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升得好!”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侮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

然而，西方列强不愿承认新中国，更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方崛起，他们操纵联合国剥夺了我国的合法席位。1950年，美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门口。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同时对我国采取了全面的封锁。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浴血奋战，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现代战争的世界级对抗。1953年春天，美国又把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运到了与中国仅一海之隔的日本冲绳岛上。两年后，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明美国的态度，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把装上核弹头的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又进行了多次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先进的导弹技术和核威慑，成为当时美国在中国领导人眼前晃来晃去的王牌，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在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

在对如何化解危机的思考中，从来不信邪、从来不低头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想起了祖宗留下来的一句老话，“以毒攻毒”。于是如何掌握原子能惊人的力量，让导弹技术成为反威慑的和平力量，成为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的领袖们最急迫实现的理想。中国反对原子弹，中国不怕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的领袖们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威胁之下，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被动地位。毛泽东曾诙谐地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他更深刻地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我们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党和国家高瞻远瞩，果断决定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和喷气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专门听取了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意见。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不久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届时请他们带上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和操作表演。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人员将铀矿石标本和探测铀矿石的探测器带到会上，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操作表演。当听到探测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坐在他的身旁，一边介绍情况，一边提醒李四光、刘杰、钱三强，重点地方应该汇报得详细一些。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向到会的人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上，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后，毛泽东和科学家一起吃饭，餐桌上，一生极少沾酒的毛泽东，此时却端起了一杯红葡萄酒。他的祝酒辞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这是一次对中国核事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也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于是，1955年1月15日，便成为新中国核事业创建的起点。

人民领袖的眼光是长远的，思考是缜密的。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此，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的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年春，国家组织全国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即《12年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57项重点任务。其中特别强调发展原子能、火箭和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等新兴技术。原子能、导弹被列为规划中重中之重的任务，核工业首次成为新中国宏大经济建设时期的第一要务。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豪迈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当时，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二机部九局（核武器研究院的前身）刚刚诞生，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氢弹也才有几年的历史，可是党中央高瞻远瞩、审视度势，果断地提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国家的富强昌盛，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继核事业创建后，中国的导弹事业也开始起步。1956年4月，周恩来听取了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关于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在周恩来总理的组织谋划下，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聂荣臻任主任，统一领导实施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主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工作，负责领导我国导弹和航空事业的发展建设。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聂荣臻代表航委提出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筹建这两个机构，在聂荣臻的具体组织下，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利用了两座疗养院、一所医院的旧址，从有关部门抽调了30多名技术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就是我国最早建立导弹技术的骨干力量。

1956年10月8日，也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归国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毫无疑问，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了受人欺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抗争的公开宣言，也是新中国命运的唯一选择。

不久，国防部五局合并到五院。国防部五院的任务属国家级机密——研制当时技术先进、威慑力大的导弹。原因很简单，中国需要和平，而和平需要武器的呵护。每个国家为了民族的生存，都会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军事领域，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恩来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质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它就是一个软骨动物。

“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是核事业和导弹事业创建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充分证明中国非常希望在尖端国防科技上得到世界先进国家的帮助，同时也证明，中国也非常明白并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谁也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汇聚到了宏伟的两大事业中。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的组织，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小型试验性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和平利用，又探索原子弹的研制途径。在紧锣密鼓的工作中，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接收旧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后，把分散在各地、仅有的10位从事原子核科学的高级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并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个被称为“老母鸡”的地方，以后陆续派生出了一系列的核科学研究机构，走出了诸如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彭桓武、陈能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事业高水平的领跑者。在国防部五院，由任新民、庄逢甘、屠守锷、梁守、李乃暨、梁思礼等科学家领衔，逐步建立了总体设计、空气动力、结构强度、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等十个研究室，以后又建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战术导弹。

在这个使命沉重、任务艰巨、布满荆棘的领域里，近百位专家以骄人的业绩在中国两院院士的名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新民、王希季、孙家栋、赵九章……他们和千千万万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奉献者一起，拉开了中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大写春秋的舞台帷幕。

从此之后，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核技术方面，我们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从空中爆炸到地下试验，从航弹到核弹头小型化，大幅度提高了核武器的性能和技术水平；在导弹技术方面，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近程到中程到中远程再到洲际，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发射再到水下发射，从两弹分别试验到两弹结合试验；在航天技术方面，从比较简单的科学实验卫星到技术密集、系统复杂的各种应用卫星，从低轨道到高轨道再到地球同步轨道，从卫星回收到载人飞船，从陆地到海洋精密、准确的航天测控系统，从无人航天器到一人一天、多人多天的载人航天飞行……

“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