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其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中国的艺术文化起源于先民对于生活的解读，起源于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以美的符号形式表达出来，这些形式遍布于各种生活用具以及装饰纹样之中，成为了反映它们思想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些形象各异的装饰图纹是人们表达寓意，抒发对于自然崇拜的形式与精神，也是人们高度提炼和概括艺术的一种表现。其中原始图腾纹样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它通过夸张、大胆的概括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于精神和意识的种高度寄托和崇拜。

关键词：原始图腾;巫术;象征符号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文化形式通过艺术等方式传达，而艺术源于先民对于生活的解读，生活包括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从而以特殊的象征符号表达，这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开始的标志。当时社会意识的具体形态内容形式已模糊不清，但通过原始时期器物所附纹饰，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按照艺术起源学说，人类自从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时就开始产生艺术。因为人们在制造合符功利目的的工具的同时，就注重符合他们当时的审美需求，为审美而创造的物品就是艺术品。而形象各异的装饰图文就包含了其主观意识（如对自身情感的抒发和对客观自然现象的崇拜之情）。高度提炼和概括形成巫术礼仪图腾符号。这些艺术形式覆盖在生活器物以及纹样装饰中，蕴含当时先民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如丁村人的石器略有具体形状，山顶洞人的石骨器不仅初具规矩而且具有装饰意味。功能以及外形结构都有了进步发展。由此看出，丁村人的石器合规律性和目的性已有体现，而山顶洞人的石骨器出现“装饰性”用品。两者在性质上出现跨度，前者内容形式是客观现实的，在劳动生产创造过程中，是物质生产的产物，是对社会生活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幻想的，“装饰”是客观意识在主观能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精神加工、主观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将思想意识凝冻在“装饰品”上的物态化活动。社会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固前者物化加工生产行为与繁衍生息，种族繁殖共同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基于前者并反作用于前者，其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红粉的行为，不仅是对醒目的红色的本能生理反应.而且拥有了社会性质的巫术礼仪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先民的幻想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它（红色）抒发的不只是客观意识本能的表达，而且其中渗透了、储存了特殊的观念意义。在对象一方，自然客观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特殊感受）已经积淀了主观的幻想、体会。也就是说，区别于社会生产过程，原始先民的意识形态活动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原始审美“艺术”，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二者辅车唇齿，没有出现独立分化。原始巫术礼仪活动蕴藏艺术审美。图腾信奉的焦点为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相关成员，崇拜并视为本氏族的象征标志和保护神。它是保佑一个氏族发展方心未艾，繁衍生息而来的。图腾崇拜在原始社会中起着社会群体和血缘群体的团结、社会组织的相互识别等作用。可以说图腾是一种精神领域上的寄托，因而用来做象征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于不可复现的年代中。其详实的形态内容和形式很难证实。“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像，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神话，传奇，传说”这类素材反映或象征原始人们的想像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有助于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艺术审美的发展过程。《山海经》中女娲，伏羲两位身上集中凝聚和停留了百万年时间距离的原始人类历史。其两位可代表最早期的远古文化，传递远古先民思想意识。《山海经》中的描写对象，神人大都是“人首马身”“鸟身人面”，“人面蛇身”出现最为频繁，更突出。闻一多《伏羲考》中总结得出：人面蛇身（或龙身）在北、西、南均甚多，唯东较少。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某些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竹书纪年》道，属于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与上述《山海经》相当符合，都是龙蛇为主。

从烛阴、女娲到“最早的龙是有角的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甲骨金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字样，产生于远古时期却延绵至今，生命力量之强大，长久吸引人们尊崇、遐想的神怪形象和神奇传说，它可以作为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形态的代表。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是中国东方集团的另一图腾符号。鸟图腾是东方集团所顶礼崇拜的对象却仍可肯定。关于鸟图腾的文献材料，更为丰富而确定。如：

凤，神鸟也。天老日，凤之象也：鸿前慶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说文》）与“蛇身人面”一样，“人面鸟身”、“五彩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在《山海经》中亦多见。郭沫若指出：“玄鸟就是凤凰”。如“龙”是蛇的夸张、增补和神化，“凤”也是某种鸟的异化形态。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主观意识能动的幻想的对象，是观念上的产物和巫术礼仪的图腾。“龙”“凤”可作为远古社会的代表性图腾，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当然，除了龙、凤这些熟知的图腾以外，在其他氏族中也延续了对原始图腾崇拜。比如云南纳西族的“七星披肩”是蛙图腾崇拜;彝族服饰上的绣虎斑纹是虎圖腾崇拜;傣族崇拜大象，则于织锦上织大象图案。蝴蝶、蜜蜂、马樱花等，都是远古图腾的对象。“龙凤”也许是中华文明时代来临之际，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华大地上飘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参考文献：

[1]、海通.何星亮《图腾崇拜》[M].广 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页

[2]、李福顺，《中国美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 页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6 页

作者简介：夏慧文（1996.3）女，学生，山西大同人，硕士学位，太原理工大学，研究方向：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