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地理专业的“外行”学者关注地理问题，一方面可充分实现地理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可将社会问题说得更完整、更透彻。用美国地图专家蒙莫尼尔的话说，应进一步把各类社会人文问题用地图表现。缺乏地理学意识的研究，总会留下遗憾。比如曾读过一本写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历史的书，重要的时间过程、人物作为都谈了，但就是不讲当时的“校园”是什么样子，它有多大，有哪些新式楼房等等。要知道，京师大学堂不像后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建在空旷的郊外，而是在密集的老城区里“拱”出片片空间，其中定有许多拆迁改建的麻烦。在这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空间过程里，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含量很大，可惜作者把它们给放过了。今天，人们只知老北大的红楼，却不知尚存的其他多座灰楼，以及尚存的北大老墙。说实话，许多人，包括很多深怀北大情结的校友，对京师大学堂、老北大的了解，还是很抽象的。

所说“外行”对地理问题的关注，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如方志的方法，铺陈大量地理知识；另一种是像战略家一样，分析地理形势，左有什么，右有什么，前有什么，后有什么，然后论说地利。这种知识铺陈与战略地理论说，古已有之，均未及现代地理学的要义，不算难得。难得的是要在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层面上，对地理知识本身做批判性（即地理知识论的）考察，或对所探讨的社会问题做空间形态、空间关联性分析。能够这样做的，几年前看到过张承志的革新地理叙述主体的努力，还有，就是最近所见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一书。

“对于欧洲思想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中的这种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融合在一个共同体中的现象，构成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挑战。为了回避这一‘窘境’，就有必要对于中国另加表述。”（51页）作者试图寻找与欧洲思想模式不同的另一种国家观，因而运用了“区域”这个概念。

区域是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地理学概念。关于区域概念的使用，有专题区域，或称单项要素区域，如文化区、经济区、行政区等。汪晖在区域前不放任何形容词，只称区域，这就更具有地理学原本的味道。因为，区域的综合性才是地理学独自在意的问题。文化区，人类学家也在研究；经济区，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而综合人文区域，只有地理学研究。

综合性，是地理学的不可丧失的本性。十九世纪，在现代科学分支因“分”而纷纷诞生的时候，地理学却坚持“合”。地理学的现代化，其实是合入相关新式科学分支（气象学、生物学、地质学）而成的，因为地理学要处理的是异质事物的关联性（例如气候—生物—地貌之间的关联性），而其他学科则专攻同质事物。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区域，而区域乃是具有多质内涵的复合体。

当时，有的地理学家将区域比喻为一个有机体，以表明它是一件自在的事物，但另一些地理学家反对这个比喻，指出，有机体的起源是单元的，而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可能是多元的。有人比喻说，在一个原始区域内建设现代工厂是可以的，但在海星（有机体）体内植入一段骨骼则根本不行。这项讨论显示，区域的复杂性、多元性不容修正。

区域，由多种异质要素（纵向及横向的）依照某种关联性结为一种具有特性的结构体系，这一特性可称为空间性。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索娅（Soja）指出：“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在一个复杂社会进程中相互交织，这个进程创造了一系列不断发展的空间性，创造了社会生活的空间—时间结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的大型运动，而且为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赋予形态。”“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它在定义或逻辑上的等价物，而是作为它的具体化，它的形态构成。”（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678页引）

在自然地理学里有综合自然地理，是学科基础，即着眼于自然界异质事物的复杂的关联性。相对来说，在人文社会地理学中，尚未听说有综合社会地理学的说法。这说明在社会科学中，分项研究容易入手，即使是通史、总论，也是分别设章。现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虽然打通学科的努力到处可以看到，而打通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类项的努力则仍需加油。我们希望看到每项社会事物的空间本质（包括方位，但不仅仅是方位），这是事物必然存在的一种属性。将诸类社会问题与地理学打通，不仅仅是将它们与自然环境挂钩，还要触及它们各自的空间性、各种空间的关联性等，比如周振鹤等对政区与文化区的关联性的考察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一批社会科学家汇聚一处，推出对于城市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出版了《文化背景中的城市》（The Cities in Cultural Context）一书。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阿格钮（J. Agnew）在序言中强调说，他们所做的是跨学科研究，而不仅仅是多学科研究。对一特定对象做多学科研究，可能还是各干各的，而跨学科则讲究彼此打通。像城市问题一样（城市也是一个区域），各类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只能在跨学科中显现。

同样是各类社会问题的现实性，也需要在区域性（空间性）中显现。 “‘区域’既不同于民族—国家，也不同于族群，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这一范畴包含着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演变。”（101页）

中国是区域—国家，不是单一民族的、单一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主体”（105页），对应着：中国是一个区域主体。“人民主体原则”（104页），即区域主体原则。中国这个区域，是一个跨体系（不仅是多体系）的区域，由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融合而成。

在次一级的层面上，民族区域自治概念中的“区域”概念也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区域的概念超越了种族、族群以及宗教等范畴，同时又将这些范畴融合在自然、人文和传统的混杂空间里。“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包含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91页）在这种情况下，总做“解构”研究，中国就没有了。

关于中国的区域结构，传统的地理叙述多为政区结构。在中国社会，政区意识格外深入人心，古代一批批反复编纂的政区方志，向一代代中国人浇灌政区意识（美国不大见分县地图）。对中国人而言，政区是具有多重关联意义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观念，在历史叙述中，在当代生活中，都有深刻影响力。高层政区，对应着封疆大吏的显赫身份（地级以上是高干），而基层政区，是百姓“家乡”认同的常用关键词（同县即同乡）。政区体系常常是国家空间结构叙述的重要着眼点，也是现在确认国家领土的重要依据。

自秦朝以来，政区是一项成功的国家建构体系，强大、稳定，极深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发展。政区体系是王朝时代地理叙述的主流，许多历史地理文献，都是以政区叙述为核心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若没有可靠的政区知识，会一团混乱，故邓广铭先生将政区知识视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之一。政区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但重要性并不等于唯一性。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也对应着空间形态的复杂性。

因为中国人太重视政区，施坚雅不满地说：“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显著。”“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施坚雅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提出经济区、经济层级的概念。“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152页引）这些区域、层级，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安排”，而是自下而上自然地形成的。施坚雅的层级理论参考了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

施坚雅要寻找出那些不是由政府安排规划的，而是在漫长历史中进化的更为自然的区域。“这一区域主义的方法隐含着一种自然演化的秩序观，它将由政府所规定的、作为行政单位的区域视为一种不能真实反映区域关系的安排和规划。”（153页）施坚雅的空间分析法发展为施坚雅学派，在美国中国史研究中产生了划时代影响，刘东先生的研究生陈倩对此做有系统深入的考察（见其博士论文：《文明对话中的施坚雅模式——区域中国或文化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八年版）。我前几年参加哈佛大学主持的中国历史GIS的工作会议，施坚雅是该项目学术委员之一，会上他介绍自己关于王朝晚期山东地区的研究。山东的政区只有三四级，但他对于城镇体系的考察，竟分别出九个层级。

当然，如果要完全甩掉中国的政区，也会出现偏颇。“我们也看到了施坚雅在政府安排与社会演化的二元论中所展开的中国叙述的局限。将区域视为自然的，而将国家及其规划视为人为的，这一对区域与国家的界定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与区域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将它们视为相互对立的范畴，而不是相互参照和相互渗透的范畴，有时反而会模糊了区域形成的多重动力。”（158页）社会自然区与政区的关系是辩证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领域内，其关系同样不是均质的。

社会自然演化区域，是行政区“安排”的重要依据，但这个问题在边疆地带则具有特殊性。在边疆地区，自然区域特征更为明显，其政治属性也与中原的郡县不同。另外，注意到边疆的区域性，十分重要。边疆从不是线，今天的国境线只是标志，是最后确认的形式，不是原本的实质，原本的实质在区域，边疆是一种区域结构，其内部同样具有复杂性。国境线是简单事实，而真正的边疆是复杂事实。在这一方面可参考拉铁摩尔的研究。

当年，谭其骧先生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逐渐总结出处理古代中国的范围的原则（见《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代疆域》，载氏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年版，3—22页）。他明确提出：“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长水粹编》，4页）也就是说，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的政区范围。

“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长水粹编》，4页），因为“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长水粹编》，5页）。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将清代中期的统管范围作为“中国”的标准疆域，不仅具有近代现实的实际意义，也最接近在传统观念上一个高层的区域——中国的范围。这个范围即古人所称的“天下”、“四海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天下”，不是物理的天下，而是王朝的天下，包括政区、边地的共同体。中国的王朝（dynasty）与王国（state）的概念不同，当王朝不用作时代概念的时候，它是指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虽然它的统治者只是一个皇帝家族，但在皇权——这个现实权威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象征，即天命、天道、圣王之道等等。这类权威所对应的正是“天下”。在具体的政区之上，还有神州、海内等更加神圣的大秩序。

古代中国人很早便有一个超越现实政区的“国家性世界观”，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跨体系的大区（用汪晖的术语）。在这个范围内，尽管政治区域频繁变化，甚至几度分立政权，但这个范围基本上是稳定的。例如，在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所编纂的重要地理著作，依然是按照“天下”的整体范围来进行叙述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有一个超越性的、广大的文化—政治地理范围，这个地理范围始终处于文化关怀与政治关怀之内。

在这个大范围之内，随着历史的曲折发展，内部融合的力量不断加强。到了近代，另一种外部力量出现，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几乎是全方位的压力，压出了一个中国防御圈。终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中国的疆域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随之诞生。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汪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33.00元)