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波浪式前进,在市场竞争中螺旋式上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同时,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各种批评、质疑之声从未间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国企改革的第一二阶段,部分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悖论”说,认为国企改革虽然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企业效益却下降了,形成了生产率上升而效益下降的悖论,他们提出克服悖论的解决之道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种声音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前后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和全球性的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有些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有企业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经过改革脱困3年攻坚,扭转了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国有经济的这种快速发展和显著变化,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尤其是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性崛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良好的发挥,使“中国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然而,各种质疑和批评之声并没有平息,“国进民退”、“央企凶猛”的批评之声一时间又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与运行效率的显著提高,主要是搭上经济全球化便车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结果。

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究竟是靠什么实现集体崛起、做大做强的呢?弄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评价国企改革,而且事关国企改革方向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耍不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国策大政,因此很有必要。

在探索和遵循世界国有经济发展规律中做大做强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虽然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但并非是瞎碰乱撞的,而是在全面研究和汲取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探索世界国有经济发展规律中前进的。如果说国企在改革中的集体崛起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无疑是对的;但如果把国企集体崛起说成是碰巧或侥幸赶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则未免与事实不符、使之片面和武断。

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是世界性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既是求解这一世界课题或者难题的组成部分,又为世界求解这一课题或难题作出了独特贡献。比如,世界银行用两年半时间对“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现象”作专题研究后认为:“重庆的作法具有创新性,重庆的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参考价值,可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益借鉴。”重庆的“八大投”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的结合,以灵活的市场化运作,在市场中有进有退。2009年,重庆国有资产总量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5倍,总量在全国排第四。而2002年重庆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排在第19位。在直辖时,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26%,2009年则增长到了60%;同时,在国有总资产中,非公股权占比达到了38.6%,这说明重庆不仅“国进”了,“民也进了”,双方是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

事实上,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非常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也十分重视总结和借鉴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力求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国有资本经营运作中博采众家之长,探索并遵循其中的共性或规律性,以增强我国国有企业活力、增强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控制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理论探索上,一大批专家学者通过国内外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实践成败得失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治理提供国际比较视角,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启发思路,为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目标和途径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等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金存撰写的专著《破解难题——世界国有企业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起源、发展、改革及其趋向等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研究,通过不同类型国家各种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实证案例的比较分析,以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对国有企业的起源与发展、国有企业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国有企业的职能与配置、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世界国有企业的发展趋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国际比较、中国国有资产战略重组途径的构想,以及国有企业管理的一般特征、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及其比较、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监督和考核、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变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演化趋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中国国有资本经营机制框架和中国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等等话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解答,对为什么国有企业只生不死的现象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何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融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国有企业在哪些部门应该继续发展在哪些部门应该退出、怎样走出国有企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误区、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有无解决的可能等国内外关注的热重难点问题,作了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独创性回答。其在考察古今中外国有企业的起源和发展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24个现象和结论,其在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19个现象和结论,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具有相当高的吻合度。这一方面反映了规律的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是在探索并遵循世界国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中前进的。

试举其中几个结论加以分析。王金存认为:现代国有企业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社会属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起作用,但国有经济的规模和配置,从总体上,特别是从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还是由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地位虽然在下降,但国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部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比重下降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或领域需要政府带头发展。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永远不会完结和消失。因此,从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中得出国有企业普遍无前途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王金存认为:各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存在的种种矛盾,有一个普遍的、根本性的原因,即国有资本的特殊性,这表现为所有者的代表性,经营目标的广泛性、经营责任的虚拟性等。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的变革,实质上都是在克服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带来的弊端。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把国有资本真正作为一种资本来经营,那么,国有资本作为一种组合或聚合就与民间的股份资本没有什么区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