文、英文和算术）成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生三科（国文、英文和算术）之中有两科（国文和英文）优于男生。调查四：对100名初一学生的3科学科（国文、英文和算学）成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女生的平均英文成绩比男生高7.6分（潘渊，1936g）。由此潘渊（1935）得出，在中小学女生成绩优于男生之说是有据可循的。因此，为了展开更有效的教学，教育者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需考虑到学生的性别个性差异（潘渊，1946a）。当然，潘渊也提出，若要对学习能力的性别差异做较为圆满的研究，需对更多国外的资料做对比研究方可完成。图1潘渊申报的男女学生能力差异研究项目基本信息

在发展心理学方面，受策动心理学的影响，潘渊曾系统考察过本能、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反思了行为主义与比较心理学对此问题的探索，体现出极强的批判意识与理论创新精神。就McDougall所创立的策动心理学而言，作为其核心的本能具有两个特点：侧重于后天性，使其有别于机械性反射；强调先天倾向性，而这个先天倾向性有强大的推动力，使反射、感觉、知觉等都成为达到本能的目的性工具。借McDougall之意，要正确理解本能，应该从知、情、意三个方面来看，每一种本能的动作都包含着对某一客体的认知、对这一客体的情感以及趋向或躲避该事物的意向。这充分体现了McDougall注重身心交互作用的思想，也反映了行为同时具有非决定性和自由性。对此，潘渊（1936f）认为，McDougall之前的一些研究者，在对本能下定义时只顾及到了“意”的方面，只顾及到了本能所借助的生物倾向，忽略了“知”“情”两者对本能的心理作用。McDougall对本能的定义顾及到了知、情、意这三者的心理作用，即认为知、情、意三者是一个统一体，值得推荐。

5潘渊的教育改革与军事心理学思想

虽然我国历代设学教民，但是未有明确宗旨。从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到民国八年教育调查开会决议“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后一个教育宗旨是当时社会新近提出的。潘渊（1936b）认为，新教育宗旨注重健全人格之养成，共和精神之发展。所谓健全人格，不仅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还需顾及快乐的情感和美好的品德。所谓共和国精神，即是发挥平民主义，养成公明自治习惯，这是对注重平民主义的世界潮流的迎合（潘渊，1936b）。当时中国的大患在于民德之堕落，民生之凋敝，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养品，如何救贫，而问题是若遵循“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不免有失轻重缓急，实际上是较为合理的教育宗旨应是以人格教育、实业教育为重心，以美感教育辅之（潘渊，1936c）。

在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先后产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考试思想论争，一是由新文化洪流引起的有关传统考试文化的争论；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围绕前新法考试产生了民国时期第二次论争，对中国教育近代考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发生于三四十年代有关会考、大学毕业总考的讨论。在有关会考的第三次讨论中，潘渊（1934）对民国高中会考选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时的会考制度存在改革的必要性，具体包括：当时的会考科目包括了中学阶段所学的各科（初中13门，高中14门），学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复习这10余种科目，不仅会增加其课业负担，还会出现为了全力应付会考各科目的考试而终止最后一学期功课修毕的问题。这类注重知识记忆的会考制度是科举制度的复活（潘渊，1936d）。潘渊（1936h）进一步指出，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学的很多教职员对各种教学和考试都是一种敷衍的态度，这导致很多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均达不到学业标准。虽然此种现象在当时泛滥，但是政府的督学视察次数又是有限的，因此，如不举行会考，政府将很难掌控每个学校的情况。对国家而言，会考制度的存在可促进教育的发展。而对学生而言，他们正在逐渐步入青年期，此时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情绪不稳定，因此有必要从教育制度上为学生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提供条件，从而使学生获得稳定、良好的品性。

在潘渊看来，毕业会考是教育当局对于当时教育病症的一剂猛烈的救济药，但有很强的副作用，绝不可常服。因此，对于会考制度，既要认识到统考对传承文化、统一程度、督学励才等方面的作用，也要看到统一考试带来的弊端，改革者需对这两点做综合考虑后方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即在保留会考制度主体的基础上，对会考规程稍作修改（潘渊，1934）。

除此以外，潘渊（1940）对军事心理学也进行过系统的反思。他指出，中国古代不乏谈及军事心理的著作，甚至科举试题也常涉及军事部署，而这些著作和试题的核心莫过于利用对敌人所怀的同仇之心理来激励士气，争取主动。事实上，用兵之本应归于仁义，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爱其民。因此，在人才选拔的时候，清朝早就实现了八旗子弟准与汉人一体应试，应试科目是文科兼武科，这是统治者由重文轻武转向文武并重的体现；民国时期，为防止军人成为全国之特种阶级，教育部采用军国民教育；对于未来新中国，则应发展文武合一之教育，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6结语

蒸汽机的出现一直被奉为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的标志。然而，遗憾的是，之于蒸汽机，绝大部分的科技史教材中言必称James Watt。这种辉格式的科学史论调背后所掩蔽的事实是：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数学家Hero of Alexandria就提出了现代蒸汽机的雏形——汽转球（Aeolipile）；大约1679年，法国工程师Papin在其发明的蒸煮器的基础上制成了第一台带活塞的蒸汽机；继Papin之后，1698年英国军事工程师Savery又发明了蒸汽泵；1712年，英国工程师纽可门完成了对蒸汽机的改进；之后，才是Watt在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辉格式的科学史论的危害在于以一种“一言蔽之”与“成王败寇”的粗暴模式解读历史，使得研究者及公众无法系统把握某个科学问题、科学发现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此，著名历史学家Peter Strearns在批判以辉格史为代表的旧历史观，进而为一种彻底的时代精神历史观进行辩护时语出惊人：“当少女初潮来临的历史和君王朝代的历史被看得同样重要时，我们‘新历史’的目标就达到了。”

作为科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也未能摆脱此种流弊，近年来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其中部分“功成名就”心理学家及其工作的重复介绍。这种过分的移时（anachronic）史观不仅割裂了中国与世界近现代心理学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潜在地曲解了心理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恶果之一便是中国当下的心理学研究无法从自身过往积淀中获取足够的资源来形成自身的风格。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洋回国的心理学先驱，潘渊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学术共同体创建、西方心理学思想传播与本土化实践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梳理潘渊生平及其代表性工作，揭开“失落”的中国心理学先驱的神秘面纱，有助于我们洞悉到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诞生过程中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与欧美心理学发展运动遥相呼应，一起构成了丰富的世界心理学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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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Yuen： The Man and His Thought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CHEN Anna1， CHEN Wei2（1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Shaoxing 312000，China）（2 School of Education，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hange Whiggish model of study of the Chinese psychology history， it is important to looking for the “lost” China psychology pioneers. Pan Yuan i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27 to 1930， he carried out experiments on verify the relation of feeling and conation as his PhD proje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 Charles Edward Spearman and Prof John Carl Flügel.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became one of the 34 originators of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CPS） in 1936. In the field of basic psychology， Pan Yuan proposed that conation can change and cause feeling as McDougalls hormic psychology suggested by the series experiment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he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instin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rmic psych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he not only did a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psychology of Confucius thought， but also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form， he proposed that reform of examination system must keep its principal part.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psychology， he proposed that we especiall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nlighten the peoples humanistic spirit.Key words： Pan Yuan； Hormic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Unified Examination； Military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