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官书局系统出现于同治中兴的“右文政策”格局中。身为中国近代传统刻书体系中的一抹余晖，官书局沾染的官方意识形态于其编印、发行活动中呈现充分，并据此跨越了清季末期至民国初期两段时间。辛亥鼎革后，它们未必不曾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过认知重组，试图进行过版角色的转变，参与民国出版产业的竞争纠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以湖北官书局为例，从具体细节对晚清官书局整体系统进行分析解读。

[关键词] 官书局 湖北官书局 崇文书局 近代出版转型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1-0115-06

Study on the Carving Activities of Hubei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

Zhu Lin Wu Yonggu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Official ideology accompanied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through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made a role perception and tried to have a role chang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combines historical documents， at the same time takes Hubei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above chang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in details.

[Key words]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Hubei Official Publishing House Chongwe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ing transition in modern China

清同治六年（1867年），是太平天國起义结束的第三年。这一年，湖北官书局成立了。日后，它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清末“四大官书局”之一的身份，存在于中国近代刻书体系中。

官书局设局之前，清代刻书体系于私刻与坊刻之外的官刻一环，始终执掌于中央。武英殿的刻书，一直以官方刻书的唯一所在示人。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以在各辖省内主动设立官书局的方式，打破了这一维系了两百多年之久的官刻刻书体制。

1 官书局的成立及其意识形态特点

寡存不多的历史文献里，为官书局的设立描绘了一幅焦虑不宁的前戏。同治六年（1867年），任职学政的鲍源深在奏请同治帝刊刻书籍颁发各学的折上道：“江苏等省自遭兵燹以后，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1]非独有偶，“滇省自遭兵燹，不惟学中书籍荡然无存，即民间藏书之家，转徙频年，均多毁失”[2]；武汉作为清军与太平军的主战场之一，“咸丰辛亥至丙辰，其间陷贼者三，旁郡属邑，亦旋复旋陷，非一次一时”[3]。李鸿章在《设局刊书折》中上书同治帝时怀揣的心情，也陷进了彼时常见的忡忡忧愁中：“惟楚省三次失陷，遭乱最深。士族藏书散亡殆尽，各处书板全毁，坊肆无从购求。”[4]“自遭黄巾乱，板籍成灰尘”，“四海觅善本，买书忘家贫”[5]的哀叹，构成了读书人的求知常态。

这种哀诉，汇成了清末中兴者在官书局设局奏折与书信来往中的常见论调。哀诉声不惟悼念官方的书院、民间的藏书，在兵燹中毁于一旦的灰烬命运；更加隐动着的则是面对以书院、藏书为表征的文教体制的崩塌，振臂呼求“振兴道统”的心情。

这个心情很急迫。鲍源深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书时，不留情面道：“各省自遭兵燹，十室九空，十余年来，民气未复。”太平天国所经各省，兵燹频仍，山河破碎，书荒政废，江河日下。这股裹挟在封建宗法制度被太平军战马驰泄狼藉浪潮中的书荒，将以文治维系道统的自救前途撩拨得严峻又急迫。这个时候，官书局出现在同治中兴的“右文政策”格局里。

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云：“官书之风，开自朝廷……红羊之后[6]，各省官书局先后创立。”王汉章《刊印总述》中也说：“官刻之书，自曾文正金陵设局以后，浙、粤、鄂等七省官书局踵兴。”[7]1864年，曾国藩将坐镇安庆时期的官书局雏形迁址南京，设立金陵书局[8]。以此发端，浙、鄂、湘、赣、川、粤等省执政者，相继奏请设局刊书。

1864年天京陷落后，鄂省自兵燹中甫一喘息，即刻马不停蹄将自身投入到修复宗法、重建文教的洪流中。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清政府重振儒学的“右文政策”格局里，动议设立官书局。不久，胡病逝，设立一事延至同治六年（1867年）由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李瀚章奏设，终于实施。湖北省立官书处经理黄嗣艾在《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一文对此有明确记述：“当初议开设书局，动自胡文忠公，而湘乡曾文正公赞之，曾忠襄公渐行之，至李文忠公实业其事。”“考官书处初名官书局。清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候补街正觉寺内开设。合肥李文忠公方为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奏派候补道平湖张炳堃、补用道金华胡凤丹经理之。”[9]其动议、践行、管理、刊刻的行为背后，站立和涌动着的中兴名臣将相以及他们身上扑面而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政务需求，是湖北官书局作为清末官书局一分子最为普遍也最为显著的特征。

作为官方刻书机构，在书目牌记上，湖北官书局除留名“湖北官书局”外，也常以湖北官书处、崇文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楚北崇文书局、鄂城崇文书局、湖北书局、武昌书局、武昌官书处、湖北善后总局、湖北抚署、鄂垣藩署、藩署、湖北藩司、湖北通志局、鄂局等名号自署。这些署名，也正是其附丽道统、佐理文教生涯最为生动的总结。

服务于文治道统，活跃于儒教纲常的秩序中，形成了官书局以经史子集的刊刻为圭臬之奉的图书选题特点，这是湖北官书局作为清政府文教机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同治初元，同治帝曾面向群臣要求“着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10]。看来刊刻过往儒林书籍，恢复书籍流通，并广为流布，此求甚迫。李鸿章上陈湖北官书局刊书的奏折，对此有更为直露的表白：“此次设局刊书，只可先其所急。除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为童蒙肄习之书，业经刊刻颁行各学外，伏思《钦定七经》《御批通鉴》集经史之大成，尤为士林圭臬。其余《说文》、《文选》、牧令、政治等书，亦皆切于日用。节经访觅善本，次第開雕。”[11]“先其所急”之下，湖北官书局的刊刻活动，步履甫一迈出，便肩负重构政伦纲常、宗法制度和文治生态的使命。湖北官书局首刻《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钦定七经》《御批通鉴辑览》等书，续刊《说文》《文选》《资治通鉴》《百子全书》和《正觉楼丛刻》[12] 28种，为士子排忧解难，疏解书荒。又于纲纪废弛之际，刊刻维护宗法文制的《皇朝祭器乐舞录》《大清会典》《礼记》《仪礼》等书；再为教化民心人伦，刊印了《湖北节义录》《古列女传》《孝经》等经籍。

“先其所急”的“急”在被急迫心情驱动下的刻印书潮渐渐缓和的同时，有关天文、水利、农厄救灾等佐事生产的图书，也并行出现于湖北官书局的刻印工坊里。《御制万象考成》、《荆楚修疏指要》（包括《修防事宜》《水道参考》两部分）、《长江图说》《鄂省丁漕水利合编》（将之前刊刻的《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图记亦汇录其中），以及《钦定康济录》《荒政辑要》《捕蝗要诀》《警监正则》等政务实业类书籍，是当时比较突出的图书选题。从中不难体会清帝国除了在精神层面被予一击外，关乎农桑经济和民众果腹的问题，也是其深受困扰的并重命题。三遭兵祸的湖北，将自己于现实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焦虑，在刻书的版图上留下了诚实清澈的投射。

湖北官书局37年生命历程中所刻的300余种书中，经、史类书达于60余种。所刻板片于数量上虽然无法比拟广雅书局和浙江书局，在图书选题尤其经部和子部图书的种类上，则胜于品种多元，如上所述，常别有风致。其中经部的《小学钩沉》即30多种，后世称之为“百子之刻”的子部《子书百家》丛书占100种，二者皆属小种；牧令农桑书外，小学书有50多种，医学书有20多种，皆为他局所不及。这种境况，常常带给后任书局经理黄嗣艾“初时民间购读官本者，门无停轨”销售效果的遥想。

黄嗣艾的遥想，当然带有某种时间距离的美感。事实上于起初阶段，包括湖北官书局在内的官书局系统，并不以销售盈利作为自己的题中之意。当时，“地方……亟应振兴文教。士子有志读书而载辑难于购觅，其何以资购买而惠艺林”。在“振兴文教”和“惠艺林”的动机求索下，朝堂要求各地方“重刊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为童蒙肄业之资。其余访觅善本，次第开雕”；浙江、江宁、苏州、湖北又“公议合刻二十四史，颁发各学书院，并准书贾随时刷印，以广流传”[13]。同治帝又专门下旨“着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14]。 可见，创立伊始，在解决书荒上使用的最为直接的办法便是直捣黄龙的“广为流传”。“广为流传”的实现，则拜惠于官书局于出版活动中的低廉定价和渠道多元的发行上。具备荒谬属性的是，这两种方式也是构成官书局系统局限性的根本所在。

2 官书局的刻印发行系统及其面临的出版阈限压力

官书局的资金筹措，多来自政府的拨款，奉行绅督官佐的管理体制。四大书局合刻《二十四史》时，李鸿章曾不无训诫地明示：“一切经费酌提本省开款动用，勿使稍有靡费。”[15]强调杜绝靡费，既是对战后款目的珍惜，也是对自财政抠唆出来用作“闲款”之用的一种警戒。从中透露这笔款项并不具备稳定性，在资金运行链条的持续性上更是存在隐忧。

在发行流通上的去商业化，对这股隐忧具有很好的说明。辖管云南的杜瑞卿曾在奏折中表示：“臣前服官湘南，稔知鄂省设局最久，刊书较多。其地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为浩繁”，“当经会商督臣学臣率同司道悉心参酌，谨将钦定经史，御选诗文，以及有益身心、有关经济等书先开数十种，檄饬湖北催饷委员就近购觅。去后，兹据该委员按单购就，交给便员带解到滇。臣复将随带书籍酌捐数十种。当即公同检阅，分发两书院存储，藉资讲习。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仍尊旧例，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务使边鄙士风蒸蒸日上。”[16] 这句话透露了官书局的其中两种发行方式。

其一，咨取。清雍乾年间，朝廷常将武英殿所刊书籍颁至各省书院，亦准督抚购买十三经、廿四史等书颁发各学。不难看出，仿此之例，局本设立后其所出之书，已然成为本省各级学校的基本藏书。比杜瑞卿更好的例子，发生在南京的劝学官书局。同治十年（1871年），江南盐巡道孙衣言以“江宁士子寒畯者，多难于得书”，上书同治道：“请于总督曾文正公取江宁、江苏、浙江、湖北四书局新刊经籍，每部四分，藏于惜阴书院，凡本籍士子得诣书院借读，事领于官而簿钥、出纳则绅士掌之。”事后，湖北官书局所献书目如下：《钦定明鉴》《康济录》《御制人臣儆心录》《大轮请雨经》《圣谕广训直解》、仿宋本《仪礼》、张氏惠言《仪礼图》、仿抚州本《礼记郑注》《春秋左传杜氏集解》、仿卢氏本《经典释文》、桂氏馥《说文义证》、仿王氏本《史记》、仿明道本《国语》、仿郯川姚氏本《国策》《陆侍御年谱》《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五种遗规》《手札撮要》《庸吏庸言》《读律心得》《实政录》《文庙祀位》《丁祭谱》《祭器乐舞录》《荒政辑要》《救荒补遗》《近思录集注》《小学集解》《读书分年日程》《双节堂庸训》《名法指掌》《捕蝗要诀》《除螨八要》、仿鄱阳胡氏本《文选》（《劝学官书局（节录）》，《续纂江宁府志》卷六《实政》）[17]。

庞大的书目以捐献的方式发行，除却义务颁发书院之外，还包括对边远地区官书局的免费输送。边远书局和常以作刻书样本、校勘底本为咨取目的，报请朝廷转发局书。如陶模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要求调书备览的奏折，从其题名“《奏为甘肃书籍缺乏拟恳圣恩准臣咨取各处局官书免其缴值以惠士林恭折》”中即可查之此意。另外，每书刻成，上缴翰林院、国子监二处也成官书局分内例务。最有趣的说明，在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增曲阜衍圣公府一处的索取案例。衍圣公府因火灾导致旧藏书籍、图录焚毁一空后，其督事王懿荣即上疏光绪道：“除以初印精椠一份解送翰林院敬备皇上取进御览，一份解交国子监充备肄业生传习外，可否饬下各直省督抚有书局者，无论新旧诸刻本，亦以一份解交山东巡抚，转行曲阜作为恩施衍圣公孔令贻敬谨储藏，以为诵法之资，遇有新刻陆续咨解。”[18]上缴本的纸张、装潢皆比较讲究。刘坤一在寄左宗棠函中谈到：“金陵、苏门、维扬、章口各局官书，业经檄饬， 务选上色纸张 ， 订送敝署，以便汇交转运局，解赴国子监验收。另二处当亦相同。”[19]

以咨取與捐献为主的流通方式以外，杜瑞卿的奏折也传达出在发行方式上官书局面临的另外一种常态，即“仍尊旧例，听坊间印售”。以放任和鼓励的态度听闻坊间印售，而且“仍尊旧例”，可见这种发行方式已是不成文的旧例。以此推论，不难看出其销售的极大收入，落入的是坊刻商人之囊。

当然，官书局的这种咨取和放任翻版的发行方式，对接的是早期“以广流传”的焦虑心态。渐渐缓和后，在市场售卖的经营方式上也投入了相应的精力。各局多数在省城设店售书，以定价低廉的方式“以广流传”。为销量考量，所刻之书多用不同纸张，如连史、赛连、毛边印刷；又按装订、不装订，十二裁、八裁、六裁，规定不同的价格，以应付不同的购买需求。各局间也互相沟通，并和各地主要书店、学堂挂钩，互相代办业务。这以设在济南城内后宰门的山东书局最为突出，从售书目录可见，其门售书籍达一千多种，同种书籍又有不同版本可供选择，如诸经合刻本就有广东书局仿武英殿本，江西、湖南、苏州的阮元校勘本。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注重贩卖的时刻，多半卖出的是新学书籍，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的转型期内更是如此。这就不得不牵扯官书局系统于新时代鼎革后，在新旧交织的阈限性空间内，进行出版转型的问题。

3 官书局的新学转向与内生属性的纠葛

1900年，湖北官书局在这一年连续刊刻了《地势学》《湖北武学》《体操法》《七密里九毛瑟快枪图说》等多种军事书籍。如果说湖北官书局此前的刊刻内容，以重构政伦纲常、宗法制度和文治生态为绝对的使命，指向于民族内里的精神肌理；那么在世纪之交这个关键节点，其刻印活动无疑又同国际风云情势与民族自强的心理建立起了莫大的牵扯。此前与此后，湖北官书局亦曾不间断地刊印了包括地理、数学、财政、军事、心理、技术等方面在内的多种新学书籍，如《最新自然地理学》《算草丛存》《重译财政学》《军械图说》《行军测绘学》《打靶通法》《初等心理学》《浮桥工程学》《电报新编》等。湖北官书局的新学书目予人表象上的蒸蒸日上之感，造成这种转向具备某种持续而稳固性质的错觉；一旦进入与其所处同一时空的文教机构的交叉研究，会发现这种认知不过是种误读。

湖北官书局新学图书刊印的时间节点，几乎被张之洞督鄂的时间区间网罗殆尽。张之洞督鄂期间办理洋务，常自叹“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20]的人才之绌。在重塑受教者的知识结构，培植适应洋务需要的人才构成的诉求宰制下，张之洞奏请废弃八股，兴新式学校，推行教育改制、兴办文化设施。讲求“患弱而练兵”，“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张之洞，创办了很多新学文教机构：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办了新型书院——两湖书院，设置经、史、理、文、算、经济、舆地、兵法、格致、体操等课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先后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分设英、法、德、俄四种语言课）和武备学堂。规定“专置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训令之下，出自湖北武备学堂编译之手的《湖北武学》（包括体操、打靶通法、快枪图说、护队集要、地势学、步队、马队、炮队战法、雷火图说、修路学略、军械图说、枪法图解、侦察要略、造桥图说等20种），便交由湖北官书局刊印[21]。同样出自张之洞首倡的湖北舆图局，其绘制编纂的舆地图书，如《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20册）、《清一统地舆图》（12册）、《光绪湖北舆地》（4册）、《长江全图》（5册）、《鄂省全图》（1张）、《武汉城镇合图》（1张）等，也悉数交付湖北官书局刊印。

此时此刻的湖北官书局刊刻书目上，自然增加了很多新学的身影。同湖北武备学堂和湖北舆图局的刊刻合作，确实为湖北官书局的印刻行为增添了不一样的时代特征。书目上的内容革新，也似乎传达出其自我功能更嬗的信息。宏观上，作为行使文教功能的职能部门，湖北官书局与同处教育系统的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相辅相成，实现了出版链条上环环相扣的配合；微观上发人深省处则在于，这一时期的湖北官书局，似乎丢掉了独立的姿态。除却上述二例，最典型的在于张之洞为洋务之便，将翻译出版西书作为时务之急，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延聘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搜罗西书，分十二门类，并请两湖书院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衡芳翻译、编纂，通过湖北官书陆续汇齐付印的例证。湖北官书局之于新学的出版，多半行使的是刻与印的功能，于图书内容的选题策划与编纂组稿上，几乎丧失了发言权与能动性。比之于创办之初于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内容上集选题、编纂、刊刻、发行于一身的全权性的积极作为，在时代转型时期，湖北官书局即便也投入到这一洪流之中，但是却明显陷入被动的状态。

这同其创设之初和衍续始终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的知识构成单一化，具有不言自明的关联。甚至在萌芽时期，传布官方精神与主流意识，便根植为其内生的绝对使命。这种保守的文化守制，使其一旦脱离一元化的认知环境，在多元并进的文化生态中，会迅速遭遇时代的淘汰。

有意思的是，最早一批对官书局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无意间为此做了注解。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春天，鉴于“那里（官书局）印行的书，既合实用，价又低廉，含有普及性；可惜没有人替它做广告，所以一般青年就没法问津了”的缘故，顾颉刚“怂恿”其燕大的学生朱士嘉汇编了一部《官书局书目汇编》。作为最早一批研究官书局的人，于此之际，朱士嘉的研究资料已经获取不易。资料的不易得，同官书局于民国渐行日暮的命运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醒目的“一般青年就没法问津了”句，更加直观地挑明了“官书局已经被遗忘”的事实。1930年，其笔下“创始于同治，极胜于光绪，及至鼎革，摧残过半，民八以来，却因提倡国故，交了次好运”的官书局，“已没有公私款项的補助了”，于是“倒闭的倒闭，归并的归并（例如，江楚淮南的并入江南官书局）”[22]。

至于市场上败落的原因，朱则认为“他们（官书局）一收到书钱，要完全解给省库；所以购书的人，必须先把‘其书价并寄费交足，方能照寄’。这样不迁就买客的店铺，生意就很冷落了”[23]。销售上的不灵活，从湖北官书局自定购书章程上流露得更加清晰：“购书如需夹板，每副大洋三角，包裹及挑力，归买主付给”；“如欲购之书，适值售罄，而汇款已到，當伺续印装订后照寄。倘不能候，将款寄还亦可；但寄费由购书人担负”……此外，“书籍出门，概不退换”[24]。这种拘谨的销售态度，无疑来自于“一收到书钱，要完全解给省库”方面的资金投入上的压力。此外，技术和选题的冲击，也为官书局于民国时期的生存增添了踽踽独行的孤寂感，常常生发出被淘汰的臆想。在雕版印刷式微、新的印刷技术蒸蒸日上之际，湖北官书处（局）经理黄嗣艾曾就此表述了自己的悲观心情：“虽然今之人皆以为书局不可废矣，其所以必不可废者，徒使摩挲此版片间无以发扬，……则不近于废之也几何。又徒恃铅堑之精良，无一学人宝贵之典则，入而览之者神游海市，矜奇骇异，不切日用乎则近于不废而废也几何，嗣艾窃有惧焉。”[25]

4 官书局系统于新式出版业态下的民国命运

多面夹击之下，官书局的命运终于积重难返。辛亥鼎革以后，官书局陆续停雕，多改办为各省立图书馆，改变经营模式，演变成商业化的印书机构，褪去其官办性质。如广雅书局归并到广州图书馆，后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太原的浚文书局于1935年改成山西书局；在济南的皇华书局改为山东书局；南京的江南书局、扬州的淮南书局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苏州的江苏书局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杭州的浙江书局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等，不一而足。

同上述官书局不同的是，武昌的湖北官书局入民国后，曾改名为湖北官书处，至撤销为止，始终在官办体制内存活。1911年，武昌辛亥首义之际，清军驻于湖北官书局所在地的正觉寺内，书局成为军储所。驻军用书和版片烧火做饭，损失不小。1912年，革命政府建立，无暇顾及书局。王汉章《刊印总述》云：“民国成立，军事频年，戎马倥偬，鲜暇及此。且自军兴以后，原有各省设立之官书局，在减政裁并方策之下，纷纷停办。”[26]此间湖北官书局亦基本处于半停办状态。1925年，湖北官书局改为湖北省立官书处，由汉阳人黄嗣艾任官书处经理。官书处处址由武昌候补街（崇府山南）正觉寺迁至武昌巡道岭（今武昌胭脂路附近）。黄嗣艾仅“就寺内余藏”“方谋刻补”，“更商请”购置家藏本，欲苦心经营一番[27]。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省教育厅派员保管官书处，月发保管费120元。翌年方始复业。1928年，湖北官书处奉省政府令，从杨承禧家提取《湖北通志》版片94架，筹措资金进行整理，于1930年印行了100部。1936年6月8日，湖北官书处（局）撤销。其版片75467块、书籍10186部移交湖北省图书馆，局址改为湖北省图书馆崇文书局保管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于1953年9月，经中南文化局批准，将省图书馆所藏之原湖北官书局所刻各书复本286种、3169部、11516册，分别赠予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个省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和武汉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图书馆及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南文化局资料室；原湖北官书局精雕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图书版片，作为贵重文物存于湖北省博物馆中。

朱士嘉在描述官书局性质与功能时，一语中的道：“我们不要忘记，它确是一位传布文化，普及教育的无名英雄；少数珍藏秘笈，经它一来，便可人手一册了；通常‘纸贵洛阳’的，经它一来，便‘均价从廉’了。而且，那里的书籍，都经过通人达士的校勘；讲起版本来，也很可靠。”[28]这的确是对包括湖北官书局在内的清末官书局系统，朴素又中肯的评价。

注 释

[1]鲍源深.穆宗为鲍源深奏请饬刊刻书籍颁发各学折论内阁.见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〇二）

[2][16]杜瑞卿.杜瑞卿折.见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六年

[3]胡凤丹.湖北节义录序.见退补斋文存

[4][11][15]李鸿章.设局刊书折.见钦定周官义疏卷首

[5]胡凤丹.辛巳暮春生日自讼.见退补斋诗存二编

[6]此指太平天国洪秀全与杨秀清之乱。

[7][26]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361

[8]1863年，镇压太平军的湘军首领、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刊刻《王船山遗书》，在安庆首创官书局。次年，清军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将官书局迁至南京，定名金陵书局（光绪初年，改名江南书局）。

[9][25][27]黄嗣艾.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见湖北公藏版刻提要

[10][14]清穆宗.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〇二）

[12]《正觉楼丛刻》，系由时任湖北总督李瀚章与在事诸公所搜集古书28种刊成。由于书局设于正觉寺，寺内有楼名正觉，故名《正觉楼丛刻》。

[13]湖北官书局刻书情形及四省合刻二十四史事.见清朝续文献通考之卷一〇一学校考

[17]孔毅.清代官书局刻书述略[J].文献，1992（1）：

[18][19]转引自汪家熔.清末地方官书局[J].图书馆杂志，1990（1&2）

[20]张之洞.张文襄公治鄂记

[21]此书印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清政府兵部拟开兵学馆，专门索取《湖北武学》等作为课本之用。

[22][23][28]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引言[C]//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2-3

[24]湖北官书处购书章程

（收稿日期：2016-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