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 “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1907年 5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0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物理系。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实验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和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亲历，逐渐使他成熟起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却遭反动政府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深感义愤填膺。他找叶企孙倾诉时承蒙启迪：“归根结底是因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若我们像汉朝、唐朝那样先进强大，谁敢欺侮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顶。他发奋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他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战乱中在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1959年他在苏联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他毫不犹豫表态：“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毅然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对此，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靶场的每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他告别家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車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身为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及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试爆前，已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时他流出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先后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为此，人们称他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他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赤诚奇迹般地化解了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渊博专业知识、丰富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弯路，进度很快。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诊断内爆过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继续勇攀高峰求新创造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兆电子伏、29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